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衢階也是明朝後期的一位著名鑑藏家，所藏多爲名畫，如閻立本《步輦圖》、韓滉《文苑圖》、韓幹《神駿圖》等，常鈐有“郭衢階賞鑑”“亨父鑑定真跡”“亨父”等印記（圖394）。
晚明的鑑藏家有如林藪，可記者並不止上述幾家。其他如劉子大、莫是龍、陳繼儒、張則之、何元朗諸家，以及安徽徽州、歙縣一帶的南溪吳氏、汪氏，休寧朱之赤等 ，這些鑑藏家亦在書畫鑑定與收藏上有可圈可點之處，筆者在此略而不述，敬請讀者關注。
│第四節│
清代鑑藏家所用印記
清代的私家鑑藏活動主要是在乾隆以前，特別是清代初期，書畫鑑藏異常活躍。乾隆時期，絶大部分書畫都進入到了內庫，又當時乾嘉考據之學興盛，致使許多鑑藏家將活動的方向轉向金石碑拓和版本之上。這是第一個特色。其次，清代的鑑藏群體更爲廣泛，不僅僅衹是士大夫行爲，新興的市民階層也參與其中，且逐漸形成後來居上之勢。唐代以來的許多書畫中間商搜訪名跡都是爲了求取功名、獲得官職，但從清初開始則觀念爲之一變，中間商大都擯棄爵祿，他們藉書畫古玩貿易從中牟利，同時又以鑑藏家自許，在社會地位上與士大夫“平分秋色”。這個群體影響之大、範圍之廣，爲前代各個時期所無法比擬。
明清易祚之際，東南沿海地區多遭清兵洗劫，許多晚明的私家所藏多有損失。好在江、浙、皖一帶戰亂結束較快，當地藏家的根基沒有動搖，故能在清初很快恢復起來。明末清初由中間商而成爲收藏名家者在蘇州、揚州、杭州等地均有，於此略舉數事，還原歷史的真實。
蘇州商人歸希之爲人不喜修飾，有錢也不治田地産業，所居宅室亦相當簡樸，惟對歷代書畫興趣極濃。明末清初之際，舊有的仕宦人家藏品大量流散於民間，歸氏利用其經商所得利潤，乘機購入了許多唐、宋名跡。憑藉收藏豐富之美名，歸氏開始與士大夫相互交往，共同品鑑書畫，終日樂在其中。今天流傳下來的文天祥《木鷄集序》等宋元之作，便曾經是歸氏藏品，上麵鈐有“歸希之”“希之”等印記。凡經歸希之鑑藏過的墨跡很少有贋品，由此可知，此人鑑別水平確實非凡，一般好事者無可比擬。
兩淮巨商江孟明，安徽歙縣人，居於揚州。江氏以大筆資財委託大古玩商吳其貞、王越石諸人代之在蘇州、杭州、嘉興等地收購書畫真跡，十餘年間，所藏唐宋名品極多，可與當時士大夫之家彼此抗衡。
另一位商人吳振魯，原籍也是安徽歙縣，商於淮揚。吳氏好古玩，收藏亦富，藏品多來源於鑑藏名家榆村程氏、叢睦坊汪氏兩家舊藏，後又不斷訪求，所得唐宋書畫可與江孟明比肩。
兩淮巨賈吳如銘，安徽歙縣人，富收藏，宋元書畫藏品多有，今傳世之馬麟《玉雪冰綃圖》便曾經過其手。
上述幾位富商巨賈多是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假以中間商人之手而成爲收藏大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沒有什麽經濟實力的“小人物”，亦能依靠自己書畫鑑別的能力收入宋元精品，最後也躋身於收藏家隊列之中。蘇州裱畫師王子慎、顧千一、陳師傅諸人，就是憑著爲他人裝潢書畫過程中練就的眼力收進一些書畫精品的。最爲讓人稱奇的是首源農家汪嘉甫，竟能憑其有限的辨識能力，往返於士人之門，最後收藏到元人趙雍的《高士鼓琴圖》，甚是精彩。再有一事也值得一談：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藏於杭州一位不知名的匠人家中，大古玩商吳其貞得知後委託友人何石公從中斡旋，最終將此名品羅致到手。由此可見，清初的書畫收藏活動是何等的豐富多彩。
清初收藏以數量之多、品質之精而論，非安岐莫屬。安岐，字儀周，號麓邨，亦號鬆泉老人。原爲朝鮮人，先世入旗籍。安氏乃鹽商，家資巨富後開始從事書畫鑑藏。其眼力有過人之處，所藏書畫之品質均甲於海內。安氏晚年將自己平生所獲編著成書——《墨緣彙觀》，我們既可從中對安氏所藏法書名畫有所瞭解，又會發現這是一部歷代書畫著録中比較科學嚴謹的關於書畫藝術的佳作。安岐晚年將所藏大部分精品經沈德潛轉賣給乾隆內府，其餘在其逝後流散於江南各地。常見的安氏鑑藏印章有“儀周鑑賞”“麓邨”“安氏儀周書畫之章”“安岐之印”“安儀周家珍藏”“朝鮮安岐珍藏”“朝鮮人”“翰墨林”“無恙”“心賞”“古香書屋”“思原堂”“禦題圖書府”等（圖395）。
雖然市民階層參與收藏異常活躍，但士大夫中仍有許多高水平的鑑藏家具有很強的實力，如保定馮銓，泰興季寓庸、季振宜父子，婁東王時敏、王原祁祖孫，真定梁清標，蓋平卞永譽，孟津王鐸，平湖高士奇，丹陽張範我等。其中以梁清標鑑藏既精且富，可稱執牛耳者。
梁清標（1620—1691），一字玉立，號棠村、蕉林、蒼巖，真定（河北正定）人，清康熙朝曾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其所藏典籍書畫“富甲天下”。梁氏藏品主要靠揚州裱工張鏐以及古玩商人吳升、王濟代爲羅致，二人在清初就幫梁清標購進了一批宋元名品，大都是稀有之真跡。梁氏具有超人的獨立判斷能力，凡其鈐蓋過鑑藏章的書畫幾乎都是真跡，其中既有完好無損、流傳有序、見於前代著録和品題的名作，也有敝舊生冷、未見記載、沒有題記的作品（如陳及之《便橋會盟圖》卷）。當然，梁氏也存在個別誤斷的失誤，如黃庭堅《千字文》卷，此乃南宋人僞作，而梁氏誤定爲真跡。梁清標藏品中有很多屬唐宋名作，如展子虔《遊春圖》、閻立本《步輦圖》、周昉《揮扇仕女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郭熙《窠石平遠圖》、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馬和之《後赤壁賦圖》等。令人遺憾的是梁氏沒有留下鑑藏著録，後人也就無從獲知其藏品的全部數量以及具體的鑑識意見。存世的梁氏鑑藏印記常見者有“梁清標印”“棠邨”“河北棠邨”“蕉林”“蕉林書屋”“蒼巖子”“冶溪漁隱”“玉立氏印章”“觀其大略”“家在北潭”“淨心抱冰雪”“無垢”等（圖396）。梁清標所用印章印泥十分精良，他人不易仿製。某些書畫名品經過梁氏之手時往往重新裝潢，無論卷軸，皆特色明顯，且有其親筆題簽：立軸多用碧色雲鶴紋綾天地，米色細密絹圈，有些用副隔水（視畫幅長短而定），綬帶與副隔水或綾、絹同色，包首用色錦，軸頭用紅木或紫檀木製成；手卷則仿宣和裝，隔水、天頭都用雲鶴斜紋綾，精選較好的舊錦做包首，別子和軸心則以白玉製作。
除了梁清標之外，高士奇亦精考證、善鑑賞，所藏書畫甚富，可稱其爲士大夫收藏家中的佼佼者。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邨，賜號竹窗，浙江平湖人，官至禮部侍郎。此人做事甚爲狡猾，其所著《江邨銷夏録》中許多作品明知不真也充塞其間，有意混淆是非；然其秘藏的底賬《江邨書畫目》中所有作品，無論真僞、優劣，高氏品評都十分到位。由此可知，高士奇當年因進獻假書畫給康熙而遭言官彈劾之事絶非無中生有。高士奇所藏作品大都鈐有“士奇”“澹人”“竹窗”“生香樂意齋”“蕭兀齋”“簡靜齋”“蔬香園”“齅香齋”“紅雨軒”“郎潤堂”“高氏岩耕草堂藏書之印”“高氏江邨草堂珍藏書畫之印”等（圖397） 印章。高氏藏品後來大都進入清宮。
孫承澤是堪與高士奇匹敵的北方士大夫鑑藏家。孫承澤（1592—1676），字耳北，號北海，又號退穀、退穀逸叟、退穀老人、退翁、退道人，原籍山東益都。入清後官至吏部右侍郎，順治十年（1653）告退，退隱京郊，以詩文書畫爲娛。孫承澤平生收藏名跡頗多，大多爲明內府散佚之名品，如王維《伏生圖》、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宋徽宗趙佶《柳鴉蘆雁圖》、孫過庭《書譜》、黃庭堅《鬆風閣詩》等。凡經孫氏鑑藏過的作品都有其鑑藏印記，部分藏品寫有題跋。孫氏鑑藏印有“退翁”“孫承澤印”“退穀老人”“思仁”“深山閉戶”等二十餘方（圖398）。
較梁清標、孫承澤等人稍晚的士大夫收藏家當屬宋犖和卞永譽較有影響。宋犖（1634—1713），河南商丘人，字牧仲，號漫堂，又號綿津山人，晚號西陂老人。其父宋權曾在清初任內國史院大學士，入參機務，屢得順治帝的書畫賞賜。宋犖本人也因蔭入仕，最後官至吏部尚書。宋犖的藏品一部分來自祖上遺留，一部分爲自己收集。所藏作品常見的鈐印有“宋犖私印”“長揖古人”“漫堂珍賞”“宋氏牧仲”“西陂詩老書畫府印”“商丘宋氏收藏圖書”等（圖399）。
與宋犖、高士奇或更早一些的孫承澤、梁清標等收藏家相比，卞永譽的藏品雖然不多，但都很精。卞永譽（1645—1712），字令之，號仙客，祖籍山東黃縣，世居遼東蓋平，以蔭官至刑部左侍郎。王士禛《居易録》卷三十一、卷三十三等處記載王氏於卞氏之所觀看書畫的情況，我們從中得知，卞氏家藏並不甚豐，但藏品質量確實很高。經卞氏收藏過的書畫往往鈐有“卞氏令之”“仙客”“式古堂”“卞令之鑑定”“式古堂書畫印”等（圖400）印記。卞氏一生最大的貢獻莫過於編纂了《式古堂書畫彙考》這樣一部古今書畫著録集大成之作，該書體例趨於完備，成爲後世關於書畫鑑定著録的典範。
在清代前期衆多的收藏家中，有一位貴戚——索芬一直不爲大家注意。索芬（？—1708），又名格爾芬，字素庵，號蓼園，別號晴雲主人，爲康熙年間重臣索額圖之長子。此人在正史中甚少提到，但在康熙年間卻頗有名氣，曾爲康熙監牧塞外。索芬文學素養很高，喜歡結交畫家文士，畫家黃鼎（1660—1730）便是其府中門客。索芬甚愛書畫收藏，家中藏品大多來自耿昭忠（1640—1686）舊藏，堪稱一流。諸如遼代《秋林群鹿圖》《丹楓呦鹿圖》、郭熙《早春圖》、趙佶《文會圖》、曹知白《群峰雪霽圖》、吳鎮《秋江漁隱圖》、倪瓚《容膝齋圖》等，這些作品上均有“晴雲書屋珍藏”印，無一不是精品巨製。康熙四十七年（1708），索芬因其父索額圖參與皇太子之爭被殺，其藏品則被清廷收入內府。皇族貴戚的收藏多與皇室關係密切，如成親王永瑆的藏品多得自其父弘曆，清末恭親王奕訢的藏品多爲慈禧所賜等，上升時即可得賞賜，敗落後便會被剝奪一空。
到了乾隆之時，大批名跡先後集中於內府，民間的書畫鑑藏活動則日漸衰落，民間鑑藏家開始將收藏熱情由書畫轉移到圖書版本、古玩器物以及金石碑帖之上。乾隆後期有著名鑑藏家畢沅（秋帆），熱心於書畫訪求，其收藏的宋元名跡中以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最爲煊赫，但隨後不久全部藏品均被沒入內府。黃易、翁方綱、胡敬、阮元諸人雖對書畫有所考究，但他們畢竟以金石考據見長，於書畫不無疏落之處。道光以後，蘇州顧文彬收藏之書畫較富，像其《過雲樓書畫記》中所著録的揚無咎《四梅花圖》、黃公望《天池石壁圖》等作，在當時收藏家中已是不可多見的精絶之物。清朝末年，端方（1861—1911）可稱中國著名收藏家之一，初不諳此道，被盛昱（百熙）、王懿榮（廉生）戲弄後遂發奮鑽研，在琉璃廠碑帖商人李雲從輔助之下，終於成爲獨具眼力、收藏甚富的名家，與當時蘇州潘祖蔭、常熟翁同龢齊名，三人在古玩鑑定界一併稱雄。
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大肆搶掠清宮、皇家園林以及官僚府邸收藏的文物書畫，致使秘藏的文物大量出現於廠肆，私家鑑藏書畫之風又逐漸興起。辛亥革命勝利之後，由於國民政府對清室實施了優待政策，退位的宣統皇帝仍合法地居住在紫禁城內，致使溥儀可以以各種名目與手段不斷盜竊、倒賣內府藏品，從而造成千餘件晉唐宋元明清法書名畫散於民間，流落異域。在這種背景下，清末及民初的書畫收藏之風漸漸興盛起來。
│第五節│
清內府書畫收藏所用所鈐璽印
從前麵幾節所談我國書畫遞藏與積纍的歷史過程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衹要擁有絶對權威的歷代帝王稍加用心，傳世名作就會從各個角落中湧現出來集中於內府。當大量書畫作品進入內府之時，民間所藏就會相對減少，從而士大夫們的鑑藏活動也隨之趨於沉寂，或者收藏目標被迫轉移。
清王朝崛起於東北，其滅明之初傾力於政權的鞏固，無暇顧及文物書畫的搜藏。到了康熙玄燁君臨天下之時，開始由武力征服逐漸轉向文化治理，宮廷收藏書畫之風隨著局勢的穩定逐漸興盛起來。由於明內府所藏書畫大都爲崇禎充作軍餉支付出去，遺留給清內府的書畫爲數不多，清廷爲充實內府，竭盡全力，廣泛搜集，至乾隆朝達到頂峰。本節將簡述一下清代內府書畫收藏積纍的歷史過程，介紹一下清廷幾次大規模的書畫整理工作。
玄燁自幼就對漢文化研習甚深，於書畫方麵則受明末董其昌影響頗巨，處處步伍董氏。不僅康熙本人好學董氏不倦，就是朝廷大臣如薑宸英、沈荃、陳奕禧諸人，也莫不亦步亦趨，致使宮廷中庋藏董氏和華亭派作品達到極盛。玄燁侍臣高士奇在其編撰私家所藏歷代書畫著録——《江邨銷夏録》時將董氏作品列爲專目，於此可見一斑。玄燁鍾愛董氏的同時，更留意於歷代書畫的搜求。康熙四十四年（1705），玄燁命王原祁、孫嶽頒等人纂修《佩文齋書畫譜》，這是康熙一係列文獻整理工作之一，是中國第一部集書畫著作之大成的工具書。遺憾的是當時內庫庋藏法書名畫並沒有整理編目，即使是一些珍貴之作，玄燁也衹是在上麵品題一段，如此而已。可以這樣説，康熙年間確實積纍了一大批法書名畫，這些法書名畫主要來源於臣工所獻。儘管接受了不少進獻的作品，但由於當時內廷缺乏鑑識之才，其中難免玉石相混，我們僅從高士奇私人賬目《江邨書畫目》中列在“可進禦”一項之下的作品大都是贋品這一點來分析，康熙朝的宮廷書畫鑑定水平與民間收藏家著實存在較大的差距。
弘曆，自詡“十全老人”，對歷代書畫情有獨鍾，大量的法書名畫集中於清內府就是在乾隆朝實現的。明末清初流落於各地的書畫名跡，經過許多藏家的轉手之後，到乾隆朝時已逐漸歸入到幾位巨富之家，這爲弘曆的搜求書畫創造了頗爲有利的條件。我們前麵談到的宋權、宋犖父子，曾因效力清廷而受到過法書名畫的賞賜，如《宋元寶翰冊》中就有“欽賜臣權”印，畫麵上還有“臣犖子孫永保”一印，這就是朝廷賞賜的憑證。皇帝賞賜加上宋氏家族兩代收集，到了乾隆之時宋家藏品已大有可觀。
乾隆徵集書畫作品主要採取指名獻納、酌情價購、籍沒資産等多種方式。在皇帝的至高無上權威之下，早於梁清標的馮銓、孫承澤諸家藏品先後爲弘曆所有，即使是精明無比的高士奇以及家財巨富、有誌搜盡天下書畫的山東張先山父子的個人藏品最終也進入到乾隆的內府。蘇州商人歸希之有大批珍品，其生前他人求之不已，歸氏堅決不予，然乾隆衹用一道聖旨或加少許的金銀，便將歸氏藏品羅致宮中。至於像淮揚商人江孟明、陳以謂諸人的藏品，最後都輕而易舉地到了乾隆之手……相對集中的書畫收藏，爲弘曆充實內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恩威並重之中，清宮所積纍的法書名畫日盛一日，最終使民間的珍貴墨跡幾乎都歸到了清廷內府。
在此值得單獨寫上一筆的是，原爲安岐“古香書屋”所藏的晉、唐、兩宋以下名跡經沈德潛從中斡旋全部進入宮中。安氏藏品雖然進入內廷時間較晚，但卻意義重大，因爲這一批藏品進入宮廷之後夯實了清內府書畫收藏最後的基礎。乾隆內府的收藏之所以能夠豐富無比，這與明末清初以來幾代鑑藏家的收藏成就是分不開的。實事求是地講，弘曆的鑑別水平並不比玄燁強多少，衹是由於前人在鑑藏方麵做了大量工作，纔使弘曆可以憑藉自己手中的帝王強權順利地攫取了這個果實。
以編撰《四庫全書》爲名，派官員到江南各地訪求圖籍，借機收集歷代書畫，這也是乾隆充實內府書畫收藏的重要手段。因爲但凡藏書的士大夫之家，都或多或少地會有一些書畫藏品。麵對聖旨，許多藏書家無論情願與否，都必須將所藏的圖書連同珍藏的書畫一併上交朝廷。比如江蘇泰興善本鑑藏家季滄葦，其不僅將所藏大批宋元善本奉獻給皇上，就是其與乃父季因是兩代珍藏的宋元書畫名跡亦同時歸清內府所有了。
籍沒臣工家産也是清內府書畫收藏一條很重要的途徑。如康熙朝宋氏父子、雍正朝年羹堯、乾隆朝和珅、嘉慶朝畢沅等，他們均因龍顔震怒而被抄沒了家産，所藏書畫則成了內府之物。這種情況代不絶聞。
乾隆之時，內府書畫入藏達到了巔峰狀態，民間流傳的絶大多數法書名畫先後被集中到宮廷；然自嘉慶以後，無論是書畫品質還是數量，都明顯下降。因爲名跡畢竟有限，特別是那些時代較早的書畫之作更是數量奇缺。藝術品是不可再生的，其價值正體現於此。嘉慶以後諸帝非不能繼承先帝遺規，實是客觀條件造成了這一局麵。嘉慶以後的民間不可能一件名跡都沒有，但即使是有，也是被藏在不知名的藏家之手，秘不示人，朝廷難以訪求。嘉慶帝顒琰沒收了畢沅的財産，確實得到了一些宋元明名跡，但這些作品也無法與安岐、高士奇所藏相較甲乙。可以這樣説，晚清進入內府的除本朝畫家之作外已無什麽驚人絶品可言了。
清宮所藏法書名畫的第一次大規模整理是從乾隆九年（1744）二月開始，到乾隆十年（1745）十月十日結束，歷時一年又八個月。主持這次整理工作的有張照、梁詩正、董邦達諸人，共鑑定整理了歷代法書四百六十件，歷代名畫一千二百六十一件，本朝臣工書畫三百八十九件，玄燁、胤禛書法一百七十六件，總計二千二百八十六件。此次書畫整理，根據宮中所藏（分貯於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禦書房等處）書畫作品，依次逐漸鑑定，分作上等和次等兩個檔次。上等作品除了所鈐璽印“乾隆禦覽之寶”“石渠寶笈”和所貯宮殿印記之外，又加鈐“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三印。此次工作結束後編成四十四卷的《石渠寶笈》，並對上等作品進行了詳細的著録。
四十多年之後，由於內府新入藏的作品數量相當可觀，幾與前期相埒，於是在弘曆旨意下，由王傑、董浩等負責，從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開始進行第二次書畫鑑定整理工作，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宣告完成。第二次鑑定整理工作比第一次要進步一些，分類依照原案，但就鑑定水平而論，董浩、王傑等人還是較張照等人略高一籌，且能吸納前人的鑑定成果。惟董、王等人缺少創見，即使有一二新見解，大都不甚精闢，仍無法與清初民間諸家相匹。
清內府第二次鑑定整理的書畫，除原有的六璽之外，加鈐“石渠重編”“石渠繼鑑”“珠琳新編”諸印。經過兩年多的整理，此次鑑定歷代書畫一千八百四十五件、弘曆書畫作品一千一百六十件、本朝臣工書畫六百件、有關宗教的作品三百件、弘曆及臣工有關宗教的作品一百五十七件，總計三千零六十二件。之後將鑑定成果編成《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重編》，總四十冊。乾隆晚年遜位之後，每閲書畫，又在書畫上加添鈐蓋“太上皇帝之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等大璽（圖401）。
清宮第三次整理書畫是在嘉慶二十年（1815），自春至冬，前後歷時十個月。此次整理歷代書畫九百一十六件，弘曆父子之作二千四百九十三件。這次鑑定整理是在第二次基礎上進行的，由英和、胡敬諸人牽頭，由胡敬主持實際工作。惟承辦人員的鑑定水平仍不敢恭維，鑑定結果未較上兩次爲優。這次整理的書畫之上加鈐了“寶笈三編”“嘉慶禦覽之寶”諸璽（圖402），之後編成《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二十八函。
道光以後，清朝政局江河日下。特別是鹹豐十年（1860）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將圓明園等處皇家園林中所藏書畫洗劫一空，當時保存在園中的存世名作如顧愷之《女史箴圖》卷等在災難中被劫往倫敦。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再次攻陷北京，光緒帝及慈禧皇太後西逃，入侵者占領清朝皇宮，宮內所藏書畫被強盜大肆劫掠，損失慘重。
清宮所藏書畫除了戰爭中被搶劫、損毀之外，恩賞王公近臣也使內府所藏不斷流出宮外，如嘉慶帝以書畫賞賜成親王，慈禧將書畫賞賜給恭親王奕訢等。還有就是意外之災，如嘉慶二年（1797）十月，乾清宮交泰殿發生了大火，這把火使宮內所藏書畫蒙受到無法彌補的災難。總之，清廷統治力量的日漸衰敗，是直接導致內府所藏書畫不斷損失的重要之源。
清帝溥儀遜位之後，仍被允許居留皇宮達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間，溥儀曾命載瀛、陳寶琛、朱益藩、耆齡、袁勵準等將皇宮所藏劫餘書畫集中點查一次，查點後的書畫均鈐有“宣統禦覽之寶”“無逸齋精鑑璽”等印記（圖403），還用石印編出《點畫目》一書，這算作清宮所藏書畫的最後一次整理。需要説明的是，當時清宮舊藏尚有少量書畫藏於盛京（瀋陽）和熱河（承德）。盛京僅翔鳳閣所藏就有四百四十九件，有金梁所編《盛京故宮書畫録》可資稽考。熱河避暑山莊所藏書畫有爲《石渠寶笈》諸編著録的，亦有未經著録的。兩地所藏均爲國民政府古物所接管。民國四年（1915），袁世凱稱帝，盛京將軍段芝貴將陪都所藏書畫運往北京貢獻，抗戰中與故宮古物輾轉南遷，全國解放前精品多爲國民黨政府搶運到了臺灣。原藏故宮的書畫文物經陳寶琛等人點查挑選之後，爲溥儀以賞溥傑爲名先後竊去一千二百餘件書畫出宮，後來陸續在東北散佚（詳情請參閲拙著《國寶沉浮録——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一書）。
綜觀清宮二百餘年間前後庋藏的大批歷代書畫名跡，可以説清廷基本上把歷史流傳下來的名跡都羅致在手，總數在萬件以上，其中唐、宋、元的法書名畫近千件，明代作品則有兩千來件。這個數字固難與北宋宣和內府藏品（六千餘件北宋以前名品）相比擬，但較之元、明內府以及任何一位大收藏家則遠遠過之。同時，清廷的幾次書畫整理工作，雖然參與者水平高下未便深究，但正是因爲有這樣大規模的鑑定整理、書畫著録，纔使我們今天能夠瞭解清宮府庫藏品的底藴，對今天傳世作品的鑑定以及質與量的估計，是有著重大現實與歷史意義的。
│第六節│
民國時期的私人書畫收藏
看重文化是書畫收藏的根本動力。清乾隆時期，雖歷代書畫精品大都歸入內府及達官貴戚之家，世間難得一見，但民間收藏者的鑑藏活動並未銷匿。嘉道以後，衆多收藏家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珍愛有加，但由於書畫精品的收藏相對集中，客觀上則阻礙了書畫作品的流通，一些收藏家藏品的質量與數量受整個環境影響很大。清朝末年，朝廷日漸衰敗，內外交困，再加之列強的強搶豪奪，書畫藏品集中清廷內府的格局被打破了。尤其是民國之初，由於民國政府未能及時接管內府藏品使之化爲公有並妥爲保護，致使溥儀等人將內府收藏的書畫精品一千二百餘件盜出清宮散入民間，一時間，國內收藏家、古玩商以及西方的公私機構競相爭購。雖然有幾百件法書名畫流散海外，但絶大部分最終還是變成了國內一些大收藏家的家藏作品。值得褒獎的是，部分擁有民族大義的收藏家在國家動蕩不安之時，其以個人之力保護著這筆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使之未被毀損，也未流於海外，最後讓我們今天的國家博物館獲得了豐富的藏品資源，著實功不可沒。
民國時期，以京、津、滬三地收藏家的書畫品質最精、藏品數量最多。以一九二四年“甲子年江西賑災書畫古物展覽”爲例，當時僅北京的私人收藏家就有六十餘人提供了展品。爲配合展覽，當時印行了《出品録》，我們可以從中瞭解民國初年諸家藏品的概貌。
汪大燮（1859—1929），字伯唐，杭州人。清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一九〇二年任留日學生監督，一九〇五年出任駐英公使，民國以後曾於一九一三年任熊希齡內閣教育總長，一九一六年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一九二二年在黎元洪當總統時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晚年致力於平民教育、紅十字會慈善等社會事業。汪氏藏品以明清繪畫爲主。
關冕鈞（1871—1933），字伯衡，廣西蒼梧（今梧州）人，光緒二十年進士。曾任京張鐵路會辦、總辦，京綏鐵路總辦，一九一七年任梧州監督，還出任過政府特派廣西交涉員、塞北稅務監督、山西鹽運使等職。關氏藏品相當豐富，其中不乏有以馬麟《風雨歸人圖》軸、吳鎮《墨竹圖》軸等爲代表的宋、元、明、清書畫名作，全部藏品著録於其編寫的《三秋閣書畫録》一書之中。
吳永（1865—1936），字漁川，浙江吳興人。一八九七年任懷來縣知縣，一九〇〇年慈禧與光緒西逃時接駕有功，被慈禧重用到廣東任職，民國後任外交部煙臺交涉使及僑工事務局長。此公藏品以董其昌書法爲主，僅提供展覽的董其昌書跡就有二十餘件。
以上僅選取了三位民初藏家予以簡介，其他如陳寶琛、楊壽樞、貢桑諾爾布、傅增湘、顔世清、張權、馮恕、熙淩阿、張伯英、郭葆昌、沈瑞麟等人，均富於書畫收藏。從一九二四年這份《出品録》中得知，諸家所藏大多爲明清作品，宋元以前之作極爲少見。
溥儀盜出的內府書畫散落民間之後，北京的收藏家往往能以地利之便購進極好的法書名畫，如曾擔任過袁世凱大總統“陶務總監督”的郭葆昌便得到了乾隆“三希”之中的王珣《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以及韓滉《五牛圖》卷等晉、唐巨跡。北平收藏家中以張伯駒先生購入最多，且品質極精，均爲巨跡，如展子虔《遊春圖》卷、杜牧《張好好詩》卷等。後來，張氏又從溥儒手中購入陸機《平復帖》。在當時的北平，張伯駒居於所有藏家之首，與上海龐萊臣一併稱雄於中國收藏界。解放後，張先生將所有藏品分批贈讓給了國家，其義舉令人贊嘆。
上海自十九世紀開埠以來，逐漸成爲了全國的經濟中心，相應的文化活動也日益繁榮起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先後出現了一批書畫收藏家，其中龐萊臣（虛齋）的藏品最爲宏富，且品質也爲最精。龐氏藏品大多記録於《虛齋名畫録》，由於下一章中將有詳細介紹，這裏就不作贅述了。
上海的書畫收藏家中，李平書的平泉書屋、吳湖帆的梅景書屋、何荔甫的田溪書屋均以藏品豐富得名於時。另外，馮展雲、譚敬、張珩等人也以收藏宋元名跡令人矚目。
在蘇州，曾有“江南收藏甲天下，過雲樓收藏甲江南”一説。過雲樓主即顧文彬。顧氏一族收藏的書畫既精又多，其重要藏品均載入到《過雲樓書畫記·續記》一書之中。解放以後，顧氏後人沈同樾女士將過雲樓所藏書畫精品大都捐給了上海博物館，一部分讓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很值得稱贊表彰。
民國期間有這樣一些書畫收藏家也值得關注，他們不以藏品中有唐、宋、元這些早期名跡享名，但卻獨具個性，在收藏領域中的某一類別上專心致誌，並係統研究，使自己獨步於時人。如上海著名畫家程璋（1869—1936），其藏品以明清名家扇麵最爲豐富，共收藏了二百餘家數百件扇麵。程璋還對生辟冷名的書畫家尤爲關注，探究考證，用盡心力，其研究成果對今日書畫鑑定界仍有著積極的影響。近年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了以程氏藏品爲主的《中國扇麵書畫集錦》一書，從中我們可以對程氏藏品有所瞭解。
綜觀整個民國時期的書畫鑑藏活動，可以説這一時期以收藏家數量衆多見稱於歷史。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中，社會一直動蕩不安，國難內亂不斷，書畫作爲價值不菲的商品經常易主，像張伯駒、龐萊臣等這樣名實相符的大收藏家並不多見。故而在筆者尚未對民國書畫收藏展開全麵研究之前，本節內容也衹能略作鋪述，不足缺落之處在所難免，希求讀者見諒。
附録：歷代鑑藏家常用印章表
本章的題目是《歷代公私鑑藏所用鈐押印記》，前麵六節內容是按時代以寫史的筆法簡要地敘述了一下書畫鑑藏歷史。這樣寫法的長處是能夠突出重點，短處則爲許多二三流的鑑藏家以及他們所常用的鑑藏章就難以介紹了。爲了較爲全麵地將歷代鑑藏家予以展現，筆者於此特附列一簡表，把常見的收藏家及他們的鑑藏章列出，以便讀者在學習與工作中參考。需要説明的是，本表中的收藏家不包括那些在書畫史上很著名的書畫家。
關於中國書畫家、鑑藏家印章的研究，二十世紀以來已有許多成果問世，其中幾部重要書籍如日本人齊藤謙編輯的三冊《支那畫家落款印譜》（大倉書局，1906）、王季銓與孔達編輯的《明清畫家印鑑》（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的《晉唐以來書畫落款印譜》（臺北故宮博物院，1790）、上海博物館編輯的《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文物出版社，1987）等，已成爲當今研究中國繪畫史、中國書法史、中國書畫鑑藏史、中國書畫鑑定學不可缺少的工具書。本表即是根據上述諸家的研究成果彙編成的。
僞收藏印章與僞書畫家印章一樣，也是歷代作僞者仿造、僞造的對象。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僞造收藏家印章的現象。解放以前，北京“沂文齋”經理倪思中、倪思溫就以專門僞造歷代書畫家印章和收藏家印章爲業，並積纍了許多明清人所刻的僞印章，數量達五百餘方，根據業內需要，在仿造書畫上加蓋僞印。在這批印章中，從北宋宣和內府直到近代景樸孫，所有收藏家的僞印章可謂應有盡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努力，倪思溫將手頭的僞章全部捐贈給了該館。近讀友人史樹青的文章，知道該館已將這批資料整理出來，其成果《歷代書畫僞章留痕》一書馬上就要與讀者見麵了。相信讀者將此書與《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明清畫家印鑑》等有關資料相互參閲，真僞對照，定會讓自己的鑑別能力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