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青燈古佛相伴
一九一六年的冬天，陽曆年假中，李叔同到虎跑試驗斷食。一般都認為，這次的斷食是他出家的最直接誘因。
以李叔同自己的說法，之所以想到去斷食，是因為那一時期，他患有神經衰弱症，因為看日本雜誌上文章介紹，說斷食可以治療各種疾病，所以就想試驗一下。
李叔同在浙一師時的同事，也是他以後一直的摯友夏丏尊先生，在他的文章《弘一法師之出家》中，回憶到這次斷食的因由：
有一次，我從一本日本的雜誌上見到一篇關於斷
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力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如耶穌，都曾斷過食。斷食能使人除舊換新，改去惡德，出生偉大的精神力量。並且還列舉實行的方法及應注意的事項，又介紹了一本專講斷食的參考書。我對於這篇文章很有興味，便和他談及，他即好奇得向我要了雜誌去看。以後我們也常談到這事，彼此都有“有機會時最好斷食來試試”的話，可是並沒有作過具體的決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說過就算了。
約莫經過了一年，他竟獨自去實行斷食了。這是他出家前一年陽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兩次，年假暑假當然都回上海的。陽曆年假隻十天，放假以後我也就回家去了。總以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滿返校，不見到他，過了兩個星期他才回來。據說，假期中沒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斷食。我問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笑說：“你是能說不能行的，並且這事預先教別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驚小怪起來，容易發生波折。”
按照雜誌上介紹的斷食方法，實行斷食的時候，以寒冷的季節為宜，所以，依夏丏尊先生的回憶，李叔同選擇的是陽曆
年假的時候，按推測，是一九一七年元旦的前後。在弘一法師後來自己寫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斷食時間是在十一月底，這裏大約他使用的是農曆的日期。而選擇虎跑作為斷食的地點，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中這樣說：
至於斷食的地點呢，總須先想一想及考慮一下，似覺總要有個很幽靜的地方才好。當時我就和西泠印社的葉品三君來商量，結果他說在西湖附近的虎跑寺可作為斷食的地點。
我就問他：“既要到虎跑寺去，總要有人來介紹才對。究竟要請誰呢？”他說：“有一位丁輔之是虎跑的大護法，可以請他去說一說。”於是他便寫信請丁輔之代為介紹了。
因為從前的虎跑不像現在這樣熱鬧，而是遊客很少，且十分冷靜的地方啊。若用來作為我斷食的地點，可以說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我還不曾親自到過。於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邊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間房裏住好。回來後，他說在方丈樓下的地方倒很幽靜的。因為那邊的房子很多，且平常時候都是關著，客人是不能走進去
的；而在方丈樓上，則隻有一位出家人住著，此外並沒有什麼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樓下的那間屋子裏。我住進去後，常看見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經過（即是住在樓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卻十分地喜歡呢！因此，就時常和他談話；同時，他也拿佛經來給我看。
我以前雖然從五歲時，即時常和出家人見麵，時常看見出家人到我的家裏念經及拜懺。於十二三歲時，也曾學了放焰口，可是並沒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時，也不知道寺院中內容是怎樣的，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們那種生活，卻很歡喜而且羨慕起來了。
我雖然隻住了半個多月，但心裏卻十分地愉快，而且對於他們所吃的蔬菜，更是歡喜吃。及回到學校以後，我就請用人依照他們那樣的菜煮來吃。
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斷食，可以說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當年李叔同居住試驗斷食的房間現在還在，就在杭州虎跑公園“弘一法師紀念館”之側，名曰“弘一精舍”。
弘一法師自己敘述選擇虎跑斷食的理由是因其幽靜，而他的友人的回憶中還提及了另一個原因，虎跑有泉水。因為斷食期間需飲用大量的冷水，所以選擇虎跑似乎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李叔同《斷食日記》記錄：
丙辰，新嘉平一日始。斷食後，易名欣，字叔同，黃昏老人，李息。
十一月廿二日，決定斷食，禱諸大神之前，神詔斷食，故決定之。
……
三十日晨，命聞玉攜蚊帳、米、紙、糊、用具到
虎跑。……
午後四時半入山……
據《斷食日記》記載，李叔同此次的斷食自十二月一日始，至十八日止，共十八日。斷食分三個階段：前期共五日，以粥、小菜、水果為主，逐漸減量；正期七日，隻飲果汁與冷水；後期六日，食量逐漸恢複至正常。十八天之內，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讀書、寫字以及適量的散步，極其簡單。
在斷食期間，李叔同還刻有“不食人間煙火”的印章一方。
論起李叔同與佛教的淵源可以說是由來已久了。從他記事起，他就從篤信佛教的父母那裏受到熏陶。尤其是父親去世時安詳的遺容更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都對他成年之後對佛學思想的領悟奠定了感性的基礎。
在李叔同成年以後的詩文中，時常可以看到佛學思想的影響，比如他附於新劇本《文野婚姻》後的四首詩中的第四首中就有這樣的句子：“誓度眾生成佛果，為現歌台說法身。”一九〇八年，他在日本寫有《初夢》一詩，詩中也有“妙蓮華開大尺五，彌勒鬆高腰十圍。”這樣頗具佛教色彩的詩句。而在更早的一九〇五年，李叔同就曾寫過一首弘揚佛教的歌曲《化身》：
化身恒河沙數，發大音聲。爾時侵佛出世，瑞靄氤氳。歡喜歡喜人天，夢醒兮不知年。翻倒四大海水，眾生皆仙。
到了創作歌曲《落花》、《月》、《晚鍾》的時候，李叔同對於佛的信仰已經到了十分堅定的程度了。這時，他已經準備向著方外的世界跨出決定性的一步了。
對於李叔同來說，自他懂事起，不平靜的家庭生活、國家的內憂外患、個人人生理想難以實現的挫折，加之他的敏感的性格，使得他對於人生之苦的感受自然是十分的強烈，這大約也就是曹聚仁先生說的，他的非常苦悶的狀態吧。於是，他也就更容易對於佛教的教義產生強烈的共鳴。他的對於更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更使得他無法在現實的世界中，找到他的最佳的生活方式。於是，他就開始在佛教的教義中尋找他理想的寄托。
古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一個個階段的追求。而自幼年起便沐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李叔同對於這樣的人生追求是堅信不疑的。他也不是沒有過治國平天下的宏願，但無法實現的現實使他逐步轉入獨善其身的無奈中。他的日漸孤僻的性格便是最好的例證。在日本時期，歐陽予倩對他
就有過“律己很嚴，責備人也嚴”的評價；在上海任教時期，他對於南社社友們放浪形骸的不屑所表現出來的清高孤傲更是與當年那位曾經名滿上海的翩翩佳公子李叔同的行為迥然而異。在杭州的浙一師任教期間，李叔同律己更是嚴格，並且，他還希望以自己的道德的修煉來同時完成對於其他人感化，他以後的遁入空門，也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逃世，而以高尚的道德感化民眾的願望依舊深存於他的內心中，並於行動上有充分的體現。豐子愷回憶他的這位老師時說：
四十年前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師範任教時的學生，曾經在五年間受他的文藝教育，……李先生雖然是一個演話劇、畫油畫、彈鋼琴、作文、吟詩、填詞、寫字、刻圖章的人，但在杭州師範的宿舍（即今貢院杭州一中）裏的案頭，常常放著一冊《人譜》（明劉宗周著，書中列舉古來許多賢人的嘉言懿行，凡數百條），這書的封麵上，李先生親手寫著“身體力行”四個字，每個字旁加一個紅圈，我每次到他房間裏去，總看見案頭的一角放著這冊書。當時我年幼無知，心裏覺得奇怪，李先生專精西洋藝術，為什麼看這些陳貓古老鼠，而且被它放在座右，後來李先生當了我們的級任教師，有一次叫我們幾個人到他房間裏
去談話，他翻開這冊《人譜》來指出一節給我們看。
唐初，王（勃），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見《人譜》卷五，這一節是節錄《唐書·裴行儉傳》的。）
他紅著臉，吃著口（李先生是不善講話的），把“先器識而後文藝”的意義講解給我們聽，並且說明這裏的“貴顯”和“享爵祿”不可呆板地解釋為做官，應該解釋道德高尚，人格偉大的意思。“先器識而後文藝”，譯為現代話，大約是“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更具體地說：“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可見李先生平日致力於演劇、繪畫、音樂、文學等文藝修養，同時更致力於“器識”修養。他認為一個文藝家倘沒有“器識”，無論技術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誡人“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
我那時正熱衷於油畫和鋼琴的技術，這一天聽了他這番話，心裏好比新開了一個明窗，真是勝讀十年書。從此，我對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就在十九歲時，在天津縣學修讀期間寫下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中，他就曾明確地提出：
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士習端而後鄉黨視為儀型，風俗由之表率。務令以孝悌為本，材能為末，器識為先，文藝為後。
儒家的修身之說與佛家講究的自我修煉有相通之處。而儒家講的善惡區分與佛教的相關理念更是有相合的地方。世人說到李叔同，常用一句便是“由儒入釋”，而李叔同出家成為弘一法師後，也常常書寫儒家經典名言贈人以結佛緣。一九三三年的農曆春節，他在廈門妙釋寺的講演中也曾說：
餘於講說之前，有須預陳者，即是以下所引諸書，雖多出於儒書，而實合於佛法。因談玄說妙，修證次第，自以佛書，最為詳盡。而我等初學之人，持躬敦品，處事接物等法，雖佛書中亦有說者，但儒書所說，尤為明白詳盡，適於初學。故今多引之，以為吾等學佛法者之一助焉。……
……
……須先多讀佛書儒書，詳知善惡之區別及改過遷善之法。倘因佛儒諸書浩如煙海，無力遍讀，而亦難於了解者，可以先讀《格言聯璧》一部。餘自兒時，即讀此書；歸信佛法以後，亦常常翻閱，甚覺其親切而有味也。……
由此可以見出，自中年以後，李叔同所奉行的修身之道，實在可以說是他最終皈依佛門的一道橋梁。
夏丏尊回憶的一件事，更能說明李叔同對於人格力量的信念。夏丏尊先生在他的文章《弘一法師之出家》中回憶說：
……我擔任舍監職務，兼修身課，時時感覺對學生感化力不足。他（指李叔同——引者注）教的是圖畫、音樂兩科。這兩科目，在他未到以前，是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後，就忽然被重視起來，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餘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出外寫生，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這兩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於他的感化力大。隻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誠敬中發出，我隻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舉一個實例來說，有一次宿舍裏學生失了財物，
大家猜測是某一個學生偷的，檢查起來，卻沒有得到證據。我身為舍監，深覺慚愧苦悶，向他求教；他所指示我的方法，說也怕人，教我自殺！他說：“你肯自殺嗎？你若出一布告，說做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足見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這樣，一定可以感動人，一定會有人來自首。——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後如沒有人自首，真非自殺不可。否則便無效力。”這話在一般人看來是過分之辭，他說來的時候，卻是真心的流露；並無虛偽之意。我自慚不能照行，向他笑謝，他當然也不責備我。……
在杭州任教期間，除去學校的教務及一些文士的雅集活動以外，李叔同對於其他的事情日漸淡漠。有一次，浙一師請來一位名人演講，李叔同與夏丏尊一起避到了西湖，飲茶談天去了。當時，夏丏尊還開玩笑地對李叔同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去做和尚倒是好的。”那時，他怎麼也想不到，李叔同後來真的去做了和尚。以後談起這事，他還以此為李叔同出家的原因。李叔同在日本時結識的幾位日本畫家到西湖來寫生，李叔同隻請他們吃了一次飯，就把陪同的事情全部委托給了已經可以用日語作大致應酬的豐子愷。一九一六年八月，他在致劉質
平的信中談道：“不佞近來頗有誌於修養，但言易行難，能持久不變尤難，如何如何？！”第二年的一月，他又在給劉質平的信中談到他的打算：“鄙人擬於數年之內入山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時機遠近，非人力所能處也，現已陸續結束一切。”這第二封信就寫於他到虎跑寺試驗斷食之後。
經過斷食期間在虎跑寺（正式的名稱應為：大慈山定慧寺）的生活，李叔同對於佛家的生活漸生興趣，並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發生了許多改變。他在浙一師的同事和學生也都發現了這些變化，並在以後的回憶文章中都有所提及。其中，以夏丏尊先生的敘述最為詳細：
轉瞬陰曆年假到了，大家又離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去了。因為他在那裏經過三星期，喜其地方清淨，所以又到那裏去過年。他的皈依三寶，可以說由這時候開始的。據說，他自虎跑斷食回來，曾去訪過馬一浮先生，說虎跑寺如何清淨，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陰曆新年，馬先生有一個朋友彭先生，求馬先生介紹一個幽靜的寓處。馬先生憶起弘一法師前幾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師正在那裏，經馬先生之介紹，就認識了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幾天，到正月初八日，
彭先生突然發心出家了，由虎跑寺當家為他剃度。弘一法師目擊當時的一切，大大感動。可是還不就想出家，僅皈依三寶，拜老和尚了悟法師為皈依師。演音的名，弘一的號，就是那時取定的。假期滿後，仍回到學校裏來。
從此以後，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經，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學書偶然仍看，道家書似已疏遠。……
（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
不過，在這段敘述的時間上，夏丏尊先生似乎出了一些錯訛。因為根據他文章的上下文來計算，李叔同往虎跑寺度寒假應是一九一七年的春節前後。再據後麵的文字推斷，弘一法師的出家就應該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天了，這顯然是不對的。而據弘一法師自己的敘述，到虎跑寺過年這件事是發生在一九一八年的寒假期間，也就是他到虎跑斷食一年之後。弘一法師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中敘述：
到了民國六年的下半年，我就發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時候，即請了許多的經，如《普賢行願品》、《楞嚴經》即《大乘起信論》等很多的佛經。自
己的房裏，也供起佛像來，如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等的像。於是亦天天燒香了。
到了這一年放年假的時候，我並沒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裏麵去過年。我仍住在方丈樓下。那個時候，則更感覺得有興味了，於是就發心出家。同時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樓上的出家人做師父。
他的名字是弘祥師。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紹我拜他的師父。他的師父是在鬆木場護國寺裏居住。於是他就請他的師父回到虎跑寺來，而我也就於民國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於此年的暑假入山。預先在寺裏住一年再實行出家。當這個時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學習兩堂功課。
到一九一八年的二月，他在給劉質平的信中，就已經很具體地談到了出家的計劃：
不佞自知世壽不永，又從無始以來罪業至深，故不得不趕緊修行。自去冬受馬一浮大士之熏陶，漸有所悟。世味日淡，職務多荒；近來請假，就令勉強再延時日，必外貽曠職之譏，內受疚心之苦（逾課時之
半，人皆謂餘有神經病），……不佞即擬宣布辭職，暑假後不再任事矣。……
不佞所藏之書物，近日皆分贈各處，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習靜，不再輕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
這一年的三月，他又在致劉質平的信中再次提到出家的安排：
……
不佞近耽空寂，厭棄人事，早在今夏，遲在明年，將入山剃度為沙彌，刻已漸漸準備一切。所有之物皆贈人；音樂書籍及洋服擬贈足下，甚盼足下暑假時，能返回一晤也。
正月十五日已皈依三寶，法名演音字弘一。
李叔同曾經承諾，提供學費至劉質平留日學業完成。他在給劉質平的信中曾提到要設法籌借足夠支撐到劉畢業的學費，如果不能籌到便推遲入山。但劉質平還是不忍心讓老師為了自己而違背心願，所以，沒有等到畢業便提前回國。到此時為
止，在李叔同看來，可以擔心的事情已經沒有了，於是，他開始了出家前的最後料理：
到了五月底，我就提前考試。考試之後，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後，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預備轉年再剃度。
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來。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還未出家，他就對我說：“既住在寺裏麵，並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所以還是趕緊剃度好。”
我本來是想轉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勸，於是就趕緊出家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聖誕，所以就在那天落發。
落發以後仍須受戒的，於是由林同莊君介紹，到靈隱寺去受戒了。
（《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
但夏丏尊先生的回憶中，卻有著對於李叔同出家過程的不很一致的說法。他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中回憶：
……他對我說明一切經過即未來誌願，說出家有
種種難處，以後打算暫時以居士資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後不再擔任教師職務。我當時非常難堪，平素所敬愛的這樣的好友，將棄我遁入空門去了，不勝寂寞之感。在這七年之中，他想離開杭州一師，有三四次之多。有時是因對於學校當局有不快，有時是因為別處有人來請他。他幾次要走，都是經我苦勸而作罷的。甚至於有一個時期，南京高師苦苦求他任課，他已接受聘書了，因我懇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於是杭州南京兩處跑，一個月中要坐夜車奔波好幾次。他的愛我，可謂已超出尋常友誼之外。眼看這樣的好友，因信仰而變化，要離我而去，而信仰上的事，不比尋常名利關係，可以遷就，料想這次恐已無法留得他住，深悔從前不該留他。他若早離開杭州，也許不會遇到這樣複雜的因緣的。暑假漸近，我的苦悶也愈加甚，他雖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總熬不住苦悶。有一次，我對他說過這樣的一番狂言：“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這話原是憤激之談，因為心裏難過得熬不住了，不覺脫口而出。說出以後，自己也就後悔。他卻仍是笑顏對我，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等，分贈朋
友學生及校工們，我所得的是他曆年寫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帶到虎跑去的，隻是些布衣及基建日用品。我送他出校門，他不許再送了，約期後會，黯然而別。暑假後，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親病了，到半個月後才到虎跑寺去。相見時我吃了一驚，他已剃去短發，頭皮光光的，著起海青，赫然是個和尚了！笑說：“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勢至菩薩生日。”
“不是說暫時做居士，在這裏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嗎？”我問。
“這也是你的意思，你說索性做了和尚……”
我無話可說，心中真是感慨萬分。……
十分巧合，就在同一個月，當年逃釋入儒、與李叔同同為南社社員的蘇曼殊在上海廣慈醫院病逝。兩位才華橫溢的南社社員幾乎在同時走到了自己生命的重要節點。
李叔同入山之前，如他的朋友回憶那樣將所有的財物一一做了處理：所有的油畫作品寄贈給北京美術學校；音樂書籍留給了劉質平；筆硯碑帖贈給書法家周承德；書畫及臨古法書贈給夏丏尊、堵申甫；美術書籍贈給了豐子愷；玩好小件贈給了陳師曾。另有一包印章贈給了西泠印社，上海家中的鋼琴等財
產留給了他的日本妻子。
李叔同離校當日的情形，有回憶說是這樣的：
仍舊是浙一師的校工聞玉送他入山。到了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換上，對聞玉合掌為禮，說：“聞居士請回吧。”聞玉事前並不知道李叔同此行的目的，見此狀況大驚，一時痛哭失聲。在房間裏，李叔同自己動手整理床鋪，聞玉請求幫忙，但被李叔同拒絕了。後來，聞玉隻好含淚獨自下山返回。
而豐子愷的回憶卻與此有所不同。他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這樣描述了李叔同出家之日的情形：
……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裏，把房間裏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臒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恰好是大勢至菩薩的誕辰，李叔
同身披海青，腳穿草鞋，在杭州的虎跑寺禮了悟法師行了剃度禮，正式出家為比丘（佛門的出家弟子）。
對於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學生豐子愷先生以“三層樓”的說法闡述了自己的認識。他在發表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京滬周刊》第二卷第九十九期上的《我與弘一法師》一文（此文為作者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廈門佛學會演講的講稿）中這樣寫道：
……當時人都很詫異，以為李先生受了什麼刺激，忽然“遁入空門”了。我卻能理解他的心，我認為他的出家是當然的。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錦衣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占大多數。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裏頭。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他們把全力貢獻於學問的研究，把全心寄托於文藝的創作和欣賞。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
多，即所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很大，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還不夠，滿足了“精神欲”還不夠，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他們以為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這才能滿足他們的“人生欲”。這就是宗教徒。世間就不過這三種人。我雖用三層樓為比喻，但並非必須從第一層到第二層，然後達到第三層。有很多人，從第一層直上第三層，並不需要在第二層勾留。還有許多人連第一層也不住，一口氣跑上三層樓。不過我們的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地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之強！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盡孝，對妻子盡愛，安住在第一層樓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揮多方麵的天才，便是遷居在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於二層樓，於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淨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經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須喝
高粱酒才能過癮。文藝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師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過癮，必須喝高粱。……
豐子愷先生以人生境界的更高追求來解釋李叔同的出家，應該說是很有道理的，也是最能解釋圓滿的一種說法。李叔同在出家成為弘一法師之後，也曾經對其他的人說過，他的出家，所為是生死之事。生死之事似乎可以理解為對於生命本質的一種探求，是人生境界的一種提升。
然而，豐子愷先生對於李叔同出家原因的解釋也隻能是一家之言。我們無法漠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豐子愷先生也是一名佛教徒。一九二八年，豐子愷三十歲那年，就在上海江灣豐子愷的住所“緣緣堂”向弘一法師行了皈依禮，弘一法師為他賜了法名：“嬰行”。從這一點上來看，豐子愷的解釋就帶有很濃厚的宗教的色彩。
想來，李叔同之所以要選擇一種與世俗社會相脫離的生活，還是因為他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是越來越難以融合了。也許是他被早期的舊式的教育所“規定”了的生活模式與以後社會生活的格格不入，使他無法在世俗社會中尋找到他所要追求的、他所欣賞的生活與他所認同的位置，另有對於自身的人格完滿的追求發展到一個極致（就像豐子愷曾經指出的，李叔同
是一個做事很認真的人，做什麼就像什麼，那麼他對於人格完滿的追求，也是很容易走向極致的），都促使他轉向了宗教的世界。
至於行動的主角，李叔同自己並沒有太多地談及他出家時的起因。他隻是曾經對寂山和尚說過：“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
李叔同的出家對於他一直生活在天津的老家中的原配妻子俞氏更是一個重大的打擊。與李叔同的日本妻子不同的是，俞氏是一個完全舊式的婦女，她沒有那位日本妻子所受過的足夠的教育以便能不依賴任何的人而獨立於世上。丈夫的選擇使她注定在以後的歲月中隻能在這個舊式的家庭裏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她內心的痛苦與絕望是可想而知的。雖然多年以來，她實際上已經處於一種被丈夫冷落的生活狀態中，但畢竟夫妻的名分還在，丈夫也還照常供養著她和兒子的生活，但此次丈夫斷然而去，她就真的沒有了依靠。但或許是很了解丈夫的性情，知道他一旦決定的事情是無法改變的，又或許是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所以她的反應也是很決絕的。李孟娟女士在文章中回憶：
有的書刊介紹，說我叔祖父李叔同出家以後，我叔祖母（俞氏）曾攜二子（我九叔李準和十叔李端）
去杭州尋求相見而被拒的說法，不確。據我祖父桐岡公講，當時家中確曾商量過請俞氏叔祖母去南方勸叔祖父還俗回家的打算，但叔祖母傷心已極，推說“您不用管了”而作罷。
（李孟娟《弘一法師的俗家》）
李叔同的次子李端先生的文章中也談到了父親出家後，母親的生活狀況：
先父的出家為僧，給我母親的刺激很大。她為了打發無聊的日月，就到北馬路龍亭後孫姓辦的刺繡學校裏學繡花解悶，約有兩年左右的時間。去的時候有人力車接送，有時也帶著我去玩。再以後，我母親在家裏又找了幾位女伴，教她們繡花，但時間不長，就散班了。
家居閑悶，我母親有時也帶我們去串親戚，除我的姥姥家以外，常去的就是我父親的盟兄李紹蓮三大爺家。李紹蓮原是天津西頭怡和鬥店附近“大樹李家”的後代，後遷居南開二緯路。他和我父親要好，成年後在天津鹽業銀行當經理或副理。我父親離津後，曾托付李紹蓮照顧我們，並對我母親也講了，有
什麼困難就去找李三大爺。我母親和李紹蓮的夫人（我稱呼為“三媽媽”）要好，她有兩個孩子和我們也能玩在一起。一般地到了每年暑假，我們娘兒三個即去那裏住些日子。
我母親活了不到五十歲，在我二十二歲那一年的正月初三故去的。……
先母病故以後，家中曾給已經出家為僧的我的先父去信報喪，但他沒有回來。
（李端《家事瑣記》）
林子青先生修的《弘一法師年譜》中，記錄俞氏去世的時間是一九二二年的正月初三。但根據李端先生的回憶推算，這個年份已經是不準確的。李端先生生於一九〇四年，他二十二歲時，應該是一九二五年（按虛歲）或一九二六年（按周歲）。無論是兩年中的哪一年，照推算（俞氏年長李叔同兩歲，應是一八七八年出生），到去世時，也就是四十七八歲的年紀，正如李端先生文章中所說，是不到五十歲。
一位著名的藝術家、傑出的藝術教育家李叔同徹底地從世俗社會的生活中消失了。不管他的遁世給他周圍的人、給後來的人帶來了怎樣的震驚與迷惑，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走向了他為自己選擇的那條路。他走得很沉默，很安靜，也很從容。沒有
人知道他在這一刻內心裏是怎樣的感受，是洶湧著無盡的思緒，還是真正的波瀾不驚？他用自己的背影給世界留下了一個很難破解的謎。
佛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僅擁有博大精深的宗教哲學思想體係，而且，對於獻身於教義的修行者來說，它的行為規範也是十分嚴格的。根據佛的製度，一個比丘應當過著清靜而儉約的生活，嚴格遵守不殺、不盜、不淫（包括在俗家的妻子）、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飲酒及非時食（過午不食）、不塗香裝飾、不自歌舞也不觀聽歌舞、不坐臥高廣床位、不接受金銀象馬等財寶，除衣、缽、剃刀、濾水囊、縫衣針等必須用品外不蓄私財，不做買賣，不算命看相，不詐示神奇，不禁閉、掠奪和威嚇他人等戒律。平日晝夜六時中（晨時、日中、日沒為晝三時，初夜、中夜、後夜為夜三時），除一定時間睡眠、托缽、飲食、灑掃、挑水外，其餘時間都應當精勤地用在學修方麵。
但是，佛教與其他宗教派別一樣，也希望能在世俗社會中擁有更廣泛的影響，所以在日常的社會中操作的佛教也會應社會普遍需要而有所變通。這就形成了在世俗社會中有悖於教義的現象。但作為一代高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於教義的恪守，而做到這一點是極為艱難的，因為每一位高僧也都是人，這是今天熟讀了唯物論的人們都不會懷疑的。
初入佛門，李叔同並未對佛門的戒律有完全深刻的認識。雖然他在出家後的兩個月，也就是一九一八年的九月，又到杭州的靈隱寺禮慧明法師受了具足戒（所謂具足戒，也稱“大戒”，是僧尼所受的戒律之稱，因認為這樣的戒條已經是完全充足的了，謂之“具足”，所以稱具足戒。我國漢族的僧尼一般按《四分律》受戒，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有三百四十八條），但並沒有每天進戒堂。一日，慧明法師發現他沒有遵守戒律，對他說：‘雖然你是讀書人，但既出了家，就不可如此隨便。’李叔同深受觸動。以後，他刻苦研習馬一浮居士送給他的《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和《寶華傳戒正範》兩部佛學著作，從中認識到戒律對於出家人的重要。於是，他發願研究戒律，一絲不苟地學做出家人，終於以其卓著的道行成為深受僧、俗兩界人士敬仰的高僧弘一法師。一九二一年，他移居溫州的慶福寺，開始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九二七年，這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律學著作出版。這部著作是弘一法師多年潛心研究佛門戒律的成果。
做了出家人的弘一法師對於以往所精研的諸種藝術門類都視作是俗務而極少再染指，但他的名氣太大，不管到了什麼地方，總會有人慕名來向他索求墨寶。起初他一概婉言拒絕。1918年的九十月間，他到嘉興，在嘉興佛學會閱覽藏經。當時，就曾有人慕名向他求取墨寶。他與嘉興的居士範古農先生
探討此事，據範古農的回憶：
……時頗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寶者，師與餘商：“已棄舊業，寧再作乎？”餘曰：“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師乃命購大筆瓦硯長墨各一，先寫一對贈寺，餘及餘友求者皆應焉。師出家後以筆墨接人者，殆自此始。……
（範古農《述懷》）
自此，弘一法師開始大量地為求字者書寫佛學語錄或古人的名言佳句，以此作為弘揚佛法、鼓勵修身的一種手段。在他出家後與僧俗各界人士的通信中，常可見到這方麵的內容。
李叔同自十三歲開始學篆，一直以來，書法藝術都是他最喜愛且著力最重的一種藝術樣式。即使在斷食期間，他的日記中也時常記載有修煉書法的記錄。摯友夏丏尊先生的回憶中也說：“在斷食期間，仍以寫字為常課，三星期所寫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隸書，筆力比平日並不減弱。”
出家之後，書法更成為他“以種淨因”的手段。這時，他對於各方的求書大多應承，還時時主動寫些作品，交給各方友人結緣。
不過，看過他的書作的人都能夠清晰地感覺到，出家前
後，他書法的風格已經迥然不同。葉聖陶先生在《弘一法師的書法》中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