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手裏的牌(3 / 3)

如果我把每一天都當做自己的暮年,我對長者,一定寧願更體恤,更忍耐,更娓娓道來。

時光手裏的牌

是誰和誰,年輕時候擦肩,到老了還有福分寒暄過往?......我癡想著。看不見時光手裏的牌。

趙警官是我們管片兒的戶籍警。我為父母遷戶入京的事情要麻煩她。她總不在。說是奧運過後

在輪休。也許是我總去得不湊巧吧。好不容易碰上,準備好的材料被打回一半。於是又去央人改。

再去會她,她又在輪休。一晃三周過去,終於碰對了我們彼此的作息。興衝衝地趕了去,找她的人排起了長龍。

排在我前麵的,是個戴帽子的老太太;後麵的,是一個白發老太太。她們先後和我搭訕,很快就掌握了我的情況。出於禮貌,我也回問。戴帽子的老太太說,她是來銷戶口的。老伴走了。老伴比她大

11歲。兩年前去世的,要是還健在的話,今年就85了。我和白發老太太唏噓著,表達著路人甲乙的惋惜。白發老太太是要申請去香港看定居在那裏的兒子。她身邊還有

個女兒。戴帽子的老太太誇她好福氣,放走一個還留著一個。白發老太太卻擺手說,為了女兒的婚事,她操碎了心。又說把老房賣了,想給女兒買個大房子找倒插門女婿,可沒想到賣房之後的巨款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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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不起任何一所更加昂貴的新宅子。地方遠的倒便宜些,可又擔心

女兒上下班路上的安全。戴帽子的老太太問她,閨女多大了啊,這麼操心?她答說,47了。一時大家皆無語。冷場片刻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兩個老太太同時忍不住問

對方:我們是不是在哪裏見過啊?

搜索引擎立即在倆老太腦海中啟動,終於,答案揭曉—20年前,她們還沒退休時,戴帽子的老太太是醫院裏的耳鼻喉科大夫,白發老太是衛生局的幹部。她們是上下級關係,曾經前後腳出現在同一場合;和同一個人說過話,打過交道;知曉同一些人事……她們開始小聲地攀談。

而我的附和成了多餘的聲音。這時候,老者的形象在我眼裏慢慢變成了黑發的大夫們。她,那個時候不愛戴帽子,她燙著頭發,還不算孤獨,有年長

的老伴;而她,也不是如今這白發蒼蒼的模樣,她在大夫的記憶裏,是“您那時候可真是個美人”。曾經的美人,兒女還均在身邊,不需要她跋涉千裏去探親,女兒也正年輕,還有揀擇愛情的權利。

過去的榮譽,在真心的讚美中重新閃耀。

我不敢打擾。隻是旁聽。

她們是我們的將來。

是誰和誰,年輕時候擦肩,到老了還有福分寒暄過往?

我癡想著。看不見時光手裏的牌。

戴帽子的老太太顫顫巍巍地把老伴的材料遞給趙警官。怕我等得不耐煩,她對我說,我快。趙警官接過她的信封看,問了一句:兩年前的證明,怎麼今天才

來辦?老太太低下頭,仿佛做錯了事,她的聲音低得隻有我和警官能

聽得見。她說,咳,舍不得辦。趙警官沒說話,手指嫻熟地在電腦上操作,然後她拿起剪刀,

把老頭的身份證剪去了一角。她把這樣一個身份證還給了老太太,

告訴她,辦完了。老太太舉著那個身份證看,這就辦完了?然後半自言自語半對我們說道:“真快。”

輪到我了。白發老太誇我孝順。我謙虛道,反正沒什麼實用,隻是給父母的一個心理安慰罷了。白發老太一口京腔,對我說:“不介。要是你父母爭氣,活到

九十歲,市政府會每個月獎勵一百元。到百歲,則有二百大元等著呢。”我笑了。借您的吉言,願我的爸爸媽媽得到獎勵。還有一張材料需要複印,我辦妥後折返,白發老太太已經走了。不知道她是否辦得順利?

後麵排隊的,年歲不等。

有給新生的孩子上戶口的年輕父親;有為鄰居谘詢患了重病,想從香港遷回北京享受生活補助的好心人;有堅決摒棄金三順此等惡俗名字,想改成金珊這樣諧音好運氣的女孩子;也有帶著兒子再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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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婦女,要實現把母子的外地戶口都落在在京的丈夫家裏的願望……

趙警官麵前,真的是熱氣騰騰的人間啊。盡管都是煩瑣而具體的手續、表格、證明材料和大紅印章。但每一個焦急的,欣喜的,絮叨的,悶聲旁觀的麵孔後,都藏著些故事。那個年輕的父親,生活的畫卷剛剛全麵展開,他有沒有做好準備?他是否在預想了所有幸福之餘,也有承擔不幸和意外的勇氣?

那個幫鄰居谘詢的好心人,他的鄰居所幸有他幫扶 —空巢家庭裏的孤身老人,唯有互相照顧。而有沒有另一種可能,好心人就是那個鄰居本人?

叫做金三順的女孩子,是不是有著許多名不正言不順的苦惱?是不是遇到了愛情的挫折?還是說,叫了金珊,就會多一些財寶,多一些美好,改善生活裏的困窘?

那個帶著兒子再嫁的女人,是投奔愛而來?還是為了孩子落戶北京,減輕考學壓力而選擇的兩全之策? ……

每個人,每個家庭的一些傷口,一些隱私,在這裏,以工作程

序的形式不經意地被抖露。趙警官不動聲色地麵對著人們的需求。她公事公辦地回答,解釋,拒絕和受理。她可以一心四用 —

接電話,應付插科打諢的同事,回答問題,給正在看的材料糾錯。她絲毫不亂,氣定神閑地麵對著人們的生老病死,愛恨情仇。

我等了很久,才再次輪到我。但為了我的爸爸媽媽的一點點高興,一點點心理上的需要,也為了這些排隊的人們一點點卑微的要求,一點點努力生活的心願,我願意對他們所有人說客氣話,好話,溫暖的話;我願意靜立,無怨言,無惱怒,保持微笑,心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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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說抱歉

我隻是汗顏。為自己不易察覺的優越感和輕蔑。那些分別如此根深蒂固,令我長期不覺羞愧。而今,他們的樸實,照見了我隱藏已久的傲慢。

徐師傅是我們家的工長。第一次聽到他講話,我就要崩潰了。

我其實是努力地去聽了,但他說話的時候仿佛嘴裏含了一顆棗,每個音節在脫口而出的瞬間就變形了,以至於我不能再去盯著他的口形。他一開口,我就渾身難受。

愛人是個天生耐心的人,雖然他和我有著一樣的感受,但他還是保持了基本的禮節和微笑,聽著徐師傅一遍一遍重複著語義和發音都含混的介紹。

我後來很少去工地。僅有的幾次也避免和徐師傅講話。我對他不提問,這樣就省卻了他回答我費解的難堪。而他的主動介紹,我也盡量讓愛人去應付。

他讓我想起往昔考學時認識的一個考生,姓夏,來自農村,家裏以殺豬為生。他要考表演係,和我們這些報考文學係的考生混住在招待所裏。小夏沒有什麼表演基礎,卻又對一切好奇,誰說什麼他都關注地聽,別人唱一句歌兒他也要記下歌詞,及至麵試臨近,他要準備小品,來找我們文學係考生出主意,大家幫他想了很多點子,設計了台詞,身段和情境,但他隻是笑,扭捏,不入戲,而那些記歌詞記台詞的紙片也常被他隨手丟在各處—我的耐心終於被他消耗殆盡。後來但凡他來,重複著我認為毫無作用的那些功課,我都躲了出去。

眼不見為淨。走為上策。

徐師傅和小夏並不一樣。但我對他們沒有足夠的耐心,如出一轍。

裝修一個家,需要油工,瓦工和電工。

他們每一個人都令我難忘。第一次去,就是和瓦工打交道。他和我印象中的裝修工人不一樣,他穿著很幹淨的衣服,牛仔褲、鞋一塵不染。他叫我們去,是給我們看廚房的地磚大小不一,鋪出來不整齊,他希望我們能換磚。

其實,我和愛人也都算完美主義者。但看了略微有些偏差的地磚,感覺還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我們和瓦工師傅商量,多用一些勾縫劑就行了。對於我們的抓大放小,瓦工師傅不願意妥協。他堅持讓我們去再選一款質量過關的地磚。我覺得好笑,客戶都通過的工人卻不滿意,瓦工師傅最後吐露了原因 —他在遠近的工地上負有盛名,不願意讓別人看見這樣參差不齊的地麵出自他手。盡管我們以為可以忽略,但他對自己的名譽卻愛惜有加。

我們當然尊重了他的建議,一邊費盡周折地退換,一邊感慨自己碰上了負責的,愛惜羽毛的工人師傅。

油工師傅長什麼樣子,我一直不知道。頭回見到他,他戴著口罩,但頭發和眼睫毛上都是白灰。我在那個暴土揚塵的屋子裏一刻都不能久留,他卻要打開所有的油漆、石灰、膩子,每天在各個工地上勞作。直到給牆漆調色,我才看見他的模樣 —挺好看的,竟很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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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個助手,倆人結伴,從家鄉出來討生活。他們竟都不過 20出頭。衣服上都是油彩。調完色,便又腳不點

地地趕往另一家住戶。吃飯了嗎?沒有。很多時候,饑一頓飽一頓是家常便飯。

電工師傅姓高,個子卻最矮。因為所有的燈是我挑選的,所以裝燈的時候我饒有興趣地去監工。小高師傅裝燈,要踩一個簡陋的凳子。凳子是三塊木板搭在一起的,站上去搖搖晃晃不穩當。他要拿工具,拿燈,裝上燈罩,需要跑很多趟,每一趟都是從凳子上跳下來,再爬上去,一下午裝 6盞燈,就要上下跑跳 30多回。我不忍,就跟他說,你拿什麼告訴我,我遞給您。他笑了,跟我說,這是你在,業主不在,我們還不都這麼跳上跳下的?習慣了。

工長徐師傅和小高師傅是老鄉,都是安徽的。他幫著小高師傅安大燈,跟我們介紹說,在他的家鄉,有一多

半的人都出來搞裝修了。聰明人就學電工。我這才知道他們是安徽安慶人。徐師傅笑說,如果老蔣當了頭兒,安慶就是陪都(因為安慶離

南京近);如果陳獨秀當了頭兒,安慶就是首都(陳獨秀是他們安慶人啊);現在不成,安慶人都隻能出來搞裝修。我們大笑。這一次,徐師傅的話,我竟然聽懂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愛人說,徐師傅還挺幽默的啊。愛人告訴我,他和老徐聊得多,知道老徐有兩個孩子,大女兒已經考上了人大,小兒子也在縣裏的重點高中念書。老徐說,他要

多掙點錢,讓孩子們都能念上書。

房子的裝修接近尾聲了,我們要請老徐吃個便飯,他熟悉環境,帶我們去一家他們常去的飯館。我們坐下來,看見菜單上的菜價很便宜,而餐具殘破肮髒。

我又不忍。跟老徐說,我知道有一個地方,還不錯,徐師傅,我們換地兒吧。

我們拉著老徐去了一家幹淨的快餐店。

其實離那個工人們的據點也不遠,但徐師傅竟然一次都沒來過。愛人給徐師傅點了菜,湯和飯,一人一份。老徐借口快餐店的桌子小,坐到了我們旁邊一桌。看著他悄悄地吃飯,我突然對自己先前的不耐煩深感內疚。

五年前,我們經曆過一次裝修。

那是給父母買房。照例我很少去工地。幾乎沒有看見他們的勞動、汗水,吃飯的環境,一些些背景的故事。在驗收的時候,我發現買的鏡子被那個工長打碎了。

那個鏡子的裝法,我先前囑咐過,一定要釘釘子再掛上去,而工長自信滿滿地告訴我,用雙麵膠一定可以粘牢,我並沒有同意,但他堅持。結果還是掉了下來,碎了。

我因為氣惱他的自負,所以在他的工錢裏扣了鏡子的錢。他沒說什麼。

他還是愛人的同鄉,戴個眼鏡,很斯文的樣子。之後,也就再無來往了。

其實,很多人,和我們的關係,都是一輩子隻打一回交道。然後,這個人,和當時你們之間交流的隻言片語,就一起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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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這一次,我認識了工長徐師傅,讓我突然想起了那些過往的麵孔。

如果我知道當年那個殺豬娃小夏,是克服了怎樣的困難和怯懦,才來到北京考表演係,恐怕我不會對他不耐心的;如果我知道那個老鄉工長是怎樣吃,怎樣住,怎樣看著一個個漂亮的房子經由他們的揮汗而建成,我一定不會擺出業主的姿態挑剔他的;如果我看見徐師傅日日奔波在他人的華屋和自己的陋舍,吃著便宜而不衛生的夥食,我也不再會為他的一個吐字不清而犯精神潔癖的……

因為知道緣由,因為完整地知道,才會慈悲。

我隻是汗顏。為自己不易察覺的優越感和輕蔑。那些分別如此根深蒂固,令我長期不覺羞愧。而今,他們的樸實,

照見了我隱藏已久的傲慢。對不起。為著那些並不能聽到我此刻心聲的他們。

我們跟老徐說,工程結束了,再請你大吃一頓!老徐卻急忙擺手說,不用不用,我隻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如果

你們願意就幫我。如果不願意,也沒關係。愛人問他,什麼要求?老徐特別地不好意思,囁嚅了半天,才說:

“你們能不能到我們公司送我一個錦旗?”錦旗?我們都要樂了—在那個裝修公司,我們是看見過一牆的錦旗,

都是送給各個裝修隊的。老徐對我們說,得一個錦旗,他就能多得到一份活兒。

我們答應了徐師傅。

錦旗花了八十元。

上麵寫著:

服務周到,質量優良!贈工長徐師傅。

愛人把錦旗送到老徐公司時,老徐跟個孩子一樣,臉都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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