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過了4年。看守所的屋子幾乎沒有陽光，離地3米的牆壁上有一扇小窗戶。一到夏天，屋子裏比外麵還要高幾度，佘祥林受不了熱，至今他都受不了。他用半截礦泉水瓶子養了一株小草，那是從牆壁角落生長出來的奇跡。草越長越高，又生了好幾株，這個屋子的嫌疑犯來來往往好幾批，人們都把那株草當寶貝。1998年，佘祥林等來了他的終審判決，15年有期徒刑。
這是一份尷尬的判決書。如果他真殺了人，應該是死刑。佘祥林從看守所轉移到監獄服刑。在監獄，比限製人身自由更難熬的，是思想改造。
起初，佘祥林拒絕喊“報告”，監獄的幹部說他是個令人頭痛的犯人。大部分時間，他待在自己的鋪位上瞎想、思考、等待。有時他會喃喃自語，同屋的人把他當成精神病患者。他從未停止過大腦的運轉，想著如何才能還自己清白。
偶爾，也有一些悲傷的消息傳來。來探望佘祥林的妹妹無意中說漏了嘴，他的母親在數次上訪之後，被關進了看守所。9個月後，她變得又聾又啞，不會走路，半年後就去世了。她堅信她的兒子從未殺過人。但死亡帶來了絕望。
佘祥林決定讓自己分裂。
每天，當太陽升起，佘祥林就做出一次讓步。他在內心承認自己殺了人。這個殺過人的佘祥林開始接受思想的改造。他去水泥廠、采石場做工，認真做好監獄分派的每一個工作，因為他必須要為殺人付出代價。隨後，“殺人犯”佘祥林因表現良好獲得了4年減刑。
但每當夜晚來臨，靈魂深處的另一個佘祥林開始冒出來。他策劃著出獄之後如何調查當年的案件，甚至想過在那個浮出女屍的池塘邊蓋一間草屋，死守在那裏。但如果一輩子都不能真相大白，怎麼辦？他不敢想。從不承認自己殺過人的佘祥林思維高度活躍。深夜，他會跳起來寫日記。借著微暗的燈光，他寫道：
“2002年7月4日，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放棄。”
“2002年8月13日，超越自己比超越別人更加困難。實在支撐不住就說聲‘我很累’，但不要說‘我不行’。”
“2002年12月13日，生命是一種大逃亡，命中的痛苦與歡樂是永遠都逃不掉的，隻有哭泣著麵對。正如我現在這樣清醒地活著本身就是一種痛苦。”
“兩個”佘祥林都在等待。等待出獄的那一天，他們將再次合二為一。
2005年3月28日，佘祥林39歲的生日。他在監獄栽下了11棵樹苗。也是這一天，這個殺過人的、已經接受思想改造的佘祥林，自動消失了。因為他“殺死”的妻子拿著戶口本前往京山縣改戶口，被人當場認出來。她驚異地說：“我以為佘祥林早就有了新家，現在應該過上好日子了。”
5
從宜昌前往沙洋的中巴車每天隻有兩班，耗時四個半小時。我執意要去曾關押佘祥林的監獄看看。我曾想過讓佘祥林和我一起去，但隨即否定了這個念頭。那個地方可能是他的夢魘。他也勸我不要去，因為即使去了也隻能在監區外看看。
那天下午，我到達沙洋縣城時，已經是下午2點半了。中巴車駛過市區，我看見一棟堅實的建築矗立在馬路上，高大嚴實的鐵門和架著電網的圍牆。我很少在一個城市的中心看見一座監獄。
沙洋有中國最大的監獄群。一共28座監獄，20000多名犯人，9000多名獄警。出租車司機萬寶元熟知每個監獄每個監區的具體位置。他也熟知佘祥林的故事。萬寶元懷著一種敬意說：“佘祥林能活著從監獄出來太不容易了，他這個人一定有非常堅強的毅力。”
“也許因為他是冤案，才可以支撐這麼久。”我說。
“不是因為這個。我們這裏冤案太多了，那並不出奇。關鍵還是看一個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壓力。”萬寶元給我講了一些當地流傳的冤案故事。他們大多是在“嚴打”期間被誤抓進監獄的。
“嚴打”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現象，它始於1983年，規定對那些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民憤極大的，應當迅速及時審判，可以不受《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些程序上的限製。但可怕的是，這個來自更上層的決定，在一級一級的執行者那裏層層加碼，被舍棄的程序越來越多，“犯罪分子”的範圍越來越大。1994年，佘祥林趕上了中國第一輪“嚴打”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