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人收藏文物之風特盛，士大夫及大商人家庭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書畫收藏。收藏盛行，於是便出現了專門買賣文物的市場。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録》載，當時汴京最大的自由貿易中心之一的相國寺殿後資聖門前就是專門買賣“書籍玩好圖畫”的地方，很多收藏家經常來這裏選購書畫，米芾就曾於此購得不少名家巨跡。由於購買者多求前代名家手筆，而此類作品貨源不多，價格偏貴，於是仿造前人書畫之風隨之而起，能夠判定真僞的書畫鑑定家亦應時而生，書畫鑑定再也不是由畫家來兼職而爲了。
蘇易簡，宋初大鑑藏家，一家四代都富收藏。其子耆，孫舜元、舜欽，曾孫泌、激、澥諸人，書畫鑑賞均有獨到之處。米芾與蘇泌兄弟友善，披閲蘇家所藏晉唐名跡，從無微詞，此種情況在歷代私家收藏家中實不多見。蘇易簡在宋太宗趙光義太平興國初年被派赴金陵收集法書名畫，所獲甚多，得到書畫百餘卷的重賞。當其官翰林承旨時，召對歷代書畫演進，繼之又有賞賜。皇帝獎賞的書畫、自己價購的藏品，使蘇家收藏就是到了北宋晚期也從未稍停。流傳至今的名跡懷素《自敘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前六行就是由蘇舜欽補書、經蘇泌收藏的。蘇氏家族收藏的重要作品僅米芾見到的就有唐畢宏的山水，五代巨然的山水，王羲之的《雪晴帖》《蘭亭燕集序》，顔真卿的《乞米帖》等。經蘇家收藏的作品一般都鈐有“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許國後裔”“墨豪”“武鄉之記”等印。
北宋初，吳越忠懿王錢俶後裔也富於書畫收藏。如範寬《溪山行旅圖》、周越《跋王著千文》上鈐有“忠孝之家”“東華山房”藏印，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白居易《春遊詩帖拓本》，上鈐有“保大軍節度使之印”，據此可知，這些墨跡原件均經過錢俶第十四子錢惟演之手。
見於文獻記録的宋初私人藏家較富者還有前麵提到的楚昭輔、楚泰祖孫，王溥、王貽正父子兩家，以及宰輔丁謂一門。丁氏爲相七年，乾興元年（1022）被封爲晉國公，顯赫一時，貴震天下。其利用權勢羅致書畫名跡，所藏珍貴作品甚富。當丁謂被貶沒收家産之時，其藏品中僅名李成《寒林圖》者就有九十餘軸之多。另，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中載有的唐人《嵇康廣陵散圖》、黃筌《山水圖》（六軸）、周文矩《仕女圖》、徐熙《鯿魚蟹寫生圖》、徐崇嗣《折枝桃》（六軸），都有丁謂親筆題簽並鈐有印記。此外，據米芾《書史》載，王羲之《來戲帖》（六朝人摹本）、唐韓擇木八分書、唐碧綾《黃庭經》等也都是丁氏舊藏。從這些零星的記録中我們可以大體看到丁氏收藏之富。
宋仁宗趙禎嘉祐年間（1056—1063），士大夫中有楊褒、邵必、石揚休三人亦竭力搜求古畫，惟所藏作品均不敢恭維。楊氏藏畫固多，卻無佳品可言。邵氏藏品總喜以代表名作妄加論斷——若近江南畫派，則定作徐熙；若是蜀中畫星神之類的作品，便題名爲閻立本、王維、韓滉，真是令人絶倒！三人之中，惟有石氏藏品較好。
神宗、哲宗、徽宗之時，士大夫階層中有不少知名的書畫鑑藏家，他們爲與皇室貴戚鬥奇爭勝，不惜高價購進晉唐名作。宗室趙君發以七萬錢買進閻立本《步輦圖》，劉子禮以五萬錢一次買得錢樞密家藏書畫五百軸（據米芾所見，其中僅唐盧鴻《自畫草堂圖》即值萬錢），至於蘇軾兄弟、李公麟、黃庭堅、沈括、劉涇、趙德麟等具有卓越鑑別才能之人，他們的收藏皆享名當時，於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米芾的鑑賞能力在同輩中最爲精湛，堪稱宋代之翹楚。他個人庋藏的六朝、隋、唐、五代的法書名畫極富。據不完全統計，米芾所藏巨跡能夠指出名目者就有六十多軸。米氏愛好六朝法書古帖幾近於癡，有時不惜以六朝隋唐名畫去換，甚至不惜以十軸古畫換回一軸法書。我們從米芾所撰《書史》《畫史》《寶章待訪録》諸書中可以得知，米氏不僅足跡遍於南北，且交友廣泛（權門、士大夫、寺僧、商販等無不交往）。經歷使其眼界大開，鑑別能力亦隨之超凡。米芾於此道自視甚高，凡經過其收藏過的法書名畫，上麵都鈐有米氏印記，有的還書寫題跋。米芾所藏最上品鈐有“米芾秘篋”“審定真跡”“神品”“平生真賞”“寶晉書印”“米姓翰墨”“鑑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等鑑藏印。其還有六枚玉印，專鈐古帖之用，六印分別爲“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凡鈐“米姓清玩之印”者，皆爲次品。米氏收藏無下品。米芾曾將自己收藏的晉人法帖刊刻於石，名《寶晉齋法帖》，有翻刻拓本傳世，可供讀者參考。
北宋之王詵、李瑋都是駙馬都尉、皇親國戚，二人鑑藏最爲知名。王詵建有“寶繪堂”用以收藏歷年所得之晉、唐以來之名跡，所藏法書名畫極爲可觀。李瑋所藏六朝人法帖殊佳，如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郤愔、桓溫、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多是唐開元內府舊藏，在當時就已非常珍貴了。米芾在回復薛紹彭的信中曾言：“李公炤（瑋）家二王以前帖，宜傾囊購取。”由此可見，米芾是何等的欣羨。今日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桔》中鈐有“平海軍節度使之印”，此即李瑋收藏此帖時鈐押的官印。
北宋末至南宋初的私家收藏情況，可參見鄧椿《畫繼》卷八“銘心絶品”一章的記録。在此卷中，鄧氏精心選録了其過目的三十七家二百餘件傑作，對於讀者瞭解當時的收藏情況有一定幫助。
南宋初期，無論是宮廷還是民間，書畫鑑藏之風一度陷於低潮。待政局稍穩、經濟有所恢復之後，此風又復抬頭。米友仁能繼承乃父衣鉢，在內府鑑定品題書畫，不墜家風。錢瑞禮喜愛書畫，亦頗具識別能力。隨後陸遊、朱熹、嶽珂、薑夔、陳傳良、葉適、劉克莊諸人，於此道致力頗勤。張澂對五代兩宋的作品頗爲留意，著有《畫録廣遺》一書傳世。鄧椿一家數代從事鑑藏，收藏亦富。鄧氏於歷代書畫鑑藏了然於胸，所著《畫繼》一書多有關於鑑藏家活動的記載。
南宋宗室趙令峙、趙與懃兩家所藏多見於文獻載録。趙令峙，字德麟，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其藏品部分見於李廌《畫品》一書著録，共有自梁元帝至李公麟二十二家二十五件。趙與懃，號蘭坡，其所藏書畫記録在《趙蘭坡所藏書畫目録》（也見於周密所著《雲煙過眼録》一書）中，共計法書一百七十九卷、名畫二百一十三卷。
南宋書畫收藏有兩家可與朝廷內府抗衡，即宰相韓侂胄和權臣賈似道。韓氏本人以貴戚起家，於寧宗朝爲相，權傾內外，藉勢羅致書畫，並以所藏法帖勾勒上石刊刻名之爲《群玉堂法帖》。韓氏於鑑定之學未必精通，其有賴於向冰（若水，亦是收藏家）爲之品騭，以耳代目，當屬好事者一流。韓氏也喜用官印鈐押所藏書畫，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顔真卿《自書告身》、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楊凝式《神仙起居注》，三件作品上都鈐有其“永興軍節度使之印”一印。
賈似道出身微寒，因其胞姊入選宮中受理宗寵幸，逐漸顯貴起來。此人貪婪成性，一旦聞誰家藏有名品，必不擇手段，終於竊歸己有而後快。即使是內府所藏，衹要賈氏喜歡，其也會想方設法據爲己有。後人推斷，賈似道個人所藏很有可能超過朝廷內府。今日流傳下來的唐宋名跡，有不少就是經過賈氏收藏的，因爲上麵鈐有“秋壑圖書”朱文印、九疊文篆“長”（有人釋作“封”）字朱文大印、“密致”葫蘆印、“魏國公”“悅生”葫蘆印等大小不同的印章（圖372）。賈似道被誅之後，其所藏書畫歸內府，惟其家鄉浙江台州府第中的藏品似經由地方官府接收處置，因爲上麵除賈氏諸印外還加鈐有“台州市房務抵當庫記”印信。關於賈氏藏品，讀者可參閲《清河書畫舫》中轉引的《悅生別録》。
與南宋對峙之金王朝的書畫鑑藏之風肯定沒有南宋熾熱，但轄域之內畢竟生活著一大批書畫家以及文人士大夫，不可能沒有私家鑑藏，衹是目前缺乏史料，這裏暫付闕如。
在此附帶一筆，談一下書畫上用印的印色問題。就目前所見，唐、五代書畫上用的印色大都是用水（白芨水、蜜）調製的印色，故而鈐印時印文有些走樣，不大清晰，也沒有後代油印泥印出的那樣鮮亮。油質印色大約是宋代發明使用的。北宋時浮水印、油印雜見，南宋油印漸多於北宋，浮水印漸少。到了元代，浮水印幾乎絶跡，此後就更廢棄不用了。蜜印效果至佳，宋內府官印大都用之。對此印色使用的規律，我們不可不知。
│第三節│
元明兩代公私庋藏印記
在中國書畫收藏史上，元代內府收藏的法書名畫雖比不上兩宋時期豐富多彩，但作爲少數民族政權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其書畫的收藏與鑑賞並不遜於兩宋之前的幾代，還是值得大書特書一筆。元朝內府的藏品主要是在滅亡金和南宋之時從這兩個王朝內府接收而來，也有一些書畫作品是來自於“四方貢納”。元朝皇家書畫鑑藏的基礎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時（1260—1294）奠定的，到了天曆、至順年間（1328—1332）達到鼎盛，文宗去世以後則日漸衰落。由於元朝內府沒有留下係統的書畫收藏總目或著録書，故而我們今天很難得知其收藏全貌，僅能從元代各個時期的零星史料和留存於書畫中的鑑藏印記、有關題跋中窺其大略。臺灣傅申先生曾著有《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一書對之考究甚詳，可供讀者參閲。
元內府收藏的書畫由掌管供禦覽的“歷代圖籍並陰陽禁書”的秘書監經管。秘書監設立於世祖至元九年（1272）十一月，至元十三年（1276）春改派樞密副使張易知秘書監事。秘書監設辨驗書畫直長，負責對書畫的鑑辨，至元朝末年，前後有二十餘人擔任了這一職務。元朝統一的中國，內府秘書監經管的法書名畫也集於了一處，其數量與品質都相當可觀。據元王士點、商企翁編的《秘書監誌》記載：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由內府裱褙匠焦慶安負責裝潢的就有“畫軸一千單九軸”；成宗大德五年（1301），由王芝負責裝潢的有“畫卷六百四十八軸”。兩批修復的書畫合計一千六百五十七件。這僅是內府藏品中需要修整的一部分，並非全部藏品。另，王惲《書畫目録》記有二百二十八件之多（該《目録》乃王氏於至元十三年冬在秘書監一日所見內府秘藏書畫），均爲晉、唐、五代、宋傳世書畫巨跡，其中流傳至今者有孫過庭《書譜》卷、懷素《自敘帖》卷、顧愷之《洛神賦圖》卷、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等。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內府所收之富。
元宮廷內府早期的藏品上大多鈐有“都省書畫之印”印記。都省即中書省，是元初總理全國政務機構，鈐有此印者必是歸秘書監經管的內府藏品。流傳書畫中有此印者很多，如蕭照《秋山紅樹圖》頁（遼寧省博物館）、李迪《犬圖》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馬麟《山水》冊（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等。另有一些作品上鈐有八思巴文印，似乎也應屬內府藏品。然而，流傳作品上之八思巴文印形製 不同，印文也不易辨識，又八思巴文運用於元初官、私印章中是一種常見現象，故而至今尚不能確定鈐有八思巴文印的傳世書畫究竟哪些屬官府所有，哪些爲私人所藏，衹能留待以後詳考。還有一些曾經歸入元初內府的藏品，作品中並無內府鑑藏印記，但有趙孟頫等人的跋記，如唐摹本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後麵就有趙孟頫於延祐五年（1318）四月二十一日“奉敕恭跋”，以此爲憑，可定此物爲內府藏品。
元文宗圖帖睦爾自幼受過良好的漢文化教育，雅好文藝，能作書畫，在元代諸帝中其才藝最爲突出。圖帖睦爾早在南京爲懷王時就廣交江南之士，即位後第二年（天曆二年，1329）二月便建立“奎章閣學士院”。奎章閣既是君王與群臣商討國事政務之處，更是君臣共同鑑賞書畫的雅集之所。文宗時於奎章閣任職的文人學者有趙世延、虞集、李泂、揭傒斯、康裏巙巙、歐陽玄、柯九思等，因而這一時期的書畫上多有上述諸人的題跋觀款。文宗時期，內府書畫仍由秘書監收藏，需要禦覽時管理人員才將書畫送到奎章閣，君臣鑑辨賞鑑、蓋印、題跋之後再送回秘書監。這一時期內府書畫鑑賞的標誌除了畫幅留下上列諸位文臣學士的題記外，還大都鈐有“天曆之寶”“奎章閣寶”漢文朱文大方章以及“天曆”“奎章”小方印（圖373）。
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三日，元順帝下令撤“奎章閣”建“宣文閣”，實際上是將奎章閣更名爲宣文閣而已。順帝讓康裏巙巙主持宣文閣之事，還曾任命過周伯琦等人在此擔任鑑書博士。至正九年（1349）十月，順帝又在皇子肆業之處設立另一雅集之所——“端本堂”。實際上，宣文閣、端本堂兩處鑑藏書畫活動遠不如文宗時奎章閣之盛，故而帶有“宣文閣寶”“宣文閣圖書印”“端本堂”“端本”等印記的傳世品亦不多見。
元朝末年，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終於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定都金陵，建立了明朝。隨即明朝軍隊揮師北上占領了元大都，元朝統治結束。元亡以後，朝廷內府的珍藏悉入朱元璋的皇宮之中。朱元璋將戰爭中得來的書畫珍玩均交由太監掌管的典禮紀察司保管，因而現存明初內府的藏品均有“典禮紀察司印”印記（圖374）。由於當時鈐印一半在賬簿上，一半在畫幅上，故而所見大都衹露“司印”二字或露“典禮紀察司印”的一半。
明代皇帝中以宣宗朱瞻基（1426—1435年在位）最喜鑑藏，也擅長書畫，每每閲覽內府所藏書畫，往往鈐蓋“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宣德秘玩”“禦府圖書”“雍熙世人”“格物致知”等璽印（圖375），這些印記也多見於其本人自作書畫作品之上。宣德以後諸帝多對書畫不甚感興趣。宣德的“廣運之寶”成化、弘治兩朝亦襲用之。弘治時另見有一方“禦府圖繪之記”印章，萬曆朝衹見有“萬曆之璽”印記於少數書畫上（如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卷）。
明代內府所藏書畫的管理製度與以前迥異，統歸太監管理，從沒有做過鑑定整理工作，也就沒有目録流傳下來可資考尋。特別是隆慶、萬曆以後，國庫空虛，有時竟以書畫來“折俸”發給官員作爲“薪金”，致使大量內府珍藏流散於外。明中晚期始，皇上經常以書畫文玩作爲對貴族、官吏的獎賞頒賜，也使大量內府所藏散落民間。朝廷所爲充實了私家的收藏，致使有明一代私人鑑藏盛況空前。
知曉了元明兩代內府的收藏情況，我們對這兩代的私人收藏也應瞭然於胸。
元代初期，以臨安（杭州）爲中心，有一批士大夫從事著書畫鑑藏活動，如郭天錫、鮮於樞、趙孟頫、喬簣成諸人，他們的鑑藏知識十分淵博，又逢改朝換代之際，於是乎南宋內府散出的許多傳世佳作轉入到這些收藏家手中，從而在客觀上也保護了古人名跡。
郭天錫（1227—1302），字佑之，號北山，曾爲禦史，僑寓杭州。因其藏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非傳世唐摹本），遂自署所居爲“快雪齋”。郭氏乃元初重要的鑑藏家之一，與趙孟頫、鮮於樞、喬簣成等人交往甚厚。郭氏藏品以法書墨跡爲主，至今尚流傳於世者有唐人神龍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歐陽詢《仲尼夢奠帖》（遼寧省博物館藏）、宋米芾《珊瑚》《復官》二帖等，晉人《曹娥誄辭》在喬簣成一三一三年購藏以前也曾是郭氏藏品。郭天錫所藏書畫除有其自家題跋外，往往鈐有“天錫”白文方印、“金城郭氏”朱文方印、“快雪齋”朱文長方印、“北山珍玩”白文方印等（圖376）。
應稱郭氏之名“佑之”，不然，易與元代郭畀（字“天錫”）相混 。
郭天錫故去之後，其所藏名品大都轉歸於喬簣成氏。喬簣成，字達之，號仲山，燕人。喬氏富於收藏，精於考據，經其鑑藏過的不少晉、唐、五代以來的書畫巨跡至今仍流傳於世，如前麵提到的晉人《曹娥誄辭》（遼寧省博物館藏）、宋拓定武本《蘭亭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高閑《千字文》卷（上海博物館藏）、宋蔡襄《謝禦賜詩》卷（日本中村不折氏藏）、五代衛賢《高士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等。凡喬氏收藏的書畫，均鈐有“喬氏簣成”朱文方印（有同樣幾方，還見有白文兩種）、“中山父印”白文方印、“喬氏私印”白文方印、“喬氏真賞”朱文方印、“喬氏”朱文長方印等（圖377）。
元初大書畫家中以趙孟頫和鮮於樞二人收藏水平最高。趙孟頫是元代著名的書畫鑑定家，經其收藏鑑定、過目題跋的古代書畫均具有很高的可靠性。趙氏不僅在自家收藏的書畫上有題，還奉命爲內府收藏的書畫鑑定寫跋，同時代的收藏家亦常請趙氏過目自己的藏品並書寫題跋。經趙孟頫過目鑑定的書畫今日仍有不少在世，特別是一些無款作品經其鑑定之後後人信爲瑰寶，如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圖》卷（美國王己千藏）、唐韓滉《五牛圖》卷、宋趙伯驌《萬鬆金闕圖》卷等。趙孟頫鑑藏之書畫，除有其題跋外，還鈐有其諸多的鑑藏印記，常見者有“趙氏子昂”朱文方印、“趙孟頫印”朱文方印、“鬆雪齋”朱文長方印、“大雅”“趙”朱文長方印、“水精宮道人”朱文大長方印等（圖378）。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發現趙孟頫有些作品所鈐朱文銅鑄的“趙子昂印”方印上沿有一處下曲情況，這是該印後來有過碰擊之故，由此我們也可以判斷趙氏作品的時間早晚。
鮮於樞在鑑定方麵也頗具眼力，其所收藏品亦甚爲可觀。鮮於氏年輕時就注意搜訪法書名畫，如著名的法書傑作顔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就是他二十七歲（至元二十年，1283）時從東鄆曹彥禮手中以古書易得的。經鮮於樞收藏過的傳世書畫還有唐人臨《黃庭經》、傳宋劉敞《南華秋水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金王庭筠《幽竹枯槎圖》（日本大阪美術館藏）等。凡鮮於樞鑑藏過的作品除了有其跋記外，常見的鈐印有“鮮於”朱文圓印、“白幾印章”白文長方印、“樞”字朱文方印、“鮮於樞伯幾父”白文方印、“箕子之裔”朱文方印、“困學齋”朱文方印、“中山後人”朱文大方印等（圖379）。
元代私人收藏中以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約1283—1331）的藏品最富，堪稱爲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收藏家。身爲忽必烈太子真金孫女、答剌麻八剌女兒、元武宗的妹妹、元仁宗姐姐，這位有著特殊身份的元朝公主搞起收藏來是歷史上任何一位私人收藏家都無法抗衡的。祥哥剌吉的藏品主要來自於元內府，見於著録記載的就近五十件。據不完全統計，現今存世的、經公主收藏過的法書名畫有十八件。近年在臺灣公開拍賣的張學良將軍致遠齋藏南宋謝元傳世孤本《折枝桃花圖》卷（圖380），前麵就有“皇姊圖書”印，後麵則有“都省書畫之印”，足可證明此作原爲元內府藏品後歸大長公主收藏。據袁桷《清容居士集·元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載：至治三年（1323）春三月二十三日，“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於城南之天慶寺……酒闌，出圖畫若幹卷，命隨其所能，俾識於後。”參加這次雅集的文人學士有袁桷、李泂、馮子振、鄧文原、柳貫、趙嵒等十餘人。我們從傳世的宋高宗草書《洛神賦》卷（遼寧省博物館藏）、宋黃庭堅《鬆風閣帖》卷（臺北故宮藏）等作品拖尾上元代諸家跋記可知，這些赫赫名跡便是這次雅集之時大家共同鑑賞品題的作品。大長公主收藏的主要標誌便是鈐有“皇姊圖書”朱文大方印（圖381），以及命當時知名學士趙嵒、張珪、馮子振等人所題的題記。
元中後期，除了大長公主收藏宏富外，柯九思的收藏也很負盛名。柯氏不僅在文宗奎章閣期間爲內府大量書畫進行鑑定，且自己也收藏了許多重要書畫作品。他曾向文宗呈閲宋拓定武《蘭亭序》、黃庭堅《荊州帖》等自家藏品。經柯九思收藏或鑑定過的書畫，除有其題跋外，往往還鈐有“柯敬仲氏”“丹丘柯九思章”二朱文方印，有時鈐有“奎章閣鑑書博士”白文方印、“臣九思”白文方印、“錫訓堂章”白文方印、“訓忠之家”白文方印。在柯氏題跋款下偶爾也鈐有“敬仲書印”朱文印、“藴真齋”朱文長方印等（圖382）。
元末的鑑藏家以倪瓚最爲知名。倪氏乃元季四大山水畫家之一，富收藏，交往尤廣。因其有雄厚的財力以及非凡的鑑賞水準，故能羅致不少名跡。倪瓚藏寶之處爲其無錫宅中的“清秘閣”，藏品之上一般皆鈐“清秘閣”長方朱文印記，並書有跋文。
元末收藏還有崑山顧德輝諸家比較著名。
明初士大夫中富於收藏者戒心很重，他們收藏之物一般秘不示人，因之很少見諸文獻記載。明初貴族中有晉王朱棡、魯王朱檀以及黔寧王沐英家族收藏較多。晉王朱棡爲太祖第三子，所藏書畫多來自明初內府，藏品上常鈐有“晉府圖書”“晉國奎章”朱文大方印（圖383），還有“晉府書畫之印”“晉府圖書之印”等朱文方印。
魯王朱檀爲太祖第十子，蕃鎮山東。在一九七〇年山東鄒縣朱檀墓的發掘中發現了多件著名的書畫（現均藏山東省博物館），如宋人絹本《葵花蛺蝶紈扇》（對幅有高宗趙構金書七絶）、元錢選《白蓮圖》卷等，這些書畫都來自內府，因爲每一作品上均鈐有“典禮紀察司印”的半印。
黔寧王沐英乃明朝開國功臣，其家族從沐英至其十二代孫沐天波，一直鎮守雲南，其間總共經歷二百八十餘年，與明王朝共始終。沐氏世受朝廷重視，多受封爵賞賜，於書畫收藏也較豐富。據韓國林莉娜女士《明代沐氏家族之生平及其書畫收藏》（載《臺北故宮文物月刊》）一文得知，傳世的曾爲沐氏收藏過的作品達五十二件之多，皆爲宋元名人名跡。據推測，沐氏家族最早的書畫收藏可能始自沐英，藏品來源於明內府。沐英爲太祖朱元璋養子，其一生功勛卓著，深得太祖信賴，因而在明太祖賞賜沐英的器物中不會沒有書畫。沐英子沐昂以及孫沐璘對書畫的喜愛尤甚，搜訪更加下力。經沐氏家族鑑藏過的書畫往往鈐有“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白文方印（有幾種同文同形印）、“征南將軍圖書”朱文大方印（圖384）、“黔寧府書畫印”朱文方印、“沐府圖書”白文方印、“黔寧王世家”白文方印、“沐氏珍玩”白文方印、“公餘清玩”白文方印、“沐璘廷章”白文方印（圖385）等十幾種印鑑。
自明代中期開始，皇家之外的書畫鑑藏大爲活躍起來。由於皇帝對書畫沒有情感，致使內府所藏和各地獻納的許多名畫法書落入到中貴之手，他們將其視爲財富，彼此炫耀，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爲止。成化末年，太監錢能在南都之時每隔五天便叫人抬出兩櫃珍貴書畫循環展出，炫耀財富。錢能的展品禦史司馬垔曾見過，多是晉、唐、兩宋名跡，元代作品根本沒在錢氏眼裏。後來，錢氏又得到了沐氏的收藏，庋藏之富甲於一時。據當時沈周估值，錢氏所藏可值四萬餘兩（沈周《客座新聞》）。凡合縫有“鼎印”“素軒清玩珍寶”“錢氏素軒書畫之記”等印者，即爲錢氏藏品，黃筌《寫生珍禽圖》等即是。
太監、權臣竊據大批書畫，他們的目的衹爲炫富逞強而已。然而，民間確實出現了不少熱愛書畫藝術的、具有鑑定水平的士大夫鑑藏家，他們不遺餘力，大肆搜求，披沙揀金，去僞存真，客觀上完成了對書畫的整理、保護以及藝術傳承。
長沙李東陽對歷代法書尤好，收藏亦富，不少唐宋名跡大都有其題詠。嘉興姚綬乃知名書畫家，兼事鑑藏，傳世卷軸中往往見其手題。長洲吳寬亦從事書畫鑑藏，與同鄉著名書畫家沈周交往甚密，二人常共同展玩、一起磋商研究。吳寬的藏品間或記録在其自著文集《家藏集》中（圖386）。沈周的父親沈恒吉、伯父沈貞吉很早就已經開始從事鑑藏活動，到了沈周這一輩時書畫積纍相當豐富，其藏過的名跡有蘇東坡《前後赤壁賦》卷、郭忠恕《雪霽江行圖》卷、陸遊《自書詩》卷等，品質和數量均居上乘（圖387）。吳江史明古鑑藏之富有過於上述諸家，唐宋名跡如歐陽詢《夢奠帖》、顔真卿《劉中使帖》《韓熙載夜宴圖》、李公麟《九歌圖》等都是聞名藝苑的巨跡。讓人心痛的是成化末年家中不慎失火，焚毀大半，所幸歐、顔等墨跡幸免於難（見都穆《寓意編》）。
明中期私家收藏中水平最高、藏品最富者應屬華夏。華夏，字中甫，無錫人，與文徵明、祝允明、都穆等收藏家友善，過從甚密。華夏家世居東沙，收藏古物書畫之所曰“真賞齋”（文徵明爲其作兩幅《真賞齋圖》傳世，可見彼此關係非同一般），藏品甚富。華氏因鑑別能力超高，獲有“江東巨眼”之譽，凡經其鑑賞收藏的書畫多爲精品真跡。遺憾的是有關華氏收藏情況沒有詳細的文字著録流傳給後人。寧波豐坊曾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撰寫有《梁溪華氏真賞齋帖》，文下有注，對其所藏名跡有所揭示，但遠非全豹。研究《真賞齋帖》後得知，許多赫赫名跡已不知所蹤，令人爲之驚駭，幸運的是唐人《萬歲通天帖》、張旭《古詩四帖》、鍾繇《薦季直表》、顔真卿《劉中使帖》《朱巨川告身》、黃庭堅《諸上座帖》等尚在人間。流傳至今曾爲華氏收藏過的著名畫跡還有趙孟頫《秋郊飲馬圖》《二羊圖》、王蒙《青卞隱居圖》等。華夏經常用的印記有“真賞”朱文葫蘆印、“華夏”白文方印、“錫山華氏補庵家藏印”朱文方印等 （圖388）。
長洲（蘇州）文氏父子三人（文徵明、文彭、文嘉）乃書畫名家，亦富收藏，鑑定水平很高，爲時人所公認。文氏父子閲歷甚富，當時三吳私家收藏大都請文氏父子過目評説。文氏父子之“停雲館”“玉蘭堂”中多有唐宋珍品，我們從《停雲館法帖》中可略見一斑（圖389、圖390、圖391）。
陸完（1458—1526），亦長洲人，正德中曾官至尚書。其愛收藏，所收書畫藏品近千。因與寧王朱宸濠交通而被籍沒，所收藏品被沒入內府。陸氏有文才，亦長於書畫鑑定，但影響不如文氏父子。
明嘉靖年間，若論藏品宏富，當數嚴氏父子（嚴嵩、嚴世藩）。嚴氏父子貪求無厭，在收藏上衹能算作好事之徒而已。嘉靖四十四年（1565），文嘉奉命前往江西分宜嚴家查點書畫，見於《鈐山堂書畫記》和《天水冰山録》的晉、唐以下名畫三千二百零一件、法書一百零一件。嚴家所藏書畫鈐印者極少（僅見馬和之《周頌十篇圖》卷上鈐有“介溪珍玩”“鈐山堂”兩方朱文方章），題識也無，由此可知，父子二人並非真正鑑藏之人，衹是將這大批珍品當作純粹財寶擁有了。
從歷史的客觀實況觀之，明代後期的鑑藏活動較之中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南北方收藏家知名者之多不可畢舉。本節衹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少數幾家，分別簡述如下。
韓世能（1528—1598），字存良，蘇州人，長期居官京師，位至翰林，是董其昌的座師。此人鑑藏書畫獨具隻眼，享名於時。晚明社會動蕩，韓氏趁機在京師和南方搜求了不少書畫名跡。關於韓氏藏品，散見於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容臺集》、詹景鳳《玄覽編》、張醜《南陽法書名畫表》之載録，魏晉、隋唐巨跡屢屢見之，如陸機《平復帖》、晉人《曹娥誄辭》、王羲之《行穰帖》《快雪時晴帖》、顔真卿《自書吏部尚書諾》、懷素《論書帖》《自敘帖》、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圖》、展子虔《遊春圖》、王齊翰《勘書圖》、韓幹《照夜白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瀟湘圖》、李成《茂林遠岫圖》、趙佶《雪江歸棹圖》等，都是流傳有序的名品佳作。韓氏藏品鈐印不多，有的藏品甚至根本不鈐。即使鈐印，一般也僅鈐上“韓世能印”及其子“韓逢禧印”等少數幾枚印章而已。題記跋文也很少。
與韓世能同時的嘉興檇李鑑藏家項元汴（1525—1590，字子京，號墨林）家財殷實，極好收藏書畫。項氏鑑定之精、收藏之富，在有明一代私家收藏中堪稱巨擘。從旅順博物館保存的晚明文彭與項元汴十幾封書信中得知，項氏購藏的書畫多經文彭、文嘉之手，兄弟二人經常爲項氏推薦並鑑定書畫。項子京所藏書畫的處所曰“天籟閣”，因得古琴“天籟”而命名。項氏書畫藏品過千件，所藏精品常在畫幅的下部邊角處用《千字文》的一字作爲編號，此外至少還有三種其他文字編號。項氏所用鑑藏印章極多，共計九十一方，爲歷代藏家之冠。經常見到的鑑藏印章有“項元汴印”“子京”“墨林”“檇李”“天籟閣”“寄傲”“淨因庵主”“檇李項氏士家寶玩”“項子京家珍藏”“項墨林父秘笈之印”“神品”“退密”“子孫永保”“神遊心賞”“子孫世昌”“桃花源裏人家”等（圖392）等 。項氏收藏雖富，可惜沒有著録傳世。近年鄭銀淑女士在詳細查閲現存資料的基礎上，寫出《項元汴之書畫收藏與藝術》一書（臺北《藝術叢刊》第３輯，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印行），對瞭解項氏的收藏情況很有幫助，可供讀者參閲。
華亭董其昌主要活動於明萬曆年間，其爲書畫名家，精於鑑別，交接極廣，所見名品尤多，又因其官居顯位、名望極重、資財雄厚，故入藏其家的法書名畫委實可觀。董氏收藏獨闢蹊徑，特色顯著，即他是按著自己的審美情趣選擇入藏作品。與其他收藏家有所不同，董其昌的藏品上基本見不到其鑑藏印記，但董氏卻常常喜歡在書畫之後寫下自己的跋語，即使是別人求題也從不推辭，故而後人有時很難分辨出何者屬董氏曾經所有。我們可以確知的董氏藏品有董源《瀟湘圖》《溪山行旅圖》《龍宿郊民圖》《蜀山圖》等。
婁東王世貞、王世懋兄弟所藏書畫亦多爲傳世精品。兄弟二人均喜收藏歷代典籍與書畫，構築爾雅樓、小酉室以庋藏之。王世貞的藏品上常鈐有“王元美印”“貞元”等印鑑（圖393）並書有跋文，今日所見之王獻之《送梨帖》、範仲淹《道服贊》、蘇軾《洞庭中山二賦》、王詵《煙江疊嶂圖》、馬遠《十二水圖》等即曾爲王世貞收藏過的名跡。王世懋所用鑑藏印記有“敬美”“損齋道人”等，如趙孟頫《鵲華秋色圖》、歐陽詢《千字文》卷、智永《真草千字文》卷等即爲其曾經收藏過的精品。王氏兄弟的藏品中法書較繪畫爲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