繭紙名重海內外與《蘭亭序》息息相關。《蘭亭序》原件是否爲繭紙所書已無從查證，晉代有否繭紙的發明也成了一個問題。就繭紙質厚重、紋理清晰之特徵而言，晉代製紙技術未臻完善，用棉料樹皮製成名貴紙張，然後形容其外表似繭殼，存在這種可能。斯坦因所發現的紙張均爲破布棉料所造。古代造紙原料發端於棉麻樹皮，此爲不可置疑的記載。側理紙爲晉代産品，繭紙的外形應與之相近。晉有繭紙，可能僅與側理紙名稱不同而已，衹是使用原料是否爲麻（枲），尚須進一步研究。晉人寫書，多用麻紙，由此可知，晉代繭紙也當爲麻料所製。據陳槱《負暄野録》載：“《蘭亭序》用鼠鬚筆書烏絲闌繭紙。所謂繭紙，蓋實絹帛也。烏絲闌即以黑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爲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紙遇水滴則深作窠臼。然厚者乃爾，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此文中所言繭紙似繭，故又疑爲織物。其形容繭紙遇水成窠臼狀，可知其偏厚及不滲水，薄紙不可能成臼狀。今北方棉紙、高麗棉紙均有此性。由此可知，晉繭紙厚重狹小，原料爲麻及破布。破布製者軟而可捲，較麻製者易於捲疊。
在文獻記載中，唐以前的紙張品種還有楮皮紙、拳掌紙、藤紙、蜜香紙、凝霜紙等，名目繁多。由於缺少實物參照和文獻考據，這裏暫付闕録。
有唐一代，文化昌盛，書畫創作與鑑賞收藏空前繁榮，爲歷朝之冠。紙張的製造技術臻於完善，紙張的産品以及改良品種繁多。據《清秘藏》記載：“唐有短白簾、硬黃紙、粉蠟紙、布紙、藤角紙、麻紙（分作黃白二種）、桑皮紙、桑根紙、鷄林紙、苔紙、建中女兒青紙、卯紙（一名卯品，光滑如鏡，筆至上多退，非善書者不敢用）。李後主有會府紙（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繒帛，數重），陶穀家鄱陽白（長如匹練），南唐有澄心堂紙。”唐至五代間，書畫用紙雖大部分仍爲仿襲前代，但技術的發展讓紙的質量有了全麵提升——書畫用紙的質量與形式趨於和諧，書法所需的箋紙亦已開端（凡有色之紙，即爲適於書法之製品）。書畫用紙中除仿造前代外，其重要者爲硬黃紙、麻紙、會府紙、鄱陽紙、澄心堂紙等數種。
硬黃紙與麻紙均爲寫經用紙，種類甚多。硬黃紙又有蠟硬紙和普硬黃紙之分。蠟硬黃紙質地硬密，呈半透明，防蛀抗水，色澤美觀，乃唐紙中名貴上品。“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鬥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瀅澈透明，如世所爲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跡。”（宋人張世南《宦遊記聞》，見李日華《紫桃軒雜綴》）由此可見，蠟硬黃紙在唐代多用於摹拓前人法書和抄寫經典文獻之用。這在今天傳世的許多唐人摹二王及前賢書跡的底紙中可以見到，如遼寧省博物館藏的《萬歲通天帖》，北京圖書館藏的開元六年（718）馬處幽、馬抱一抄《無上秘要》卷五十二，均使用的是這種名貴紙張。唐代還有一種供書寫用的“蠟硬白紙”，是以白蠟加工而成，性同蠟硬黃紙。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舊題吳彩鸞《刊謬補缺切韻》卷的紙底就是蠟硬白紙。至於普通硬黃紙，乃是染之以色而成。“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蘖，取其避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見《洞天清録集》）“凡潢紙，滅白便足，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暗也”（見《齊民要術》）。由此可見，硬黃紙就是純白紙“入潢”以後染成的。究其造紙原料，可能是樹皮或麻，不可能爲竹料，原因在於竹紙很難加工成白色。即使是黃麻紙（不是白麻紙），經加工後很容易製成硬黃紙。硬黃紙的用途主要爲“書經”所用，故而在敦煌藏經洞中出土的大批唐人寫經及文書中極易見到這種紙張。從傳世書畫、敦煌文獻實物標本判斷，硬黃紙，特別是蠟硬黃紙，多製於初唐至中唐的七至八世紀間。後來這種紙演變成“金粟山藏經紙”。唐代書畫底子使用白色的麻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今天能看到的實物如唐摹天曆本《蘭亭序》、杜牧書《張好好詩》、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注》等用紙無不如此，衹是年代久遠，紙質變色，難見原貌而已。
唐人書寫用紙除了加工染成的黃色紙之外，還有染成淡紅色（桃紅紙）、雲青色（雲藍紙）等顔色的紙張，這是加工箋紙的開端。《燕閑清賞箋》中便記有“縹紅紙”“青赤緑桃花箋”等名目，傳世品中張旭《古詩四帖》用的五色箋、顔真卿《劉中使帖》用的碧色箋、日本正倉院藏的色麻紙，均是這種珍貴書畫用紙的稀有實物資料。在唐代，經過加工技術的紙張還出現了粉蠟紙、金銀花紙、水紋壓花紙等品種。
唐五代不但繼承發展了漢晉以來的麻紙製造技術，還將皮紙的製造技術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標誌就是宣紙開始大批生産。抄紙技術也不斷得到完善，先進的簾抄紙技術使紙的紋理逐漸變細。紙張的形製尺寸不斷放大，漢晉間二十四至二十五釐米寬小幅紙漸漸放至二十八至三十釐米，至五代時已生産會府紙、鄱陽白、澄心堂紙等超長紙張。紙的品質不斷提高，無論是潔白程度、厚薄勻淨度、堅密度等，都是前代所無法比擬的。
五代以前的歷代是否有書畫專用紙張，由於歷史文獻缺失，不得而知。但是到了五代，確實出現了書畫專用紙，這就是澄心堂紙，其爲歷代書畫家推崇，其爲後世文人歌頌不絶。澄心堂本爲南唐烈祖李昪節度金陵時宴居、讀書、辦公之場所，至中主李璟時專用澄心堂來貯藏這種由承禦監造的名紙，故而得名澄心堂紙。這種紙“膚如卵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冠於一時”，被譽爲“藝林瑰寶”。據文獻可知，“江寧縣有官紙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銀光紙，賜王僧虔”（《丹陽記》）。當時江寧官紙署署理皖南及長江上遊贛中之鄱陽白等紙張的出品，集中辦理紙張稅務，從中窺知，凝霜紙、會府紙、鄱陽紙、澄心堂等品種間其實是一種歷史演進的關係，四者産地及原材料皆相同，衹不過每經過一次改良更改一個名稱而已。這四者即爲今之宣紙之鼻祖，而澄心堂紙則爲早期宣紙的巔峰產品。依據澄心堂紙的産地及問世時間的考證，不難斷定其爲楮屬樹皮所製。再依據前人對澄心堂紙的贊譽“麵腴滑澤”“膩欲貼肌膚”“膚如卵膜，堅潔如玉”，爲纖維較粗的白麻紙所無可比擬的這一特性分析，澄心堂紙的紙料確爲楮皮料。我們從宋人梅聖俞、劉敞、歐陽修等人的詩文中得知，宋人極爲喜愛澄心堂紙，而且大量仿造。後來仿造的産品，在澄心堂紙有肉理而厚、平滑如玉、堅密似繭、畫幅狹長等方麵都有所提升。“黟、歙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唐時實已用宣紙，惟無宣紙之名稱”。（《淳熙新安誌》）凡入貢之宣紙，均加工製作後另定雅名；其在民間者，乃普遍謂之宣紙。
進入宋代，刻印書籍風氣頗盛，其所出紙張亦以印書爲目的者居多。故印書紙張精品迭出，造竹紙印書亦因之大盛。此時書畫用紙大都仿製前代，並無新創之品。然由於書家輩出，促使箋紙的加工技術頗有改進。箋紙係將紙張截成小幅、染色砑花而成。北宋初即開始有白色浮水印“砑花箋”出現於書牘之中，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李建中《同年帖》、上海博物館藏的沈遼《秋杪帖》水紋砑花很美，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米芾《韓馬帖》紙底雲中樓閣暗紋更爲複雜，趙佶《草書千字文》卷描金雲龍精細至極（長達三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法常《寫生蔬果圖》絹亦長達八百一十四點一釐米。箋紙紙料有樹皮、竹子，也有破布。宋代藏經紙的精製情形與箋紙相類。藏經紙除採用上列各種原料之外，還採用外來進口紙張。箋紙力求薄而勻淨，藏經紙則偏於紙之厚重，兩種紙在當時皆爲書法用紙。南宋浙江海鹽金粟山的經紙和北方金代的經紙質量特佳，既非硬黃紙，也非繭紙，乃以樹皮爲主料製作，最後加蠟砑光而成，紙張堅挺平滑，視覺很好。在藏經紙中亦有白色無紋理如鋪玉者（見《金粟箋説》和《續澉水誌》二書），此紙加蠟即成黃色，紙上有“金粟山藏經紙”及元豐、治平、熙寧年號印，有的則有“法喜大藏”印文。金粟山藏經紙不但用以印製經書，後世還多取之印刷書籍、裝潢書畫，如清代內府裝潢陸機《平復帖》卷、文徵明《漪蘭室》卷就加裝了金粟山藏經紙的引首。宋代各種紙張中有一種麻料與樹皮混合之製品，曰麻紙，其中麻料比例很少（純麻料紙張尚未發現），故宋代所謂麻紙，乃借用古名稱之，實則爲以樹皮爲主仿古紙張。這種紙張紙質不佳，粗劣不堪。宋代的書畫家如不用仿古紙或箋紙而用素樸的紙張，非自行加工不可。宋代染色紙張及個人用紙的加工情形，與以前各代頗有不同，綜觀其法，一言以蔽之：皆爲細磨細琢，使紙張表麵平滑而已。如陳槱《負暄野録》中所記載的米芾等人的紙張加工方法，以及其他捶打和加漿等方法皆然。宋代水墨文人畫（如米芾、梁楷、法常的作品）使用未加工的生紙亦是有的，但僅是個例。
米芾所撰《書史》詳録了每件作品的底子，宋及宋以前的書畫用紙於此可見一斑。宋代書畫作品中無麻紙，多竹紙及仿古紙。唐代楮皮紙頗盛，宋代書畫用紙中的皖南池紙實即唐五代澄心堂紙的延續。
觀察傳世作品得知，宋人的書跡從北宋始便大量使用樹皮紙，如宋初李建中《同年帖》《貴宅帖》，稍後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墨跡大部分都用的是皮料紙。竹料紙底子作品則有米芾行書《珊瑚帖》、摹王羲之《雨後帖》、臨王獻之《中秋帖》等。
元人的繪畫作品大量爲水墨之作，追求高逸風韻、色彩淋漓的藝術風格，故而作品多使用紙底，而且多是前代人所不用的未經加工的生紙。除元四家中王蒙以及少數人物畫家或用精製紙之外，倪、黃諸家綫條如秋草，兩邊生毛，非生粗紙張反不能表現其墨韻風采。可以説，元代書畫用紙大都比較粗糙，所用麻紙衹有黃麻紙，而無隋、唐、五代、宋時的白麻紙。竹紙在元以前很少有用來作書畫使用的，而此時已廣泛運用。元代的精製紙多爲畫家所不取，衹有書家襲用加工過的箋紙。元人用紙，從事書畫鑑別工作者不可不察。
明代造紙技術飛速發展進步，有明一朝加工精製的箋紙可以説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然而，明初畫家在紙的應用上卻一如既往，前代畫家所慣用的白箋、高麗繭紙、荊川連紙、白鹿紙、羅紋紙等品種一直爲明前期畫家所襲用。至中葉之後，伴隨著文人繪畫的日漸興盛，畫家們開始重視繪畫所用紙底，這個時期，使用外來紙之風尤甚。在書畫中使用純竹紙的頗少，多爲竹皮料合製者。明代皮料紙因産地不同而有所區別，北方所産色較紅，南方所産色潔白，粗製者表麵有浮毛而較韌。明代書畫用紙精製者不多，繪畫用紙多用極稀的礬水蕩過，毛刺不起，紙性近於半生半熟，墨色似化而非全化。北方造紙雖粗而不化，然明代畫家採用者更多。
明代箋紙多爲書法所用，偶有以之作畫者。箋紙的加工可分爲加蠟、砑光、染色、印花、灑金銀等五種基本工藝。其中染紙一法，紙性半生半熟，明人用得最多，且墨韻變化較生紙尤爲美觀。箋紙經過染砑之後，簾紋平伏不顯。明代箋紙中之精製者，均有浮水印款識。查悔餘有一詩雲：“小印分明宣德年，南唐西蜀價爭傳。儂家自愛陳清款，不取金花五色箋。”注雲：“宣德貢箋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有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以‘陳清款’爲第一。”明代箋紙各相鬥異，加印款識不限於貢紙，文人私印、商人冒用文人款字、堂名、齋名，各色俱有，此爲鑑定提供了極大幫助。明初永樂間王紱等人曾用一種黃色砑花箋作畫，以後這種箋紙衹在書劄中可見。宣德時宮廷特製一種書畫箋——“宣德紙”，雖無色無花，但其潔白光膩之至難有匹敵者。宣德紙必經捶、漿程序，清王原祁作畫特喜用之，概得自內府、世間少見之故也。明代箋紙中多金銀箋，約始見於成化時期，初有塊金、灑金等，大都用於製作摺扇，也有將極細小的金塊灑在製熟素箋上者。稍晚則有泥金箋扇出現，在正德、嘉靖間文徵明等人的書畫扇麵中能經常見到。約至天啓、崇禎間才出現大幅的泥金屏、軸書畫，之後流行，直至清代。早期泥金大都爲赤色，青金（淡金）則爲道光以後出現之物。明中葉以來，摺扇所用箋紙除金箋外，許多人使用“雲母箋”，此種雲母箋後來也有人用作大幅書畫的。進口名紙也得到一些書畫家的喜愛，如董其昌特別喜歡用高麗鏡麵箋寫字作畫，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關山雪霽圖》卷用的就是這種名紙。總之，書畫家用紙個性應引起鑑定者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