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吳門四家之一的沈周，傳世的某些作品一直存在爭議。經過學者們的不斷努力，如今終有一些爭議得到了共識——沈周許多以蘇州名勝爲題材的畫作，大多爲同時人仿造。如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吳中山水冊》，原爲爽籟館藏品，題爲“辛卯（1471）二月望，偕繼南弟覽吳中之勝，經旬不倦，繼南乞象之於紙，凡十立景，爲名勝寫真，觀者勿以工拙誚也”。由此可知，此冊是爲沈召作的。然而綜合考察沈周一四七一年左右的交往與行跡，發現實際上沈周是年春季與沈召同遊杭州路過嘉興時，沈氏兄弟還拜訪了劉玨和史鑑，留下唱和詩文和繪畫作品，劉玨在二月己酉日爲沈召作了《臨安山色圖》卷（此圖著録於《寓意録》，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沈周在圖上題記。有關這次兄弟旅行的沈周作品，目前傳世還有《靈隱山圖》卷（文明書局1940年有影印本）和《靈隱舊遊圖》，加之《石田集》中《西湖聯句》（史鑑、劉玨、沈周、沈召四人合作），這些史料均可證明辛卯（1471）二月沈氏兄弟不在蘇州地區，而是在杭嘉遊覽。那麽《吳中山水冊》的真僞也就十分明瞭了——仿作無疑。所謂沈周吳中名勝的仿品除此而外，還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作於一四九九年的《吳中山水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吳中山水冊》、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吳中山水冊》、美國收藏的《吳中山水冊》等多種版本，均係質量很高的仿本僞作，這裏不加更多的論述，請詳細參考曾君同誌的《上海博物館藏沈周〈吳中山水圖〉卷辨僞》（《美術觀察》1998年第4期）一文。
沈周作品的仿本不可計數，五百年來，各個時期、不同水準的仿本層出不窮。爲了提高讀者的認識能力，再舉出幾件沈周仿本供鑑者參考。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桂花書屋圖》軸，絹本設色，幅上有沈氏自題七律詩一首，吳寬及乾隆各有一題。此件原來一直被認爲是真跡，衹是近來才在吳寬題中發現問題，從而斷定它是一幅仿作，乃仿本中的佳品也。另，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沈周款《遊西山圖》卷，紙本，設色，係明人仿後補在吳寬書寫的《遊西山記》前麵的一件作品。北京故宮博物院還有一件明人仿沈周的《舟行圖》卷，畫的水平很低，定出自坊間仿造。上海博物館藏有沈氏真跡《舟行圖》卷，明人仿本與之相去甚遠。同樣的仿本在日本和南方還可看到。
仿本在書畫僞品中所占比例最大，涉及的書畫家最廣，其中高水平的仿作確實具有較大的欺騙性。就目前我們對畫家風格的掌握，一些水平較低的古代書畫依靠目鑑完全可以解決問題，但若從事像上麵所列舉的趙孟頫、沈周這樣的大名家的一些似與不似之間作品的鑑定工作，還需要多花費一些時間觀察、多利用一些輔助材料進行嚴謹的考證，才能撥僞見真。
爲了使讀者更加全麵地瞭解歷代名家書畫的仿本情況，進而把握僞品與真跡的區別所在，請讀者參閲本書提供的部分圖片（圖248—圖262）——部分名家代表作品與一些水平較高的高仿之作，作爲本節的補充內容，在此不作更多的文字贅述，僅供讀者比較研究。
│第四節│
八大山人書畫仿本研究
清初四僧之一的八大山人，將其狂放不羈、恣縱雄奇的書法綫條融於花鳥、山水畫之中，形成獨樹一幟的畫風，成爲後來大寫意繪畫追摹學習的典範。八大山人身世如謎，藝術神秘，環繞他的種種疑問給後人帶來許多困惑。三百年來，八大山人一直爲人們所關注。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海內外的諸多學者盛況空前地開始研究他的身世經歷、藝術造詣等一係列問題，學術界曾先後在南昌、上海召開過專題討論會，學者們在會上交流研究心得。
衆所周知，八大山人的獨特畫風在其生前身後，書畫界一直衆説紛紜、莫衷一是，褒貶皆有。由於其身世一直撲朔迷離，致使後人對他傳世的大量畫作的認識也隨之有著一定的局限。嘉慶十九年，署名“宣香老人”的八大作品推崇者就在八大畫上題有“公贋畫滿天下”字樣，由此可知，在八大去世僅百年，其贗品已相當之多。隨著時間的推移，八大僞品越來越多，大有難辨真僞之勢。經過近幾十年學術界諸位同仁的不斷努力，如今我們在八大山人作品的真僞辨識、斷代研究以及確定標準類型等諸多方麵都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由於八大山人的寫意畫風比較容易仿學，於是有大量的仿本混跡其中，從而阻礙了人們對其傳世作品具體創作情況以及畫風畫貌的把握。在美術史研究領域，許多有識之學者放棄大而空的價值評價式的“理論”研究，轉而投身於對其具體作品的鑑定與認識工作，終於獲得了比較大的鑑定成果。八大作品的鑑定研究雖屬個案，但這確實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方式方法，在鑑定學方法論上也有著突出的貢獻。筆者於此綜合學者們對八大作品的鑑定研究成果，以期讀者從中學到比較鑑定法的運用與實踐。
對於八大山人的專項研究，王方宇先生的成就最爲引人注目。方宇先生是美國耶魯大學和西東大學教授、美術史家，多年來連續發表過多篇研究八大山人的論文，如《個山小像題跋》（臺北《故宮文物月刊》第七十期）《八大山人的書法》（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八卷第二期）《八大山人作品分期問題》（《論集》）《八大山人的畫押》《八大山人書畫的贋本》《八大山人書畫的同形異本》《讀畫報告爲徐邦達先生惠借八大山人水墨荷花圖照片而作》（稿本）等。這些論文或著眼於八大的身世考證，或從美術史學的角度評價八大的書畫藝術成就，或注重八大傳世作品真僞考辨。總的説來，王氏從各個角度深入地研究了八大，功力深厚紮實，多有新的見解提出，很值得參考。由於拙著是探討書畫真僞問題的，故今借王方宇先生對八大作品研究的係列成果，以期通過這一完整的個案研究提高讀者對仿本的認識和瞭解。
王方宇先生係統地考證了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有關八大山人作品的三十八種圖後撰寫了《八大山人書畫的贋本》一文，將八大僞本按筆畫、畫法、章法、簽款、圖章進行了分類。特別需要一提的是，王方宇通過印鑑研究最後確定了哪些仿作是出諸哪個人之手，之後再將之歸類。因爲大部分作僞書畫的人，都不可能衹作僞一次，幾件僞作由某一個作僞者所爲確屬客觀事實。這種方法可以“同中求異”，發現過去疏忽的問題。經過王方宇的比較研究，共發現了七類仿品有多本傳世，也就是説，起碼已有七位作僞者被辨識出來了。七人中除張大千外（圖263），其他作僞者的姓名無法查考，在筆者以下行文中衹能以某甲、某乙來稱謂了。
某甲，共發現六件屬於此人的仿製之作。
①《丁卯花鳥圖》，冊十二開，原作藏處不詳，普林斯頓大學藏有照片。從筆墨上看，書畫皆劣，且有明顯作僞人個人風格。冊中十四方圖章與八大真印完全不合，並且有早期印（如雪個、個山）與晚期印（如真賞、拾得）並用的情況。簽款的“八”字寫法不應在丁卯年（1687）出現，“寤歌草堂”在八大真跡上最早出現於一七〇一年。故，此作確爲僞跡無疑。
②《花鳥圖》，冊十開，香港某私人藏。此冊除第一、第十開外，每幅均有題詩，但無年月。中有“個山”“八大山人”“拾得”等六方圖章與《丁卯花鳥圖》同，書畫的筆法亦與《丁卯花鳥圖》一致，同時也有亂用字號的現象。由此可以肯定，此冊與《丁卯花鳥圖》出於一人之手。
③《雜畫》，冊八開，藏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曾印入《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一冊。此冊中也有六方圖章與上麵兩冊中的圖章相吻合，書畫風格亦同。特別是此冊中“蘭花”一頁與香港《花鳥圖》中“蘭花”一頁明顯出於一人之手。
④《鳥石圖》，軸，陳伏廬藏。圖款爲“八大山人”，印章“拾得”“個相如吃”“個山”三方皆與上麵三冊中印跡相同。其中“個山”印鈐於石上，同於香港《花鳥圖》中“鷹”頁。再對比書畫風格，此亦出自某甲之手無疑。
⑤《仙姿搖曳圖》，軸，北京某私人藏。此幅三印皆見於《丁卯花鳥圖》，而且題語中的“頭”字與《丁卯花鳥圖》中第四頁詩題中“頭”字寫法一致。
⑥《花卉》，軸，加拿大某私人藏。此幅無款，衹有一方屐形印與上列僞跡中的屐形同。
依據書畫風格以及作品印章判斷，以上六件仿作同出一人之手。
某乙，共發現其作僞作品四件。
①《花鳥圖》，冊十二開，無錫市博物館藏，原爲周懷民舊藏，《藝苑掇英》二十二全部印出。此冊後麵有壬午（1702）八大山人友人吳之直跋一開，世人據此定爲真跡。從畫中筆墨、款字及印章考察，再參考其他僞跡，知此冊非八大所作。
②《戊寅雜畫》，冊十七開（山水五頁，花鳥十一頁，書法一頁），日本柳氏茂藏。這是一個真僞羼雜的冊子，其中第三、八、九、十、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共八頁爲僞品，其餘皆爲真跡。該冊和下麵一件《花鳥圖》冊有分合關係，詳細情況參見下一説明。
③《花鳥圖》，冊十二開，曾爲香港某私人藏。此冊中第一、二、三、四、五、六、八、十一、十二共九頁乃僞跡，其餘爲真跡。如果把這個冊子僞品與上麵的《雜畫》冊中僞品放在一起觀察，我們就可以發現兩個冊中的僞跡有許多共同之處：畫頁形式、長寬比例、尺寸大小大致一樣，款下的“寫”字寫法一致，而且兩冊中每冊都有兩種“可得神仙”印，皆爲一真一僞，印跡也吻合。由此可以判定，二冊中僞跡係出於一人之手。
④《鹿圖》，頁，王方宇、沈慧藏。此幅款下“寫”字、“可得神仙”印，與上述三件僞跡相同。
綜觀上列四件仿作，除“寫”字和圖章以外，也可依據畫中筆墨、章法進而判定係同一人所作。如無錫藏冊中第九頁與香港冊中第六頁的《三魚圖》必出自同一人之手，日本冊第十頁與香港冊中第二頁《荷花圖》有關聯，無錫冊中第一頁與香港冊中第十一頁《雙鳥石圖》有關。凡此皆可説明以上僞作乃某乙手筆。
某丙，目前發現僞作四件。
①《荷花水禽圖》，軸，日本名古屋櫻木俊一藏。款下有“寫”字，鈐三印分別爲“八大山人”“何園”“真賞”。此三印與八大真印以及其他僞印都不相同，其中“真賞”印差異尤爲突出。
②《荷石圖》，軸，北京寶古齋藏。
③《荷花圖》，軸，日本某私人藏。題“寤歌草堂”。
④《荷花圖》，軸，北京某私人藏。題乙酉（1705）作。
第二、三、四幅不僅用印與第一件吻合，筆墨上也有不少共同之處。比較中發現：荷梗的彎度、粗細、疾徐與真跡區別很大；荷葉的畫法四幅完全一致，與真跡大相徑庭；花瓣的形狀及輪廓當中的頓筆折筆處，四幅一致；款下“寫”字除寶古齋本外，其他三件一致；八大之“八”字第一筆皆未撇下，與真跡晚期慣例不合。由此可以認定，此四幅皆由一人所作，而此人絶非八大山人。
某丁，共發現其僞作六件，都是荷花立軸，都曾作爲真跡發表過。
①《荷花小鳥圖》，香港某私人藏。
②《荷花小鳥圖》，高邕舊藏。此圖與上圖同形異本，圖章、簽款全同，筆墨上略勝於上圖，但同出一人之手。
③《荷花翠鳥圖》，藏家不詳。
④《荷鷺圖》，日本兒島嘉助藏。
⑤《荷花雙鳥圖》，藏家不悉，曾見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日紐約佳士得拍賣圖録。
⑥《荷鳥圖》，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藏。
上麵六幅畫法筆法相同。其荷梗綫條粗笨不自然，彎度生硬，曲筆造作。花瓣的勾法及樣式完全類似。特別需要説明的是，以上每幅某丁都在畫幅的上端突出一枝荷花，花苞放開一瓣，畫麵下部都加一突起的小丘，藉幾筆豎綫，想表現出山人畫法的習性，實則八大的荷花立軸真跡並不如此。款下“寫”字不但和八大真跡不同，也和前述幾人的仿作不同。至於“八大山人”“何園”“真賞”等圖章，與真跡差異更爲明顯。據此推斷，此六件當僞作無疑，且出於一人之手。
某戊，發現其仿品兩件。
①《睡貓（或狗）圖》，軸，法國J．P．Dubose藏。畫上有詩題。畫法筆法低劣。
②《睡貓（或狗）圖》，軸，紐約某私人藏。與上一件除印章不同外，餘皆完全一致，屬於雙胞。此圖與上圖不但綫條筆墨近似，書法完全出於一人之手。
除上述二圖外，另外還有兩幅與《睡貓（或狗）圖》同形畫作，都藏於香港某私人家，但並非出自某戊之手。由此可以斷定，這幾幅《睡貓（或狗）圖》必爲同一原本的臨仿本。
某己，有六件僞作傳世。
①《雜畫》，卷，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紐約佳士得拍賣品，共計六段。
②《雜畫》，冊十二開，香港某私人藏。此冊畫中筆墨與上卷近似，但更加草率，彼此所有僞印也相吻合。
③《睡貓（或狗）圖》，軸，香港某私人藏。此圖貓（或狗）的畫法和《雜畫》冊中第三頁中貓的筆墨相似，書法中草法錯誤相同，有框的屐形僞印出於同一方印章。
④《鷹蟹圖》，軸，紐約某私人藏。畫幅中“真賞”印與上麵諸作僞印相同。
⑤《行書四箴》，軸，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此件與另一件八大所書“四箴”冊（已印入《藝苑掇英》十七）相比較，可見二者關係之密，但絶非一人所書。“四箴”冊中印章與八大真印吻合，而此軸之印則與以上諸僞印相同。
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鎮江市博物館藏。此件書法與《行書四箴》有同等氣度，同時所用三方僞印也與仿品完全相同。
由此可見，六件皆出自某己之手。如果衹從“真賞”一印判斷，某丁和某己也可能爲同一人。但二人筆法確實不同，不存在是同一人的可能。
張大千先生是惟一知道姓名的八大山人書畫作僞者。王方宇先生曾專門撰寫《張大千先生和八大山人》一文（刊於臺灣歷史博物館《張大千學術論文集》中，1988），探討張大千仿製八大作品的問題，舉例甚多，此處不擬多引，衹借用兩件以明之。
①《草書“曝衣遍天下”五言詩》，軸，李初梨原藏。這幅書法作品完全取自於八大山人一件書法拓本。該拓本爲啓功先生舊藏，張大千仿寫此件時又加畫一《瓜果圖》，最後成了書畫合卷（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大千曾言，此書畫卷爲他仿作八大書畫中最爲得意者。李氏書軸與啓氏拓本及此書畫合卷中書法完全一致。
②《荷花蘆雁圖》，軸，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佳士得拍品，王方宇、沈慧藏。此畫八大原本是大千先生大風堂舊物，現在也藏於王方宇處。合而對比，臨仿之作大小尺寸以及石塊、蘆雁、題款等皆與原跡合。
綜觀大千仿八大作品，花鳥多於山水，仿作書法勝於繪畫，尤擅八大一六九三至一六九九年間的草書，字的結構、章法與八太原作極爲近似。大千仿作喜敷施顔色，而且設色嬌艶輕佻，而八大設色畫則極爲罕見。同時大千仿作用印有鋅版製僞印，印泥薄，不甚清晰。
王方宇的研究可謂細緻，但問題還有許多。比如八大山人的《三友圖》軸目前就發現兩件：一件原作雖佚，但被印在《泰山殘石樓藏畫》一書之中，署年“己巳”（1689）；一件見於江西出版的《八大山人畫集》，署年“丁醜”（1697）。兩件作品雖相距有八年之久，但除了作品的構圖和題語的行數以及字數分佈、字體等不同外，其他內容完全相同。從筆墨和書法來看，前者優於後者。然而觀察八大山人的署名，“八”字寫法卻各與其署年相合。誰真誰僞，的確很難判定。鍾銀蘭女士在其《八大山人作品真僞辨析初探》（《朵雲軒》1988年第1期）一文中，從畫法上認爲前者真、後者僞，後者是一件“移花接木”式的仿僞之作。汪世清先生在香港《大公報》藝林專欄第六六七期上發表了《八大山人〈三友圖〉辨僞》一文，進一步驗證了鍾氏的結論。汪氏從兩件作品均題“友翁沈先生”上款入手，查考八大這位“望七老友”沈麟的生平。其與王原《西亭文鈔·東皋尚齒會記》中沈氏確定的生年相核校，證明沈麟確實生於天啓二年（1622）。同時，汪氏又從沈季友輯的《檇李詩繫》的沈麟小傳中得知沈麟去世於康熙壬申（1692）。由此證明，“己巳”一圖可信。而“丁醜”之作，則爲有底本所依的仿作而已。鍾、王二人將目鑑與文獻考訂相結合，最後完滿解決了這一疑案，同時也爲我們提供了一件真實可信的八大“己巳”作品原型依據。
在八大山人的僞作中，除了上麵所舉的仿本例子之外，亦有一些近於臨本的仿作，由於並沒有像雙胞胎作品那樣忠實於原作，在某些方麵總是要露出馬腳的。如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瓜月圖》（曾爲張大千所藏），與北京市文物商店收藏的《瓜月圖》構圖、題識大體相類，但鈐印差別較大。兩畫均署年“康熙己巳”（1689），哈佛本鈐印爲“可得神仙”“圖”“口如扁擔”，北京本鈐印有“個相如吃”“圖”“十得”“黃竹園”四方。依據王方宇《八大山人所用印章及書畫上出現的年份表》得知，“黃竹園”一印使用的最早時間是在壬申年（1692），而“十得”印則最早見於癸未年（1703）。作僞者沒有掌握八大用印的常識，據此判斷，北京本應是臨仿的僞作。
八大山人作品的僞跡、仿作舉不勝舉，鑑定之時我們必須慎之又慎。由上麵的個案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接近於科學的方法應是綜合各方麵因素加以逐項校核，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使鑑定流於形式。全麵掌握資料，認真分析研究，如此才有可能獲得準確的結論（圖264—圖276）。在本節即將結束時，筆者推薦方聞先生《八大山人生平與藝術之分期研究》一文，供讀者參考。此文內容與本節內容之間存在距離，但關係密切，於此不再贅述。
│第五節│
張大千仿歷代名家作品
張大千先生是近現代中國畫壇上難得的一位才智卓越的大師。有關他一生的繪畫藝術成就和評價，已有許多學者發表了各自不同的學術成果，這裏就不再贅述了。本節著重就大千先生仿作古人書畫以及涉及鑑真辨僞的工作進行討論。
大千仿作古代名家書畫，在近代畫壇頗具傳奇色彩。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張氏遊學於曾熙先生門下，見曾熙收藏中有石濤山水鬥方一軸，甚爲喜愛，乞老師借給他回家臨摹一過。老師審閲之後，覺得臨摹之作很好，又讓其將石濤的款印都摹擬補上，儼然與真品無二。後來，黃賓虹先生爲集一本雜冊，以一百四十銀元買下了張氏這一臨仿之作。雖然事後曾熙將畫款退給了黃先生，並告以實情，然而大千一直認爲這是其平生最得意之事。大千並不忌談其作僞古畫，甚至以揭穿別人不識其僞跡爲樂。早年滬上有巨商程霖生者，雅好書畫鑑藏，某日以高價購得八大山人花卉屏四條，幅長丈二，寬僅尺許。其中有一幅荷花圖，梗長八尺有餘，一筆到底，非尋常功力可致。程某喜不自勝，招衆友宴集共賞。席間，程對來客言道：“世謂大千善於摹仿，無所不能，恐僅此一筆荷梗便無能爲力了。”抗戰勝利後，程氏已逝，有人向大千談及此事。大千莞爾一笑，答曰：“不瞞諸位，這四屏正是大千所爲。”衆人不信，大千當即展紙濡墨，循長案且走且畫，一氣嗬成，觀者盡爲之嘆服（事見鄭逸梅《藝林散葉》）。當時收藏名家很少有人不買進張氏仿作的，張學良將軍就是其中之一。張學良駐守北京、西安之時，經常與大千一起談論畫藝，交換收藏。二人情投意合，遂成一生摯友。
大千仿製書畫的動機並不一定是單純爲了牟利。歷史上除了米芾之外，還沒有幾人對自己的僞作欺騙了他人而常常自鳴得意的。一般的作僞者，提起僞作，無不諱莫如深，惟恐他人知曉，而大千則津津樂道。其個中原因，我個人認爲他是以遊戲的態度來僞製書畫的。大千之詞“老子平生消受處，隨分爲歡，百歲如過羽”正好説明了這一點。簡單地講，大千作僞是在同世人開玩笑，是在檢驗他的筆墨技巧是否達到了古人的水準，是爲了評估他人的鑑賞水平，同時也是他對所景仰的古代名家的一種贊賞與肯定。當然，也不能排除大千爲利而作僞的書畫確實存在。我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如此對我們全麵深刻認識大千的爲人、品性、內心世界和藝術成就是很有幫助的。
大千在仿製古代繪畫和書法上的才能是卓越的，罕有與之能夠匹敵的。隨著他在各個時期興趣的不同，僞作的時代和名家也不盡相同。據傅申先生研究分析，大千在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間僞作的書畫幾乎都是明清時期的名家，衹是偶爾僞作一兩件年代稍早的作品。這一時期他仿得最多的名家有石濤、髡殘、八大、弘仁、梅清、金農、華嵒、李鱔、高鳳翰、戴本孝、龔賢、程嘉燧、黃道周、倪元璐、陳洪綬、董其昌、陳淳、徐渭、張風、唐寅、仇英、林良、吳偉……從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由於他收藏日豐，眼界漸高，所仿作品時代由宋元而上溯至隋唐，明清作品也偶爾仿作一些，但數量偏少，品質很高。大千仿作過元代盛懋、王蒙，宋代易元吉，五代的董源，還仿製過隋唐的佛畫。大千在不斷地仿作古代繪畫的同時，也仿作過許多古代名家的書作，如金農、高鳳翰（大千用左手仿製高氏書法）、徐渭、冒襄、侯方域和方以智等。又聞鄭逸梅所言，張大千還擅仿何紹基的書作，特別是他以左手書寫“子貞何紹基”五字惟妙惟肖。從上麵開列的長長名單來看，大千幾乎可以仿作畫史上所有大家的作品，其能力讓我等折服、驚嘆！
簡單地述説很難使讀者把握大千仿作的特點，必須結合具體的作品加以比較分析，才能辨識何爲原作，何爲大千仿作。以下結合作品具體述之。
張大千是從石濤開始仿作前人書畫的，因而我們的比較研究也由石濤開始。前文中提到的黃賓虹購買的大千仿作石濤鬥方，今天有幸還在。該圖題曰“自雲荊關一隻眼”（圖277），紙本，設色，曾印於傅申一九九一年在美國華盛頓沙可樂美術館籌辦的張大千回顧展的圖録《向過去挑戰——張大千繪畫》一書中。據言，此畫仿作於一九一九年，是張氏仿作中最早的一幅。遺憾的是大千此作據以臨仿的原本（即曾熙的藏本）今已不知下落，僅存黑白照片（圖278）。此圖如不仔細研究，還真容易使人相信它是石濤原跡。
遼寧省文物商店收藏一件八大山人、石濤合作《山水圖》軸，就書畫本身而言，該作非常神似八大和石濤兩家的筆墨風格。在畫幅上的題識中，八大簡略的名款外加上了“己卯（1699）夏日寫”的年款；石濤則如常例，有詩有跋，年款爲辛巳（1701）二月。由此可見該作先由八大畫好了一部分，由“鬆庵”攜至石濤處請其補繪完成。考察大千收藏過的石濤致八大山人函真跡後我們得知，石濤、八大二人一生未曾晤麵，由李鬆庵從中遞畫帶信，石濤曾爲鬆庵作過《鬆庵讀書圖》軸，有真跡傳世。由此可知，鬆庵確有其人，大千更是熟悉此人，因此八大、石濤合作《山水圖》軸在時間上是合理的。然對比另一件張大千仿作的八大、石濤合作之《鬆竹人物圖》，我們發現，二軸在章法、風格、筆墨以及畫上書題上，屬於同一氣息，都是大千的遊戲之作（圖279）。經傅申考證，《鬆竹人物圖》大千作於一九三〇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八開石濤《山水花卉圖》冊，其中除鷄冠花、蘭石兩開外，餘爲山水。在對幅上有自書詩詞，雜用各種書體。其中“獨釣圖”一開，題語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一冊石濤四十三歲時作的《山水圖》真跡中的一開大體一致（圖280）。然細審《山水花卉圖》，我們發現這本冊子雖有石濤圓拙筆法，微顯蒼老之態，但橋邊坡石勾皴闊筆不類石濤，此乃大千本色（圖281）。從對幅書法中更可看出其破綻，貌似石濤，實則非也。
據友人劉九庵見告，江蘇無錫市博物館藏石濤《行書自書詩》卷（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六冊,圖282），是張大千依據上海博物館藏石濤真跡《長幹圖》後麵的自書題識略作改動後仿造的。首先，仿作改刪了原詩的前四句，詩意不太完整；其二，在題語中又略去“知予有苦瓜和尚之説”等文字，則不知友人因何而贊了，顯係無的放矢之言，不合情理。或許這正是大千故意所爲，以避作僞之嫌。
八大山人的作品也是大千仿造的重點。由於上節內容中舉了一些大千仿八大作品的實例，以及王方宇先生曾撰寫一篇《張大千先生和八大山人》（刊臺灣歷史博物館1988年《張大千學術論文集》中）的文章，列舉頗詳，茲不贅述。我衹在此補入兩件曾在一九九一年美國張大千作品回顧展中展出的大千仿八大作品，以供參考。一件是扇麵，紙本，設色，“壬午”年款。一件爲《安晚山水圖》軸，紙本，水墨。《安晚山水圖》以八大筆法章法構圖造境，而畫幅上部題“安晚”等語，乃仿抄藏於日本泉屋博古館八大名跡《安晚雜畫冊》（甲戌年款）的冊首題。這種拚湊仿製的手法是大千作僞的一大特點。
大千先生仿製金農的墨竹也很逼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金農《墨竹圖》軸（圖283），畫得很像，衹是字稍差，不如金農沉穩。大千作品回顧展中有一《墨竹圖》扇麵，裱上有大千自識，録下可見大千之胸襟：
此予年二十六歲，初入故都，在汪慎生家。汪固工新羅花鳥，而酷嗜予所爲石濤、八大、漸江諸作，尤喜予爲冬心書，因出便丐，督予爲之。當時以爲亂真，今日對之不覺汗濡重棉也。六十七年戊午元月十一日，臺北大寒，大千居士爰。
張大千仿徐渭的作品也很多，有字也有畫。徐渭傳世的人物畫跡很少，遼寧省博物館藏有《墨戲山水人物圖》一卷（圖284），係大千仿本。此件雖然大千儘量模仿明人的風格，但畫中仍然顯現有大千畫人物的神情。畫中抱琴的童子，圓胖的臉，這是任何古畫中所不見的表情。大千一九五六年創作了《大千狂塗圖》冊，此冊中有一頁童子的臉部與《墨戲山水人物圖》近似；還有，《大千狂塗圖》中的山石用硬毫筆快速直筆皴擦，與《墨戲山水人物圖》中近處坡石也很近似；表麵上看《墨戲山水人物圖》筆墨淋漓，但細品殊少含蓄，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徐渭《山水人物圖》冊（圖285）絶不相同。因而可以斷定，遼寧省博物館藏的徐氏卷實爲大千仿製。從上海博物館所藏大千仿製徐渭的《七言聯》（圖286）以及屢見於各地的多件大千仿書徐渭的《草書七言律詩》軸（圖287），我們可以看到大千仿徐氏書的有一共同之處：大千書間架開闊，氣勢疏狂瀟灑，缺乏徐書精神內斂的品質。衹要與徐渭書法真跡比較一下，我們不難掌握大千仿書的獨有特徵。
大千仿唐寅《仕女圖》軸，乃當年琉璃廠古玩商靳伯聲請大千所作。仿本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寅《仕女圖》軸爲藍本，略加改動即成。此畫作於一張明代紙張之上，綫條流暢，設色明麗。畫幅右上部行書題詩一首，款署“唐寅”。今天，我們可以把大千之作與唐寅的原作對比研究，進而掌握大千仿作的特點。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明代張靈的《壽星圖》軸（圖288）。該圖傳世曾見有兩件，另一件下部水波較此件爲少。這兩件筆路一致，皆爲大千所仿，皆取自於唐寅的一幅壽星圖。特別是北京故宮博物院保存的那件畫，下部的水紋、右上部的樹枝等筆法竟然顯現出石濤的味道。古代繪畫中豈能出現如此之事？這裏附上一幅張靈的人物畫作以作比較（圖289），足見大千作僞，時不時也會露出破綻之處。
幾年前傅申在研究了大風堂藏畫後，大膽地指出了大千藏品中的一些古代書畫實則是出於大千之手的仿製品，即使是捐獻給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兩件隋唐佛畫也是大千仿作。傅申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臺灣與美國學者間的大辯論，臺灣學者甚至利用衛星與傅申交換意見。筆者未曾見過這兩件佛畫，不便發表意見，這裏僅簡略地介紹一下學者們的觀點，作爲個案提供給大家，以便有誌者深入研究。傅申認爲：兩幅畫從風格的角度分析符合敦煌壁畫的分期，實則其中一幅《隋成陀羅造釋迦牟尼像》（圖290）是以敦煌三〇一窟室壁畫爲藍本仿造的，而另一幅《隋南無觀世音菩薩像》（圖291）與隋彩塑及敦煌二七六、二七八、三九四諸窟的菩薩像大同小異。進而可知，此二件隋畫非虛空硬造，是有來源依據的。傅申將敦煌壁畫、藏經洞出土的絹帛畫以及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張大千的一些人物畫作品集中在一起，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敦煌畫的畫家水準參差不齊，且多爲匠人依樣勾畫，用筆較爲粗獷有力，而大千用筆則法度嚴密，控製周到，不免修飾過甚，失之柔細。傅申再將整體畫麵進行了比較，發現大千所作較平麵化，特別是這兩件畫的毛病更爲突出。還有，大千所臨或仿的佛畫的麵部造型與神情趨於甜媚，具有現代感。傅申研究後認爲：這兩件隋畫完全符合大千的個性、手法和審美品位，非大千莫屬！傅申又從題記、絹質、顔色等方麵論證了兩件作品屬於大千仿製之作，推斷出這是大千五十年代中後期在日本最後仿製完成的。臺北學者雖然發表了不同意見，但我認爲傅申的研究成果是有根據的，有一定説服力。
大千所仿的作品還有不少，如宋人《吳中三隱圖》卷（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張萱《明皇納涼圖》卷（東京某私人藏,圖292、圖293）、韓幹《圉人呈馬圖》卷（巴黎Cernuschi博物館藏）、巨然《茂林疊嶂圖》軸（倫敦大英博物館藏，圖294、圖295）、梁楷《睡猿圖》軸（美國檀香山博物館藏。此圖原爲吳湖帆舊藏，畫中有廖瑩中識語，確爲大千所仿，今人鄭逸梅《藝林散葉薈編》正編第四百四十九條詳敘大千造此圖經過，讀者有興趣可參閲之）、趙孟頫《枯木竹石圖》卷（上海博物館藏）、徐渭《萱花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南方還有一件）、倪元璐《行書蘇東坡詩》軸（無錫市博物館藏，圖296、圖297）、倪元璐《仿米山水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298、圖299）、方以智《枯木圖》軸（遼寧省博物館藏，圖300）、髡殘《禪寂圖》軸（無錫市博物館藏）、髡殘《山水圖》軸（無錫市博物館和徐悲鴻紀念館均有收藏）、髡殘《書畫圖》卷（上海博物館藏，曾收入《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四冊）、髡殘《千巖萬壑書畫圖》卷（蘇州靈巖山寺藏，曾收入《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六冊）、八大《鱖魚圖》軸（湖南省博物館藏）、八大《山水圖》軸（遼寧省博物館藏）、八大《瓜果圖》卷（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梅清《山水圖》軸（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圖301）等。
從上麵所舉的衆多實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大千的作僞特點：主要以仿爲主，照臨的作品很少。大千仿名家原作的章法、立意、神韻以至用筆、著色等細節，且往往將幾幅真跡的構圖打亂重組，形成新的畫麵。這樣仿品不但可以亂真，有時甚至較原作還精彩許多。仿作成功是很艱難的，因爲這要受到許多客觀條件的限製，比如紙絹等材料、印章的刻製、裝裱裝潢等。大千確實與衆不同，仿製之前，他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工作。大千向蘇州的周龍蒼求教如何把仿品作舊，使仿品看上去很古老；大千求人在各地搜求舊紙、舊絹、舊墨、舊顔料、舊印泥以及舊的裝潢，以求在材料使用上符合原作的時代；大千仿作上使用的印章也是他僱用印章雕刻師幫忙精心仿刻在木料上，這些以攝影製版的方法仿製的印章幾乎同原印一模一樣，而且沒有一般照相鋅版印章印出效果薄氣的毛病。據傅申手中掌握的資料，大千仿製了三十多位藝術家和許多明清收藏家的不同印章達九百七十餘方，其中僅項元汴的印章就有一百多方（均藏紐約賽克洛博物館）。
一般説來，大千儘量從歷代著録中選取有名之作進行仿製，按記載繪圖，使人信服其爲流傳有序的名跡。其手段之高明、用心之精細，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