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一書中……先曾祖李世珍是第三甲的第七十九名，籍貫為直隸天津。
有記載說，李筱樓辭去吏部官職後，他的繼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鴻章。最能說明李筱樓和李鴻章的不一般關係的例
證，就是在李筱樓去世後，在喪禮上為他“點主”的就是身為朝廷命官的李鴻章。
根據李氏後人的回憶，李筱樓一生至少有過妻妾四人，而不是像一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是三位。李叔同的生母是李筱樓的第三房側室王氏。在李叔同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老人了，而他的母親卻隻有二十虛歲。
李叔同是這個家中的第三個兒子。李家的長子是李筱樓的原配夫人薑氏所生，名文錦，但活的時間並不太長，很年輕便去世了。李家的次子名文熙，字桐岡，李筱樓的第二房側室張氏所生，比李叔同年長十二歲，在李筱樓去世後成為李家的當家人，經營家族的產業，同時，他還是天津很有名氣的中醫。因為李筱樓去世的時候李叔同隻有五歲，所以實際上，在他在這個大家庭中生活的時間裏，李桐岡是他一位很重要的監護人。李叔同的啟蒙教育也是從李桐岡那裏開始的。他曾跟隨這位兄長學習過《玉曆鈔傳》《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據說，李桐岡幼時身體孱弱，家裏總是擔心他也會活不長，一般都認為這也是李筱樓後來又納了李叔同的生母王氏的主要原因。但這樣的看法也都是根據後人的分析，畢竟在當時的那個時代，大戶人家納妾也是很平常的事，特別是像李筱樓這樣，算得上是功成名就的人。
李叔同的身份在這樣的一個舊式家庭中是很微妙的。他自
己對此也相當敏感。李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還提到，在李叔同於上海時期所使用過的四個皮箱上，都有“李庶同製”的字樣。“庶”與“叔”同音，這樣的寫法，在李端先生看來是大有含義的，他以為父親李叔同一直以他的庶出的身份為苦。而“叔同”中的“叔”字在中國的古時的用法中，就有排列在第三位的意思。李叔同是李家的第三個兒子，他的母親是這個家中的第三房，於是“叔同”的字，在李端先生看來，就有了為父親和祖母正名分的意思，因為，“叔同”有第三和位於其他位置的人相平等的意思。這樣的理解也許隻是李端先生的揣摩，但作為一種說法也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李叔同成年後曾對人說過，他的母親一生很苦，他說的這苦中自然包含有母親在大家庭中難堪的身份地位所帶來的那種難以言傳的辛酸。
李叔同的父親李筱樓是一個很有慈善心的人，而且還信奉佛教，與出家人時有來往。在辭官回鄉之後，他曾興辦義學供貧寒人家的子弟讀書，另外，他還創辦了慈善機構“備濟社”，施舍錢財，賑濟貧困。由此，得到了“糧店後街李善人”的令譽。李叔同的母親粗通文墨，為人謙和，對兒子的教育十分重視。李叔同自很小的時候便隨母親背誦比較淺近的詩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此言不謬。雖然父親去世時，李叔同隻有五歲，但在父親主持下的家庭的生活氛圍還是對李叔同的一生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尤其是父親的宗教信仰，對
李叔同的影響更是很大。至於他的母親，由於在父親去世後的日子裏，這一對母子一直是無可選擇地相依為命，所以無論是對母親的感情，還是從母親那裏接受的影響，自然就是更深的了。
一八八四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夏曆八月初五日），李筱樓病逝。他死於突發的痢疾。得病之後，李家也曾廣延名醫，但無論如何也沒有使病人的病勢得以緩解。在生命最後的時刻，李筱樓自覺去日就在眼前，於是，便堅持停止用藥，命家人請來了僧人，為他誦《金剛經》，之後，安然謝世。在停靈在家的期間，年幼的李叔同曾進入停有父親遺體的房間，“掀幃探問”，隻見父親的遺容貌若熟睡。
由李鴻章親自為之“點主”來看，李筱樓的喪禮該是極其隆重無疑。靈柩在家中停了七天，每天都有僧人來家中做道場，超度死者的靈魂。這樣的儀式在幼年的李叔同看來是十分的奇妙的。父親的喪事完畢之後，他曾經召集一班孩童，模仿以遊戲。他自己就扮作大和尚，如同演戲時的導演，指揮若定。
丈夫去世的那年，李叔同的母親王氏才剛剛二十四五歲的年紀。身為偏房的年輕寡婦，在沒有了丈夫作為依靠之後，自然而然地將全部的注意力與一生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唯一的兒子身上。兒子是她在壓抑的家庭生活中唯一的安慰，這就使
她對兒子的教育十分嚴格。在內心深處，她大概也像舊中國時所有在舊式大家庭中生活的不幸的母親一樣，盼望著兒子有一天能出人頭地，替自己也替兒子自己爭得一份榮耀。
李叔同就是在母親的慈愛而嚴格的教導之下，開始了他的最初的啟蒙教育。粗通文字的母親除了教授他一些短詩之外，很難再給兒子更多的學識上的教導，但母親更多的是教給李叔同關於做人與處世的規則與道理。據胡宅夢先生《記弘一大師之童年》中的說法：“一日師食，桌少偏，其生母訓之曰：‘席不正不坐。’”由此可見，母親對其的訓育是極為嚴格的。
七歲時，李叔同開始跟隨兄長誦讀《三字經》《百家姓》等常規的蒙學書籍，受到了兄長的嚴格管束。隨後，又在兄長的訓導下開讀《百孝篇》《返性篇》《玉曆鈔傳》《格言聯璧》等書。這些無視兒童情趣的書，對尚在幼年的李叔同來說，接受起來並不一定情願，但為了母親的期望，他還是努力地學習。從這時起，他就時常一個人關在書房內，努力地讀書或習字，人也越來越沉默。小小年紀的他，想來對自己和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經能有所體會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傷害母親的心，也知道自己是母親唯一的希望與安慰。
八歲，他開始選學《文選》中的短文章，由於他天資聰穎，接受很快，所以很得長輩的讚賞。九歲，他開始跟從常雲
莊學習《四書集注》，後來又讀《孝經》《詩經》以及唐詩、《千家詩》，前後用了大約三年的時間。
李叔同的奶媽張氏能背誦《名賢集》，她教會李叔同背誦其中的名言，諸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等。這些正統學問之外的教育，使李叔同在幼年時對為人處世之道就有所理會，也奠定了他一生為人處世之準則的基礎。這是同學識同樣重要的修身之道的培養。由於自兒時就受到的這種教育，李叔同終生都堅定著“貧賤者親之，富貴者疏之”的為人之道。可以這樣說，即使是在父親去世之後，在家庭中的令人不十分愉快的生活氛圍中，李叔同的早期教育還是很充分而正規的。這些教育，無論是學問上的，還是修養上的，對他的一生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八九二年，李叔同十三歲。到這個時候，他已經跟隨常雲莊先生讀了《四書》《孟子》《古文觀止》等，常先生又指導他選讀了《史記》《漢書》中的名篇。也就是在這一年，他開始學習訓詁學，讀《爾雅》《說文解字》，並按常先生的要求熟記這一類相當艱深的典籍。在多年習字的基礎上，從這一年起，李叔同開始學習篆書。他自己曾有過“十三歲學篆”的記述。（見其篆書《華嚴經》集聯【能於眾生施無畏，普使世間得大明】的題記）
和所有的學習者一樣，李叔同學寫篆書也是通過對古碑帖的臨摹。在他所臨的帖中，最為他所喜愛的是《宣王獵碣》，有日書百餘字的記錄。此外，他還習隸書。在這一類的碑帖中，他最喜愛的是《張猛龍碑》，這本帖，他終生攜帶在身邊，常常臨寫。但他並不為自己的喜好所束縛，除去最喜歡臨摹的幾種之外，他還廣習北碑中的精品，在《龍門十二品》中他側重臨《楊大眼》，以魏書為中心，廣泛吸收各家的長處。成年之後的李叔同書法上自成一體，受到了方家的大力讚賞，這與他在少年時所打下的堅實的基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創新來自於對對象的精通，這是必然的規律。除篆書和隸書之外，李叔同還以劉安世臨摹的文徵明的《心經》為範本，學習小楷。從這裏可以看出，在他隻有十二三歲的時候，他對書法字體中這些最難掌握的類型都已經有所接觸，這是以後他成為極受推崇的書法大家的準備時期。天賦不是所有成功的原因，這一點自李叔同的學習履曆中也可以得到很典型的例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