1. 《曾文正公奏稿》，第九卷，第 83—84頁。
聲明此前軍費將續作兩案報銷，而實際上卻遲遲不動，直到同治三年六月，再沒有報銷過一次。戶部亦深知此種報銷辦法脫離實際，即使發現收支不符之處，也無法向這些“功臣”們追賠。因而在對太平軍的戰爭基本結束之後上奏清廷，請求變通報銷辦法：同治三年六月後軍費報銷仍照例辦理，同治三年六月前軍費收支免其造冊，隻須彙集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即可。這就使曾國藩如釋重負，除一再感謝皇恩外，於同治四年十一月在安徽省城安慶設立報銷總局，將鹹豐三年九月至同治四年五月共 11年間自己經手的湘軍軍費收支共分五案報銷，先後兩次向清廷奏明。李興銳等人為此忙碌三年之久，直到同治七年十一月始完成任務，報銷局亦隨即撤銷。這時曾國藩已在兩個月前接到調任直隸總督的命令，上奏《湘軍第五案報銷折》的第二天，就由江寧啟程北上赴任去了。
金陵報銷總局設於同治七年十一月，由江寧、江蘇兩布政使主持，王延長、石楷參與其事，其主要任務是造冊報銷同治四年閏五月至同治五年底參加剿撚的湘、淮各軍的軍費收支。其辦理報銷的辦法是曾國藩與李鴻章共同商量的，並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奏報湘軍第五案報銷時聲明：此案造冊報銷，仍沿用以前的辦法，但造銀兩數，不造勇丁花名冊。該局所辦軍費報銷總額近一千萬兩，同治九年二月即完成任務，花費時間僅有一年左右，與以往的速度相比，已高出數倍。當曾國藩出奏這一報銷折時，尚在直隸總督任上，直到這年閏十月曾國藩才返回兩江總督任。其報銷年限截止於曾國藩退出剿撚戰場之前，而實際上則直到同治七年六月剿撚戰爭才最後結束。故該報銷局做完第一案報銷之後，還應繼續做報銷工作，隻是未見曾國藩續奏，何時撤銷亦不得而知。
自鹹豐三年九月曾國藩開始自籌糧餉至同治八年正月北征糧台改名軍需總局，前後近 15年間為曾國藩辦理糧台、報銷等務的人員主要有：陶壽玉、褚汝航、成名標、夏鑾、李瀚章、鄭德基、吳坤修、胡嘉垣、左菊農、裕麟、厲雲官、夏廷樾、胡大任、甘晉、劉世墀、陳源豫、張秉鈞、黎福疇、鄧仁堃、劉於潯、胡心庠、丁應南、張韶南、張同生、何敦五、卜宗銓、丁藹士、王澧、李興銳、莫祥芝、胡雲衢、魏棟、鄧爾昌、淩蔭庭、閻煒、曹禹門、鄒壽章、
郭國屏、程仲庠、沈葆楨、雷維翰、隋藏珠、王延長、王必達、李作士、劉曾撰、李桓、範泰亨、孫長紱、洪汝奎、潘兆奎、向師棣、姚鑲、徐長怡、高列三、潘文質、王積懋、楊文會、陳鼐、李鴻裔、吳世熊、錢鼎銘、李宗羲、萬啟琛、
潘鴻壽、陳長吉、梅啟照、潘敬、江忠浚、徐堂賡、郭占彪、彭嘉玉、孫衣言、張兆棟、何璟、石楷、秦豫基、廖獻廷、葉寶樹、曹炯、曾廣驥、李清華、林長春、馬丕慶、林源恩、梅煦庵、彭山屺、普承堯、喻吉三、黃鳴珂、魏瀛、周繼芬、吳廷球、易光濟、餘鋆、李宗涑、王浩、楊恩植、林周培、賀宗瀾。
曾國藩為了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以改善軍隊的裝備，籌建近代海軍，還相繼建立了一些具有管理、訓練、科研、製造、教育、出版等職能的機構，主要有安慶內軍械所、金陵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及附其名下的造船廠、翻譯館、駐美中國留學生局、預備學校。
安慶內軍械所設於鹹豐十一年冬，起初僅製造新式槍炮，次年開始試製輪船，同治二年十月造成木殼小火輪一艘，取名“黃鵠”號。該所由著名科學家徐壽主持，著名科學家和鑄炮專家華蘅芳、吳嘉善、龔之棠、徐建寅等人都參加了輪船試製工作。此前不久，在美國學習多年的容閎歸國，並經人介紹聘入曾國藩幕府，曾國藩遂派他赴美購買機器，準備擇地建立新廠，試製規模更大、技術更先進的輪船。同治三年九月曾國藩由安慶移駐江寧，內軍械所也隨之遷去，更名金陵軍械所。同治四年五月，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等奉調赴滬，參加江南製造局的建廠工作，金陵軍械所亦於此時並入李鴻章的金陵製造局。
江南製造局是同治四年五月由曾國藩和李鴻章二人共同創辦的，容閎自
美國購買的機器也隨之運到，並入其中。江南製造局開始隻製造新式槍、炮、
火藥，同治六年四月，曾國藩奏準撥款在江南製造局內增設船廠，專司輪船
試製工作，並決定將江南製造局由虹口遷往城南高昌廟，擇地興工，建立新廠。
徐壽、華蘅芳等人參加了新廠的建立和機器安裝工作，為新廠的建成做出很
大貢獻。江南製造局成立以來，大政方針由曾、李商定，具體管理工作初由
上海道丁日昌全麵負責，同治四年十月丁日昌遷兩淮鹽運使，該局的管理工
作即改由追隨曾國藩多年的幕僚、新任上海道馮焌光接任。馮焌光初時信誓
旦旦，頗有獻身機器局之意。其後貪冒瀆職，幾乎引起周圍所有人員的不滿，社會輿論亦為之嘩然，矛頭直指曾國藩。曾國藩迫於無奈，隻好於同治十年二月委派李興銳駐局清查賬目，接替馮焌光主持江南製造局局務。李興銳在局十餘年，規模幾經擴充，技術設備也不斷改進。曾國藩是力主自己試造輪船的，在他主持下先後造成大小輪船五艘。李鴻章獨掌大權之後，江南製造局造船速度愈來愈慢，最後完全停止了造船業務，專司修理工作。
翻譯館屬於江南製造局的一部分，設於同治七年，館舍與遷址後的新廠一起建成。同治八年上海同文館並入翻譯館，並招收 14歲以上少年入館學習外國語文。開始隻有英語、法語二班，後又增添日語班和俄語班。在館中從事翻譯工作的主要有英國人傅蘭雅、偉烈亞力和美國人林樂知、瑪高溫。新廠建成後技術工作全由洋人把持，徐壽、華蘅芳也來到翻譯館，同傅蘭雅等人一起從事翻譯工作。翻譯館不僅具有科研和教育職能，同時也是出版機構，十年中翻譯、出版科學技術和有關軍事及製造工藝的西洋書籍近百種，對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起了一定作用。
除上述諸項之外，曾國藩還賦予江南製造局以訓練輪船管理和駕駛人才的功能。曾國藩製造輪船的目的是為了使用，兵輪用於作戰，商輪用於運輸。他為了解決新造輪船的管理使用問題，並為將來建立外海輪船水師，即近代海軍艦隊準備管理和駕駛人才，於同治九年九月將吳大廷由福州船政局專折奏調江南製造局，令其專門負責新造輪船的操練工作，其效果究竟如何尚未可知。不過曾國藩在奏折中曾詳細談論培養海軍人才之難，並親自觀看吳大廷在吳淞口外指揮“操江”等三輪進行操練活動，大約是見其訓練不甚得法，技術水平太低，才決心派中國少年專門赴美學習的。
駐美中國留學局又稱留學事務所，同治十年七月在上海設立，次年帶留學生赴美。為了更好地培養軍政、船政和其他科學技術人才，曾國藩還接受容閎、丁日昌等人的建議，於同治十年會同李鴻章奏準，派中國少年赴美學習，並委派陳蘭彬、容閎分任正、副監督，另派翻譯一人、教習二人，在上海設立駐美中國留學局，製定章程，具體辦理留美學生的招生及在美學習工
作。另於上海設預備學校一所，委劉瀚清為校長 1，令留學生於出國之前，先入校學習中西文字一年，以適應國外學習生活之需要。這件事雖然半途而廢【同治十一年 (1872)出國，至光緒七年 (1881)全部撤回】，但在中國教育史上
還是具有一定意義的。
先後為曾國藩經辦近代軍工、科技的人員主要有丁日昌、馮焌光、李興
銳、陳蘭彬、劉瀚清、張斯桂、容閎、徐壽、華蘅芳、丁傑、龔之棠、吳嘉善、
徐建寅、吳大廷、葉緒東、容雲甫、曾蘭生。
曾國藩幕僚中還有一些確知其在幕中，而現知機構難於歸屬或職事不明
的人員，主要有：陳斌、曾開驥、張葆、萬方田、胡升祺、楊樸庵、王福、
楊名聲、楊鎮南、張吟、史連成、黃吟台、周子瑜、魯秋航、薛芳亭、徐子苓、
劉小粵、曹光漢、孫芳、張燮昭、褚景錩、桂正華、成振堂、計崇、楊宗彝。
幕僚與人才
曾國藩的幕府有兩個職能，一為治事，一為育人。治事，即如前述，凡一切與軍政有關的事務，諸如參謀機要、起草文件、審理案件、籌辦糧餉、興辦軍工科技等，統統在幕府辦理，由幕僚完成。育人，則有計劃、有目的地儲備和培養人才。講儲備則曾國藩用人如流水，其幕府恰是儲備人才之庫；論育人則曾國藩猶如嚴師教弟子，其幕府即為讀書、習練之所。曾國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則凡具一技之長、一處出色者即廣為延攬，多多益善，唯恐有所遺漏；用之欲慎，則使用之時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麵對眾多的人才，要做到用之不誤，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僅要察言觀色，還要試之以事、驗之以效。於是曾國藩的幕府就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理想之地：對各種人才先是廣為搜求，延之幕府，繼則精心培養，細心觀察，待對其了解較深、確有把握時，再根據實際需要，量才取用，委
1.容閎稱預備學校校長為劉開成。但據其所述經曆，當為劉瀚清。劉瀚清字開生，與“開成”字音甚近，幾經翻譯，極易混淆。見容閎《西學東漸記》，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92頁。
以地方之責。曾國藩的這套培養人才、使用人才的方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本人自以為百無一失，世人亦多推其有知人之明，倘無如此龐大之幕府，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在人才問題上，曾國藩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與方針。他認為，宇宙萬物皆由氣組成，而聖人與常人的區別，即在於先天氣質與後天習染的不同：“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流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發累。 ”“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 ?複性而已矣。 ”1他又認為，社會風氣的形成、國家的興衰、事業的成敗，都是由少數人決定的：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 ?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此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 2縱觀當今之世，英俄外伺，
”“粵撚內擾，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恐難挽回時局也。”3而這些人才從何處得來呢 ?他認為，“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4“大約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5，故人才之有無全靠當權者之發現、培養及使用得當。鑒於這種認識，曾國藩對人才的識拔培養極為重視。早在鹹豐登極之初，即專就用人一事上疏陳言，提
1. 《曾文正公書劄》，第一卷，第 9—10頁。
2.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簡稱《曾文正公文集》)，第二卷，第 2頁。
3. 《曾文正公書劄》，第七卷，第 36頁。
4.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5.《曾文正公書劄》，第十八卷，第 43頁。
出培養和使用人才的三個環節：“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1所謂轉移之道，即風氣的樹立，借以引導人才，使之照當權者的需要發展；所謂培養之方，即教誨、甄別、保舉、超擢數端；所謂考察之法，即詢事、考言二事。曾國藩提出借奏折考核人才，將平時的考核與三年一次的京察結合起來。
曾國藩從軍以來，尤其在擔任兩江總督之後，百事叢集，愈感人才之匱乏，而對人才的聚集、培養、選拔、使用問題亦愈加急切。曾國藩經常與人討論人才問題，虛心體察自己在用人問題上的不足之處。當他發現自己不如胡林翼對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願投奔胡林翼而不願跟他做事時，立即改弦更張，翻然悔過，與之展開一場廣攬人才的競爭。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
“汪梅村洵積學之士，廉卿亦精勵可畏。台端如高山大澤，魚龍寶藏薈萃其中，不覺令人生妒也。 ”2每到一地，曾國藩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剿撚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 ”“本部堂久曆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 ”“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乎 ?” 3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 ”4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他還由此總結出一套求才的原則和切實可行的辦法：“求才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
1.《曾文正公奏稿》，第一卷，第 7頁。
2. 《曾文正公書劄》，第八卷，第 24頁。
3.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以下簡稱《曾文正公雜著》)，第三卷，第 38頁。
4. 《曾文正公書劄》，第三十二卷，第 25頁。
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1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其闒冗者，雖至親密友，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2“刻
不宜久留，。同時自強自礪，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借此微誠，少補於拙”3。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曾國藩對人才的使用極為謹慎。他認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與用人二端。而他生當封建社會末期，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難”，維護舊製度，基本上無“立法”之責，而其事業之成敗利鈍，也就主要在於用人得當與否，故稱“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著力之處” 4。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當而僨事，曾國藩對人總是反複測試、考察。據說，每有赴軍營投效者，曾國藩先發給少量薪資以安其心，然後親自接見，一一觀察：有膽氣血性者令其領兵打仗，膽小謹慎者令其籌辦糧餉，文學優長者辦理文案，講習性理者采訪忠義，學問淵博者校勘書籍。在幕中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使用，感到了解較深、確有把握時，再根據具體情況保以官職，委以重任。
在取才標準上，曾國藩因受理學的影響，雖口稱德才“不可偏重”，但在實際上則往往偏重於德。他認為德為本，才為用，二者關係不可倒置。“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又說：“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 ”5從這一觀念出發，他根據各自德、才的長短，將人區別為近於愚人者與近於小人者，官氣較多者與鄉氣較多者，高明者與卑瑣者，並從而決定自己的取舍與對策。他說：“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
1.《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二卷，第 23頁。
2.《曾文正公家書》，鹹豐八年四月初九日。
3.《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一卷，第 40頁。
4. 同上，第九卷，第 22頁。
5.《曾文正公雜著》，第四卷，第 31頁。
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1又說：“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生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他認為，“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2還說：“高明者好顧體麵，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卑瑣者本無遠誌，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他認為，對這兩種人應分別采取兩種不同的策略。對前者以獎勵為主，“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對於後者則以懲戒為主，嚴加管束，“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 ”3總之，曾國藩喜用新人，喜用士人，喜用鄉氣之人，喜用有德或好德上進之人，究其原因隻有一條，那就是在他心目中，德比才遠為重要。
他的這種思想在有的場合表達得更為明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 ”4這裏所言四條，除“多條理”一條屬“才”的方麵之外，其餘都是對“德”的要求。隻是對於所列三條，曾國藩亦並未平均看待，而是分別輕重不同對待。他認為，“多大言”尚屬個人修養問題，經教育、引導，有的人可以改變，而官氣太重則無可救藥。他在給李元度的信中說：“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醇，真意蕩然。”故“湘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所在必斥。 ”5他
1.《曾文正公雜著》，第四卷，第 31頁。。
2. 《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二卷，第 23頁。
3.同上，第十三卷，第 2—3頁，
4. 《曾文正公批牘》，第二卷，第 14頁。
5.《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二卷，第 4頁。
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又說：“文士之自命過高、立論過亢，幾成通病。 ”“然天分高者，亦可引之一變而至道。如羅山、璞山、希庵皆極高亢後乃漸歸平實。即餘昔年亦失之高亢，近日稍就平實。”還說：“大抵天下無完全無間之人才，亦無完全無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 ”1這說明曾國藩用人並不求全責備，因為那樣做並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正像他自己總結的那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苟於嶢嶢者過於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幸全。”2
曾國藩愛才如癖，用人亦極有經驗，但仍感用人之不易。同治三年春，他在一封家書中曾頗有感慨地說：“惟用人極難，聽言亦殊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處，方寸中有一定權衡。 ”3這裏所說的“一定權衡”，就是將上述用人標準牢記在心，堅定不移。大概這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經驗。不過由於他用人偏重於德，總不免有遺漏人才之事。故左宗棠用人反其道而行之，專用曾國藩遺棄的人才而成就大功，遂致函譏諷其“喜綜核而尚庸才”。4對於這種批評，曾國藩雖然當時不肯認賬，但到了老年也漸漸感到自己用人的弊病，同治十年他在一篇讀書筆記中稱：“雖有良藥，苟不適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 ”“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餘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5不過這畢竟是次要的。總的來看，曾國藩的人才思想與用人政策是得當的。否則，他不會取得事業上的成功，一生與他爭長論短的左宗棠，也不會在他去世之後書贈“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6的挽聯，以為蓋棺之論。
曾國藩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他認為“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7，人才的取得全靠自己收集與培養。故他將求才之道總
1.《曾文正公家書》，鹹豐十年八月十二日。
2.《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三卷，第 22頁。
3.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三年正月十七日。
4.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二卷，第 1頁。
5.《曾文正公雜著》，第四卷，第 34頁。
6.《曾國藩年譜》附二，第 63頁，嶽麓書社版。
7.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結為“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1四條與“訪察、教化、督責” 2三條，內容大同小異，都把人才的培養放在重要地位。曾國藩雖靠科舉考試登上仕途，但他深悉這種製度的弊病，認為它誤人子弟，不能培養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他在給曾國華的一封家信中說：“六弟今年入泮固佳，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一誌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為少矣，若再撫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截搭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餘當時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嚐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吊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 !此中誤人終身多矣。”3就是說，在這種製度下，青年士子終日為應考做準備，虛耗時間、精力而學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識，年複一年，代複一代，誤人青春，誤人子弟，卻培養不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也正由於這個原因，當曾國藩用人之際，深感無現成人才可用，不得不親自動手，進行培養訓練。於是曾國藩賦予他的幕府兩種職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養人才的學校。曾國藩本人既是軍政官長，也是業師；幕僚則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生童。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塾師約束，期共納於軌範耳。”4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則談得更為具體：“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誡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缺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5這既是對江南製造局的要求，也是對整個幕府的要求，可以說是他設立幕府的一項宗旨。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覺去做，還把它寫成對聯，貼在總督衙門的府、縣官廳上：“雖賢哲難免過差，願諸君讜論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盡我心”6。
1.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
2.同上，鹹豐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3. 《曾文正公家書》，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4. 《曾文正公書劄》，第九卷，第 26頁。
5.同上，第三十三卷，第 6頁。
6. 《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出版社，第 105頁。《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三年十月初十日所載下聯
為：“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盡我心”，文字稍有不同。
曾國藩這樣要求自己，也這樣要求每個幕僚。曾國藩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將當時切於實用的知識學問概括為四項內容，令每個幕僚自選一項進行習練，並將此列入條令，人人都必須遵守。他在《勸誡委員四條》之三《勤學問以廣才》中說：“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則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他在《勸誡紳士四條》之四《擴才識以待用》中又說：“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煉而出耳。《淮南子》曰：
‘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
《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見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曾國藩最後總結說：“聖賢之格言甚多，難以備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難周知。隻此淺近之語，科條在此，黜陟亦在此，願我同人共勉焉。 ”1若將以上幾條結合起來便可看出，曾國藩的這幾條規定，既有各位幕僚應當習練的具體內容和方法，也有對其必要性的說明，既是勸誡，也是命令，既有引導，也有鞭策，真是字斟句酌，費盡苦心。
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約有三條：課讀、曆練、言傳身教。曾國藩要求所有部屬、僚友按其專業方向讀書學習，而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則抓得尤緊，要求尤嚴，既有布置，也有檢查。在環境較為安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如曾國藩大營進駐安慶之後，曾國藩就對身邊幕僚進行定期考試，每月兩次，親出題目，親閱試卷，以定殿最。在曾國藩的日記與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中，都有關於曾國藩考試幕僚的記載。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曾文正公手書日記》
1.《曾文正公雜著》，第三卷，第 10—11頁，第 12—13頁。
載：“夜，接課卷二十餘篇。蓋初六日餘出策題一首，擬告示一道，令忠義
局及各員應課，至是始交卷也。粗閱一過。”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則詳細載有按題應試的情況。二十二日載：“揆帥合試幕僚，每月二期，今當第二試，應教撰《對策》一首。”二十三日載：“應教撰議一首……《多將軍會攻金陵或援陝西議》。”其後都詳細抄錄其文稿。可見師生雙方做得都很認真。曾國藩通過這種辦法既可督促幕僚讀書學習，也可了解他們各自的情況與水平。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利用茶餘飯後的閑暇，結合自己的閱曆與讀書心得談古論今，內容切合實際，形式生動活潑，使幕僚潛移默化，增長學問，擴大眼界。薛福成與李鴻章都曾談論過關於曾國藩召幕僚“會食”及飯後講論的情形。薛福成稱：“傅相 (指李鴻章 )入居幕中，文正 (指曾國藩 )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疼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曰：
‘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1李鴻章則事後對人說：“在營中時，我老師 (指曾國藩 )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隻管捋須，穆然端坐。”2
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曾國藩則主要采取個別談話和通信、批示的形式，結合實際工作進行教育。曾國藩在回顧自己對部將的教育時則說：“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士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 ”3這裏說的是帶兵將領，而其於幕僚亦與之相似。在曾國藩的《書劄》與《批
薛福成：《庸庵筆記》，掃葉山房版，第一卷，第 9頁。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第 130—131頁。
《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五卷，第 14頁。
劄》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對幕僚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總是諄諄囑咐，既有鼓勵、鞭策，也有告誡。鹹豐九年，在湘後營營務處任事的何應祺曾就選任湘軍統帶一事稟陳管見，曾國藩雖未采用他的意見，但仍細加批語，以示鼓勵：“據陳各條頗為切中機要……目下本部萬人，自宜亟定統帶，該令既有所見，仰就現在諸營官中開折密保，當麵逞遞。……該令返躬察己，長短自知，果不愛錢，又能推賢讓能，忍氣任怨，待人以誠，愛才如命，則良將良吏一身可兼，何業之不成哉 !但期勉踐斯言，持之以靜，貞之以恒，實所厚望。”1在給李榕的信中又說：“何鏡海若能‘克勤小物’四字上用功，應日有長進。望閣下虛己以待之，方不隔膜。 ”2又如，有卡員稟報同事數人工作之餘在一起讀書論古情形，曾國藩回批大加鼓勵：“該員在卡照常辦事，又得陳守、李生等讀書論古，問學日新，至以為慰。蘭生幽徑，不以無人而不芳，本無待於外；而德無久孤之理，玉無終
之輝，亦會有賞音也。 ”3這裏的“陳守”就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陳寶箴。戊戌變法時期，他曾以湖南巡撫疏薦“六君子”中的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人赴京佐新政。時陳寶箴丁憂在籍 (江西義寧人)，以候補知府充任義寧州厘卡委員。凡此種種，足見其望“僚友行修名立”的殷切心情。至於對一些親近幕僚的諄諄訓誡之語，則《書劄》、
《批牘》隨處可見，真可謂連篇累牘，不勝枚舉。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帶兵期間，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贛州厘局期間，範泰亨、蔣嘉棫整頓厘務期間，程桓生主持江西鹽務督銷局期間，曾國藩都連連寫信，有稟必批，有函必答，於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厭其煩，循循誘導。至於通過個別交談啟發、培養人才，在曾國藩《手書日記》中亦不乏其例。如鹹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載：“張廉卿來，與之論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工夫。”又如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載：
“日內因人才缺乏，印、委各務往往懸缺待人，思所以造就之法，擬於每日接見州縣、佐雜三人，與之坐談而教誨之。”其後則連日記載接見桂中行等
《曾文正公全集·批牘》（以下簡稱《曾文正公批牘》），第二卷，第 11—12頁。
《曾文正公書劄》，第九卷，第 16頁。時原統領曾國荃暫時請假離營，李榕與朱品隆共同主持營務，代領該軍。
《曾文正公批牘》，第三卷，第 70—71頁。
人的情形。
在培養方向上，曾國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據各人的特點進行培養。有的人，如張裕釗、吳汝綸文學基礎很好，曾國藩就令其在幕中讀書，專攻古文，以求發展。對其所謂“文學四弟子”中的薛福成、黎庶昌二人，曾國藩也都在文學方麵進行過培養，不過與對張裕釗的要求有些不同而已。
總之，曾國藩在攏聚與培養人才方麵嘔心瀝血，不遺餘力，正像他自己講的那樣，求才之道約有三端：“曰訪察，曰教化，曰督責。探訪如鷙鳥、猛獸之求食，如商賈之求財；訪之既得，又須辨其賢否，察其真偽。教者，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督責者，商鞅立木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 ”1曾國藩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也正因為這一點，曾國藩幕府對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評論的那樣：“公 (指曾國藩 )任兼圻，雖於幕府外設書局、忠義采訪局以安置士人之賢者，而薪俸僅足贍其家，但能隨人之才以成就之，故歸之者如流水。 ”2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例如，趙烈文鹹豐五年底初入曾國藩幕，鹹豐十一年夏再次入幕，直至同治四年春始行拜師大禮，改變稱呼。此足見其鄭重其事，並非草率之舉、阿諛之行。曾國藩幕僚中有如此眾多的人才是毫不奇怪的，對他們的大多數來說，恐怕是同曾國藩的教育、培養分不開的。
曾國藩認為，人才與吏治息息相關。他對人才的重視，亦與其一貫重視吏治問題相一致。鹹豐初年，當以太平天國為代表的農民起義在全國展開的時候，不少理學家把這一局麵的造成歸罪於漢學。曾國藩的好友孫鼎臣與左宗棠均持這一觀點。曾國藩則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發生大規模民眾起義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吏治敗壞，尤其基層政權的腐敗造成的。鹹豐元年，他在給好友胡大任的信中說：“今春以來粵盜益複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千裏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嚐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
1.《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2. 姚永樸：《素園叢稿·見聞偶筆》，《曾文正公逸事》，第 4頁。
而不複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之故也。 ”1在曾國藩看來，這些官員的腐敗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平時魚肉鄉民，使老百姓無法生活下去，不得不起而反抗；而一旦官逼民反，他們又束手無策，任其發展，以致不可收拾。所以，曾國藩針對這一情況，在鎮壓農民起義時雙管齊下，一麵率軍征剿，一麵派官安撫，視治軍與整頓吏治並重，以求挽回不利局勢。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軍興太久，地方糜爛，鄙意一麵治軍剿賊，一麵擇吏安民，二者不可偏重。”2又說：“細察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3根據這一思想和在湖南、湖北的經驗，曾國藩在戰爭期間，每控製一個地區就治理一個地區，整頓吏治，恢複地方政權，力求把這些地區建設成籌餉基地。他在江西和安徽都是這樣做的。鹹豐十年，他在進兵皖南之時曾寫信對左宗棠說：“皖南四府一州實大有為之地，隻要軍事、吏事兩者切實講求，每年可得銀百三四十萬，若東壩克複，則尚不止於此。”4然而這一地區吏治腐敗，亟待整頓，很多人需要重新更換，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循良之吏取代原來的庸劣官員；同時還要有一二名極為出色之員以為榜樣，帶動群官，轉變風氣，使老百姓有耳目一新之感，對前途充滿信心，否則隻能流於空談，難起實效。所以他把能否真正做到這一點視為整個大局成敗的關鍵。他說：“惟須極廉極勤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立風聲，與民更始，庶幾漸有轉機，不知閣下能物色循良攜以俱來否 ?”又說：“敝處並無才辯之士，專望台端早至，安危得失均係於此。 ”5這就是說，戰爭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餉源是否充足可靠，而餉源有無保障，則全在已控製地區的吏治是否能夠隨時整頓，而整頓吏治的成敗則全在人才的有無。曾國藩在一封奏折中又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思想，並把整頓吏治的重點放在恢複州、縣基層政權上，認為“吏治之要，首在得人，
1.《曾文正公書劄》,第一卷，第 30頁。
2.同上，第十二卷，第 11頁。
3.同上，第十二卷，第 14頁。
4. 同上。
5.同上。
吏治之興廢，全係乎州、縣之賢否。……小民久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
拊循而煦嫗之，無不感深挾纊，事半功倍。如署蕪湖縣知縣劉世墀經臣於上年六月奏明委署斯缺。臣此次巡視各軍，舟過蕪湖，即聞境內之民頌聲四起，比以母憂去任，臥轍攀留者相屬於道。可見民心之易感而吏治之尤宜極講也。”又說：“溯查湖北省自三次克複後，地方凋敝與今日之安慶相同，經前撫臣胡林翼羅致賢才，多方培養，不數年間吏治漸振，撫字催科，綽有條理。”1
然而曾國藩在整頓安徽吏治時卻遇到兩個難題，一是人才缺乏，二是舊法滯礙。攻占安慶、廬州，尤其平定苗沛霖團練和迫使李昭壽辭官回籍之後，安徽全境均置於湘軍的控製之下，廣大地區的地方政權亟待恢複，需要大批人才充任州、縣官。曾國藩雖經多年的搜羅與培養，堪任地方官員的人才仍不敷其用；有的雖人才可用，但卻不符清政府定例，奏薦之後往往遭到吏部的批駁。於是曾國藩就采取兩方麵的措施，一是拓寬人才來源，一是請求清政府準予破格用人。自鹹豐末年以來，曾國藩就不斷奏請清廷盡量多向安徽分發一些候補官員。他認為這些人新入仕途，較少沾染官場習氣，易於培養成才。但安徽凋敝太甚，人人裹足，分發數量有限，來者為數更微，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他就截留一批分發江蘇的候補官員於安慶軍營，並將一些原屬湖南、江西的候補人員調往安慶大營，以便經過一個時期的觀察、培養，派充安徽州、縣官吏。然而，待其真的這樣做時，又因不合吏部則例而動遭議駁，致使曾國藩不得不起而力爭。同治二年三月，他在一封奏折中稱：“安徽用兵十載，蹂躪不堪，人人視為畏途，通省實缺人員僅有知府二人、州縣二人；即候補者亦屬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員。……然使拘泥舊章，繩以格例，不稍示變通之法，則目前幾無可委之員；不廣開登進之途，則將來難收得人之效。臣上年所奏委署之二十人，旋準部谘，分別準駁，合例者隻有五人，其餘如劉世墀等均在不合之列。臣於奏署後隨時察看，其有人地未宜者業經陸續撤委，其尚屬得力者，雖與例未符，亦仍從權留任。”又說：“鹹
1.《曾文正公奏稿》，第十八卷，第 42頁。
豐九年胡林翼奏補府、州、縣各缺大半與例不符，奉旨交部核議，均經通融議準在案。臣擬此後即比照湖北章程辦理，聞有才品較優、譽望漸著者，隨時劄調來營試用，如其有裨吏治，專案奏請錄用。苟非實有過人之才，不敢率為破格之請，縱或稍出定例之外，亦不悖乎立法之原。”1還說：“現當地方糜爛之時，分發皖省人員率皆裹足不前，非破格錄用，不足以資鼓勵。 ”2在此之前，曾國藩曾接到過清政府關於破格奏薦人才的上諭：“安徽巡撫現在簡用乏人，著曾國藩於所屬司道大員內擇其長於吏治、熟悉軍情者，不必拘定資格，秉公保奏一二員，候旨簡放。 ”3可見曾國藩的要求雖不合吏部舊例，但卻符合清政府的根本利益與破格用人的精神實質，所以清政府很快批準了這一奏請；不僅此次所薦各員“著照所請”且“嗣後均著準其照此辦理”“並
，；著吏部於本科進士引見後，將即用知縣人員於定例分發外，多掣十六員分發該省，以資差委”。不過這是為了照顧“安徽省現在地方吏治需人尤為緊要”的特殊情況，“他省不得援以為例”。4這樣，曾國藩就既使安徽地方政權很快得到恢複，也使一大批幕僚得到實缺，人盡其用，從而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
曾國藩一生薦舉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他的幕僚。現已查明的曾國藩幕僚有 400餘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受過他的保舉。可以說，凡為其幕僚者，幾乎人人都有頂戴，即使不是實缺官員，也有候補、候選、記名之類名堂，無此資格者反倒為數極少。而獲得實任者，更是直接間接地借助於曾國藩的薦舉之力，幕僚中 26名督撫、堂官，52名三品以上大員，以及難以數計的道、府、州、縣官員，大多受過曾國藩的保舉，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隻一次。他們所以得任現有最高官職，有的係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國藩死後循資升遷，有的則完全出自曾國藩的推薦。殆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國藩去世時，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達 22人，其中總督 4人，巡撫 7人，至於道、府、州、縣，則難以統計。曾國藩所保舉的幕僚，人員之眾、次數之多、升遷之快、
1. 《曾文正公奏稿》，第十八卷，第 42—43頁。
2.同上，第十八卷，第 41頁。
3.同上，第十五卷，第 1頁。
4.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六），嶽麓書社，第 3219頁。
官職之高，在中國幕府史上都是罕見的。
曾國藩保舉幕僚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客觀實際的需要，二是作為獎勵部下、激勵奮進的手段。實際需要又分兩種情況，一為盡快恢複被太平天國破壞的地方政權，二為整頓吏治的需要。有的地區，如安徽的安慶、廬州等地，由於太平軍長期占領，清朝地方政權遭到徹底破壞，湘軍奪回之後，急需恢複，以作為進攻天京的基地；但由於長期戰亂，破壞過甚，安徽的原有候補官員既少，新分發來皖的人員且又人人裹足，故一時成為需要州、縣官員最多的地區。曾國藩在給李續宜的信中說：“蓋安徽糜爛之區，人人裹足遠避。前此七八年間，福中丞告病告假奏疏近十次，其避撫篆如避虎狼。近翁中丞思卸撫篆，前後亦具疏數次。恩廉訪不肯接篆，曾經嚴旨申飭。 ”1巡撫、藩、臬大員尚如此遠避，道、府、州、縣更是逃之唯恐不速。正像曾國藩在另一信中說的那樣：“惟近日皖省出缺太多，無員委署，如敝處前次派委者，皆不愜物望。尊處派留六安、霍邱亦非稱意之選。 ”2這樣，曾國藩就不得不保奏一批人充任地方官員。如穆其琛署無為州知州、方翊元署和州知州、劉世墀署蕪湖知縣等都屬於這種情況。然而官員保舉、任命皆有定例，違例即遭吏部議駁。而曾國藩對一些官員的任命則多不合例，劉世墀即在其列。曾國藩為盡快解決懸缺問題，在接到吏部谘文後，隻將實在不行者酌改數員，其餘則任用如故。
曾國藩整頓吏治則主要在那些未被太平軍長期占領，或太平軍勢力未及但卻吏治極為腐敗的地區。對於這種地區，曾國藩總是下車伊始即對當地的腐敗官員大加參劾，然後一一以自己的部下、屬僚更換。他在安徽和直隸都是這樣做的。這樣就需要有一批堪任地方之責的人才填補空缺，以治理地方，轉變吏風。在安徽時，由於一時人才缺乏，不得不向湖南、湖北求援。他在給時任湖南巡撫衙門幕僚郭崑燾的信中說：“皖南州縣中須換之人甚多，若能物色循吏，遠以見餉，則造福於皖者多矣。”3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皖北
1.《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三卷，第 27—28頁。
2. 同上，第十八卷，第 43頁。
3.同上，第十二卷，第 11頁。
州縣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侍當附片奏之。 ”1在直隸，則從江南奏調大批幕僚北上，待機補缺，一次即達 11員之多，錢應溥、薛福成、吳汝綸、陳鼐、遊智開、趙烈文、方宗誠、蕭世本等都是這次調去的。其後除隨曾國藩返回江南的錢應溥、薛福成、吳汝綸等人外，留於直隸者均先後補授實缺，既對直隸吏治有所補益，亦使這些追隨多年的幕僚找到出路。
戰爭期間非重獎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獎勵手段則又不外升官、發財二事。其時籌餉相當困難，前線弁勇除口糧稍優外，不可能再另外給予重金獎勵，而幕僚等後方人員則連薪資亦並不豐厚。辦厘人員薪水來自厘金提成，糧台人員薪水來自湘平與庫平銀兩的差色折算餘數，弄得好也還收入不錯。而文案人員則薪水出自軍費，標準甚低，數有定額，僅能維持全家生活。他們所以對曾國藩幕府趨之若鶩，主要是為了學點真才實學，混個一官半職。正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曾國藩雖於秘書處之外設書局、忠義局等“以安置士之賢者，而薪俸僅足贍其家，但能隨人之才以成就之，故歸之者如流水”。所謂“成就之”，即指曾國藩利用幕府訓練與培養出大批人才，並委以重任，保舉高官，以至“薦賢滿天下”2。這樣，保舉也就成為曾國藩吸引人才、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
曾國藩從軍之初，對這一點體會並不深刻，“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3例如，鹹豐四年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昌、漢陽，“僅保三百人”，受獎人數僅占百分之三。鹹豐五、六兩年保奏三案，合計僅數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昌、漢陽，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為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有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卻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開始曾國藩還以為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漸漸發覺主要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至。回顧往事，亦甚感對不住李元度、甘晉等同自己患難與共的僚屬，他們長期沉於下位，實與自己保舉不力有關。正像趙烈文在《上曾滌生大帥書》中說的那樣：“閣下愛
《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二卷，第 28頁。
姚永樸：《素園叢稿·見聞偶筆》，第 4頁《曾文正公逸事》。
《曾文正公家書》，鹹豐八年五月十六日。
賢好士，天下之所共知也。遠者可無論，第左右人士屈指可數者，士負閣下邪 ?抑閣下以為無益而棄之也 ?儒者信多迂緩，不切事理，然求通達之論、孤鯁之節，舍此不獲也。使斯之人恒得清議出入，令天下曉然知閣下謙衝之虛納，已將有裨政治，況集思廣益，未嚐無補也。叔季之人，匿實蹈虛，外托高雅，內急私利，士習之所恒有。閣下更事既多，識人既廣，隱遁容飾，洞若觀火，可謂明矣。然某愚以為知之不難，而忘之實難。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海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天下分崩，人誌日囂，凡其器能略過儔輩，鹹思奮自樹立，四顧以求因依，真偽雖不一端，未嚐無也。苟非賢傑以天下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誠無求，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為吾用邪 ?是以明君給人之欲，不失其意；責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為得君，頂踵思效，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與人共患難之際，而務慎密於登進，殆自孤之道也。謂宜多儲廣納，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誤濫，則亦為損甚微，而以獲好賢之稱，利甚厚也。軍旅之間，一技不沒，有道以禦之，孰不思盡其力 ?況賢否之分，不可倉卒，士有造次傾動，亦有
然日章，觀人之難，及久而後可盡也。故曰：‘賢主求才終日，及其得人，不出閭巷。’信篤論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賢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樂者，徒以既出則當分人之憂，非榮寵安樂已也。自後世誌節淩夷，以幹謁為晉身之階，一登仕途，有利無患。於是遊談之士爭扼腕而言利害，雖衡石程書猶不可計，是使周公在今，亦將爽然而廢吐握，何論餘者 !閣下奮其勇智，矯世違俗，懇誠拳拳，千裏之外，將共興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幹之士，以佐不及，寬以納才，嚴以責效，是實安危之大端、治亂之所存也。”1這些話說得入情入理，切中要害，不能不使曾國藩動心。於是曾國藩“揣摩風會，一變前誌” 2，從鹹豐十一年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
曾國藩辦理保案，主要有彙保、特保、密保三種，三種保案反映不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攻占一城、奪回一地或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
《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 3冊，第 197—198頁，中華書局版。
《曾文正公家書》，鹹豐八年五月十六日。
次彙保之案，於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如彙保攻克浮梁、景德鎮出力人員之案，續保攻克金陵出力人員之案等，都在以軍功奏保武弁的同時保奏一部分幕僚。因金陵彙保之案辦理稍遲，故曾國藩在辦理攻克金陵出力人員的同時特別聲明，“隨臣在安慶各營防守要地及辦理文案、善後、糧台諸事，竭力經營，已越三年，其蘇、皖印、委各官有裨金陵軍事、餉事者，臣均當確切查明，續行分案擇優請獎”1。而辦厘籌餉人員，則不必搭車掛帶，僅根據籌餉款數就可以直接保奏，如江西厘局、廣東厘局、湖南東征局都以籌餉之功辦理過彙保之案。而其中東征局保案尤為優厚，彙保人數達四百九十多人，多屬免補本班，越一級升補。曾國藩在奏折中說：“臣前年忝督兩江，正值金陵師潰，蘇、常淪陷，蘇、皖兩省幾無一片幹淨之區，隻有江西一省略稱完善，力不能供億眾軍。乃湖南官紳於本省厘金之外，又為東征諸軍特設一局，殫精竭慮，同濟艱危。舉辦未及二年，解數已逾百萬。 ”“維持全局，保固軍心”，功莫大於此。“其中關係最巨者，如上年六七月間，安慶援賊大集，餉項極絀”，江西、湖北“均不能解濟皖餉，賴東征局辦餉數萬，飛解安慶，軍心大定，克竟厥功。又如本年八九月間，下遊各軍疾疫死亡，卒伍空虛，凡鮑超、曾國荃、彭玉麟、周寬世等回湘添募之勇不下二萬，其費資皆取之於東征局，既取攜之甚便，乃挹注而不窮。又如近月以來皖北有和、含、巢縣之失，皖南有祁門、石、太之失，湖南撫臣毛鴻賓一聞警信，立商江忠義募勇萬人，星馳援皖。此舉辦成，費銀當在十萬內外，固由該撫臣不分畛域，力拯時艱，亦賴有東征厘局能籌巨款，乃成盛舉，萬一皖南決裂，尚有可以再振之望。斯皆關係最大，論功不在前敵猛將之後，迥非尋常糧台、厘局所可相提並論。”2
特保則無此緣由，多以薦舉人才的方式保奏，如鹹豐十一年曾國藩以常州士紳辦團堅守危城為由，一次就特保周騰虎、劉瀚清、趙烈文等六員。密保之案則專為立有大功或特別優異的人才個別辦理，或專具密折，或夾帶密片，如保奏東征局黃冕、惲世臨之密片，保奏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之密
1. 《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一卷，第 23頁。
2.同上，第十七卷，第81、82頁。
折等，皆屬此類。
彙保與特保皆屬一般保案，人數較多，辦理稍寬，隻能保奏候補、候選、即用、簡用之類，或僅保一官銜，且有時全準，有時議駁，或隻批準一部分。同治元年曾國藩辦理湖南東征局保案全部批準，而鹹豐九年曾國藩辦理浮梁、景德鎮保案則武職全準，文職全部駁回，要他對每個所保人員都分別出具考語。待曾國藩次年重辦保案，人數已大大減少，大約有些人恐遭議駁，未敢列入保案。因實缺有限而記名，候補之類無限，所以用彙保之案開空頭支票就成為曾國藩乃至所有統兵將帥在戰爭期間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這種辦法初由曾國藩創立，後來風行全國，愈演愈烈，遂成晚清一大弊政。同治九年，曾國藩在一封奏折中奏稱：“軍營保舉記名道、府，實在微臣創始，臣於鹹豐四年請保羅澤南、李續賓、彭玉麟三員始照京察記名章程開用此例。緣三臣才能卓越，又建非常之功，是以破格請獎，記名後不過數月，均蒙文宗皇帝簡放實缺。厥後各處仿照此例，武而提、鎮，文而藩、臬，均保記名請簡。軍興愈久，員數愈多，非臣初意所及料。濫竽冒進之弊誠所不免，而邁眾之才、異常之勞，亦未嚐不出其中。”又說：“現在陝甘、雲貴兵事未已，沿海沿江時局亦多隱患，仍屬需才孔亟之時。部議新章保藩、臬者一律先補道員，在各員不至遽爾觖望，但求聖慈存記，每年簡放實缺數人，俾知軍功記名一途尚有得缺之日，則群彥爭奮於功名之會，而軍營愈以見鼓舞之神。部章以除授有定，所以慎重名器；聖主之特簡無定，所以驅策群才。二者互相為用，於振勵人才之道更為詳備。”1曾國藩所謂“臣向辦軍營保案稍失之寬” 2，即指此而言。不過曾國藩這裏所說的“寬”是與“密保人員則慎之又慎”3比較而言，若同其他人員或胡林翼相比，則情況還要好得多。同治五年，他在一封奏折中說：“臣向辦保案極為矜慎。鹹豐四年克複武漢，僅保三百餘人。五、六兩年保奏三案，合計僅數百人。上年奉命剿撚已逾一歲，諸軍屢獲勝仗，尚未開單請獎一次。各營將士頗疑臣保奏過遲，稍形觖望。惟鹹豐十一年及同
1.《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九卷，第 68—69頁。
2.同上，第二十五卷，第 61頁。3343.同上。
治一、二等年臣處保舉稍寬，實因統轄至十餘萬眾，克複至數十城，不得不略示優獎。”1事實上亦的確如此。曾國藩幕僚雖升官者甚多，但以資曆、能力、勞績而論，比同一時期在他處充任幕僚者的升遷要慢得多。曾國藩鹹豐八年曾在江西遇到一府一縣，皆幕僚出身。一鄧姓鹹豐四年為提督衙門稿房，鹹豐五年為楊載福辦文案，鹹豐八年已是江西金溪縣知縣。另一黃姓曾在寶勇普承堯手下辦理營務，鹹豐八年已是江西建昌府知府。使曾國藩徒增感慨。再如馬新貽、喬鬆年等人之極為明顯地功薄賞厚，更使湘、淮軍人物大感不平。
按照清朝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對此極為重視，“措詞偶涉含糊，即令更擬” 2，官員的升遷降黜皆以此為據。戰爭期間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雖候補官員奏保甚濫，而實缺官員的補授則非地方督、撫出具切實考語不可。因這些考語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這種考核辦法及其考語稱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正因為這一點，彙保一般隻能得到候補、候選、即用、即選之類，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如上述東征局保案，為了讓黃冕、惲世臨得任實缺，特於彙保 490多人之外另具夾片，密保黃冕、惲世臨主持東征局最為出力，請求清廷從優獎勵。曾國藩奏稱：“湖南東征局襄辦各官紳，臣已奏懇鴻施，優加獎勵。而主持其事最為出力者，如布政使銜江西即用道黃冕，自前年八月創始設局，任勞任怨，巨細不遺。又卸署湖南布政使、鹽運使銜嶽常澧道惲世臨，自去年九月會辦局務，綜核精密，條理秩然。 ”3下麵所舉事實甚多，而要害則是對每個人出具的八字考語。其後清廷準奏，惲世臨很快升遷，由實缺道員而布政使，由布政使而巡撫。黃冕官運不佳，亦補授雲南迤東道。再如鹹豐九年奏保胡大任、厲雲官之案，鹹豐十一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之案，奏保萬啟琛、李榕之案，同治二年十一月奏
1. 《曾國藩全集·奏稿》（九），嶽麓書社版，第 5349頁。
2. 劉體智：《辟園史學四種·異辭錄》，第二卷，第 28頁。
3. 《曾文正公奏稿》，第十七卷，第 83頁。
保範泰亨、周學浚、孫衣言、李鴻裔、塗宗瀛、黎庶昌、向師棣之案，同治三年奏保塗宗瀛、莫祥芝之案等，都很快獲準，所保各員也大都得到實缺。如左宗棠授浙江巡撫，沈葆楨授江西巡撫，李鴻章授江蘇巡撫，範泰亨授吉安知府，塗宗瀛授江寧知府，莫祥芝授江寧知縣等。由此可見密保作用之大。故曾國藩奏稱：“臣向辦軍營彙保之案稍失之寬，至於密保人員則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語。上年奏片中稱‘祝塏在豫，士心歸附，氣韻沈雄，才具深穩，能濟時艱’，雖不敢信為定評，要可考驗於數年數十年以後。”1
曾國藩對密保慎之又慎的另一原因是為了遠權避嫌。清代實缺官員的任命原有明確規定，三品以上官員由皇帝任命，其辦法是先由軍機處根據考績記名，遇有缺出差額開單呈遞，由皇帝親自朱筆圈定。自四品及以下官員則分為簡缺、題缺、奏缺，分別由皇帝、吏部與督撫任命，各有定額，不得侵混。戰爭期間秩序大亂，道、府、州、縣官員的任命權實際上落到各地督、撫手中，藩、臬、運司的任命亦多由督撫操縱，唯督撫大員的任命仍由皇帝親自掌管。自那拉氏、奕政變上台之後，對漢族地方督撫的信用更為放手與專一，連發諭旨，飭令曾國藩“保舉人才”。鹹豐十一年十月間，清政府“令保封疆將帥”2，一月後又因安徽巡撫“簡用乏人”，令曾國藩“於所屬司道大員內擇其長於吏治、熟悉軍情者，不必拘定資格，秉公保奏一二員，候旨簡放”3。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仍然極為謙謹，以避攬權用事之嫌。他在一封奏折中稱：“前此疊奉諭旨，飭臣保薦江蘇、安徽巡撫，頃複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員，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幹預 ?嗣後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采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不特臣一人為然，凡為督撫者皆不宜指缺保薦督撫。蓋四方多故，疆臣即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在聖主虛衷訪問，但求投艱而遺大，不惜舍己而從人，惟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宜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以杜植私樹黨之端。其
1. 《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五卷，第 61頁。
2.同上，第十四卷，第 69頁。
3.同上，第十五卷，第 1頁。
督、撫有任可履者，不準遷延不到，亦不準他處奏留，庶幾綱紀彌肅，朝廷愈尊。 ”1鑒於這一原因，所以曾國藩保奏實缺官員分為三個層次，分別采取不同辦法。如保奏巡撫一級官員，曾國藩但稱其才堪任封疆，並不指缺奏保。如保舉沈葆楨時奏稱：“該道器識、才略實堪大用，臣目中罕有其匹。”2而保奏李鴻章時則稱“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與臣前保之沈葆楨，二人並堪膺封疆之寄。”3保奏左宗棠幫辦軍務時則說：“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可否籲懇天恩，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為大用。 ”4而對於司、道官員則指缺奏薦，不稍避諱。如奏保萬啟琛補授安徽按察使時說：“該員廉明幹練，敏而不浮，籌餉、察吏尤擅專長。合無籲懇天恩，將前任湖北督糧道萬啟琛留於蘇、皖兩省，以道員請旨簡放，即令署理安徽按察使，於軍務、地方皆有裨益。”“該員辦理臣處營務兩載以來，
而保奏李榕時則說：器識豁達，不憚艱險。現委辦善後局務，實心講求。可否仰懇天恩，準令江蘇候補道李榕署理江寧鹽巡道缺，隨駐安慶，俾臣得收指臂之功。 ”5對於州、縣官員更有不同，如前所述，曾國藩不僅指缺奏薦，且對因資曆不符而遭吏部議駁者仍要力爭，在違例任用劉世墀之後，再次奏請將前任四川梁山縣知縣曾化南、指分江西試用知縣蔡家馨留於安徽補用。
為了使廣大候補府、縣均有補缺之望，他還特別製訂委缺章程，使出類之才早得實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遷之望。他在給江西布政使李桓的信中說：“委缺章程自當分別輪、酌二宗。酌委未必果得傑俊之才，而輪委最足服大眾之心。鄭小山在河南方伯任內，聞以輪委較多，立獲令譽。武、漢克複後純用酌委，沉滯者退有後言。國藩曾以三輪、四酌勸胡宮保，未知果照行否。此次江西章程，總須有輪委班，使中人以上皆可勉圖上進。其輪、酌
1. 《曾文正公奏稿》，第十五卷，第 17—18頁。
2.同上，第十—卷，第 47頁。
3.同上，第十—卷，第 83頁。
4.同上，第十三卷，第 53頁。
5.同上，第十四卷，第54、55頁。
各分幾成，請閣下稟商中丞核奪。 ”1對於幕府的保奏，曾國藩實際上亦采用
此法。追隨曾國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鴻裔、厲雲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誠等則直到同治十年才得任實缺知縣，大概這就是區分酌委與輪委的結果。這就使中才以下隻要勤勤懇懇，忠於職守，人人都有升遷之望。
曾國藩大批奏保幕僚補授實缺主要是在鹹豐十年出任兩江總督之後。鹹豐四至七年曾國藩第一次帶兵出省作戰期間，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艱時期曾為此甚感苦惱，覺得很對不住與自己患難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晉等人。鹹豐八年再出領軍後，奏保幕僚較前為多，但又常遭議駁，難獲批準。鹹豐九年，曾國藩奏保其老友吳嘉賓升任候補同知，即為吏部駁回；同年奏保按察使銜候補道員李鴻章升任兩淮鹽運使，亦未獲批準。鹹豐十年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即請旨簡放實缺，亦無不獲準。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鹹豐十年七月，曾國藩於一折之中同時舉薦李鴻章、沈葆楨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塗宗瀛等九員皆學行修飭，可備任使；其他三三兩兩陸續奏保者更是難以盡舉。此時清政府出於各種原因，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至鹹豐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其中沈葆楨、李鴻章由道員直升，惲世臨半年兩遷而至，郭嵩燾、李瀚章則兩年之中連升三級，由道員位至巡撫，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占天京之後，清政府開始對地方督、撫的權力略加限製，吏部頒布新章規定，凡各省保薦人員，尋常勞績概不準超級保升及留省補用，對糧台保案挑剔尤甚，致使曾國藩不得不變換手法，免遭吏部詰責。其後曾國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頓吏治、薦舉人才為辭，尤其北上剿撚和移督直隸前後，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實缺。
曾國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種辦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這種辦法最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亦
1.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八卷，第 15頁。
最大，但有時卻不大方便。例如郭嵩燾，追隨最久，功勞亦大，曾國藩早想讓他升任官職；但礙於兒女姻親，例應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隻好托人代辦，先由李鴻章保為兩淮鹽運使，再托兩廣總督毛鴻賓奏保廣東巡撫。有時則因事暫離，奏保不便，也托人代辦。如同治四年曾國藩北上剿撚時，隻帶部分秘書人員隨行，便將留在兩江總督衙門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給署理江督李鴻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種權變之計。例如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後，欲整頓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轄這一地區的安徽巡撫翁同書的阻撓，便致函對翁同書有恩的湖北巡撫胡林翼，要求安徽與湖北間各舉數員，交互奏保，庶幾“交易而退” 1，各得其所。翁同書礙著胡林翼的麵子，不便拒絕，遂使曾國藩如願以償。
當然，曾國藩奏保幕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艱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劉瀚清的例子就最能說明這一點。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之人，三是個人不願出仕之人。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同治元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弢甫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故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待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眉生之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 ”“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複錄用。 ”2第兩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兩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同治四年九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諭旨垂詢以李宗羲暫署漕運總督，
《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二卷，第 28頁。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三年正月十七日。
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查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以道員留江補用，
本年奏署運司，疊擢安徽臬司、江寧藩司，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複原官，薦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 ”1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銷此議。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雖未知其姓名，卻可斷定確有其事。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2這可以說是曾國藩的閱曆之得、經驗之談。通過這段話，更能較為全麵地理解曾國藩在奏保幕僚問題上的態度。
1. 《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三卷，第 17—18頁。
2.《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