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盧漢曾對電視媒介抱有厭惡之感，他曾在寫給孩子的信中叮囑，少看電視，當心電視給人帶來的負麵影響。或許那時他就預見了媒介技術在現代性危機中扮演著導火索角色，冷性媒介的電視需要人們的深深卷入才能夠產生信息的交互，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臻完善和普及，這種需要更多參與度的媒介技術更是產生了一個虛擬的世界，其間人們甚至可以過上現實般的生活，亦真亦假間對於媒介技術的信任蕩然無存，而這種風險卻有增無減，甚至是此機製下成倍放大。
2.媒介技術對中國現代性的隱喻功能
現代性對於中國，更多的是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動態描述，我們常說實現現代化是中國一直以來的奮鬥所向，但我們也要在這個進程中前瞻性地關注現代性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領域的建構和規範，在現代性多元化的選擇中走好自己的路。
首先，媒介技術發展成為考察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條主線。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卷入西方世界的現代性之中，被迫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隨之，中國也開始了漫長的構建現代性道路，媒介技術的發展也成為貫穿其間的一條主線。
第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摸著石頭過河”，現代性的構建更多的是在以蘇為師的指引下進行的。而此時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兩次工業革命，非部落化的時代特征尤為明顯，印刷文明被電力文明取代，並深刻影響著現代化起步較晚的中國。標準化、統一化的社會共識塑造了當時的中國國情和矛盾，一個大國如何麵對道路的選擇、如何讓生產之輪高速運轉、如何追趕世界先進技術都是要回答的問題，同時，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則也決定了此階段僅能完成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而要實現電力文明的深刻變革，還需經曆市場經濟的曆練。
第二，改革開放帶來的現代性新變革。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動蕩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濟重新成為我國治國的中心和根本，現代性也邁入快軌發展的階段。兼顧全球化的要求，這一時期中國的現代性深深打上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化烙印，同時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介入，中國的現代性選擇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東方雄獅的覺醒震懾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體製漸趨穩定，此時的社會共識在於對效率的追求，一些現代性危機的萌芽也在此時滋生。
第三，全球化時代的全麵來臨對於中國始於加入WTO，此後中國的一切行為在國際上產生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作用，很多覬覦中國已久的西方國家開始動用國際手段控製中國的多方麵行為。全球化是雙刃劍，意義在於置身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和組織都共同分享著技術革新帶來的成果，也共同承擔著全球化的風險。
當和平與發展的兩大主題擺在世人麵前時，哈貝馬斯關於交往理性的理論給予人們最由衷的認同，他試圖通過交往行為調和不同信仰、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以“理解”的理性方式求得和平與發展。吉登斯在超越現代性的理論中也提出要通過非戰爭的方式實現現代性的自我完善。技術哲學家安德魯·費恩伯格強調將理性與技術相聯係，並引導了現代性的多元道路選擇，在中國不斷突破世界技術壟斷，擁有自主核心技術權的當下，這對於中國現代性的未來走向是重要的指導。
其次，借力媒介技術，促進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多元發展。
曾經現代性被許多學者闡發為一元、單質的社會狀態，特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在中國崛起的路途中，國際社會又不得不聚焦於中國的現代性表征，而暗含在其中的媒介技術的力量不容小覷，也借助這一力量中國在全球化的競爭中不落窠臼。
現代性的多元化決定了現代性道路的多元選擇，中國立足國情，在借鑒與吸納的基礎上鋪設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其中重要的理論來源在於費恩伯格的技術批判“三部曲”。他在實際操作的層麵上實現技術與社會的聯結，提出了技術民主化理論，其中蘊含的參與性、多元化的技術過程成為當今技術批判理論的主流思想，也在中國國內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他的這一理論最終也歸結到實現可選擇的現代性的方法，讓人類看到了技術發展帶來的異化之外的希望。在文化層麵上，人道主義的精神仍然是不變的主題，人的主體性的發揮不僅要在製度上有所保證，在實際的技術過程中也應將這一思想滲透進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交往在技術過程中應成為社會主義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人的因素正是社會大背景的具體體現，是技術的社會建構屬性的必然要求。全球化對文化多元的要求也形成了“技術理性內容的多元性，從而形成現實技術的多元性，最終形成一種可選擇的現代性”。
費恩伯格技術批判“三部曲”的最後一步是《可選擇的現代性》，而他的這一概念也在全球特別是中國引起了廣泛關注。對於現代性的理解，很大的誤解是停留在現代性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套發展模式，而費恩伯格卻在談到中國的現代化時認為，中國的發展不應盲從西方現代化發展的模式，現代性也是具有可選擇性的，西方現代化的發展並不是唯一可選擇的道路，中國應從自己的實際國情、社會主義道路出發，將技術民主化內化為與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理論。
費恩伯格對於技術的信心也讓我們看到了媒介技術在當代的價值，它從人的延伸出發，調動人的感官參與到技術的塑造中，一方麵消解著就技術理性殘留的文化認同，這表現在國情上就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發達現狀與西部偏遠地區的明顯對比。另一方麵，媒介技術又構建著新的理性和秩序，並通過達成社會內部的共識影響現代性的進程，將全球化的效用引入中國本土，實現現代性的中國化轉變。可以說，現代性在中國真正是一項未竟的事業。
第三節?技術批判視野下的現代性問題探究
法蘭克福學派在當代美國的主要代表安德魯·費恩伯格把傳統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與20世紀80年代開始盛行於歐美的社會建構論的技術研究結合起來，從技術批判的視角展開現代性研究，提出了“可選擇的現代性”理論，認為忽視現代性和技術之間的密切相依性，是造成“現代性”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隻有把現代性理論和技術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破解現代性、理性和文化悖論。
一、“現代性”的“問題”所在
在通常意義上，“現代”和“傳統”相對，但對“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則是直到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之後後現代主義思潮出現才真正浮出水麵。正是由於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及其同現代主義的論爭，才有可能從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各角度全方位展開“現代性”問題研究，使“現代性”問題成為一門顯學。
人們公認盧梭最早提出了“現代性”問題。由於盧梭在社會轉向現代的過程中更多地注意到現代性的負麵效應，不少學者把他作為現代性批判傳統的源頭。在盧梭看來，文明導致了私有製和不平等，侵害了人的自然傾向，現代文明所創造的理性和智慧並不是人的價值所在，真正重要的是人的道德精神或德性，從而成為“現代文化轉向更深刻的內在深度性和激進自律的出發點”。馬克思一方麵高度評價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性，認為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二百年的時間裏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摧毀了封建專製，解放了生產力，是人類曆史的巨大進步，另一方麵也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拜物教現象，異化勞動所導致的人的異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空前的階級壓迫，而恰恰在這種緊張關係中也存在著改變的可能性。馬克思提出的曆史發展的“兩個必然性”讓所有受壓迫的階級看到了新社會的曙光，他的社會發展的三形態理論無疑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精練而又準確的表達。此後，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諸多代表，如盧卡奇、葛蘭西、馬爾庫塞、弗洛姆等提出了“總體性”理論、“文化霸權”理論、“單向度”理論及“逃避自由”的理論等，都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對現代社會特征的把握。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理論中，有後現代對現代性的否定與消解，也有哈貝馬斯等人對現代性的執著與重詮。但盡管這兩種理論看上去好像水火不容，實質上都推動了人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從“一元”走向“多元”。
費恩伯格是馬爾庫塞的學生，他與馬爾庫塞一起經曆了1968年發生於巴黎的“五月風暴”，並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因特網大眾化之前就從事在線教育的程序開發工作。這些人生及工作的經曆使他自覺地把對現代性的哲學反思與技術研究聯係起來，形成“可選擇的現代性”理論。他把現代性看作建構一個合理社會的方案，認為現代性並非由任何當前的社會製度，也不是由一種特定的人的本性觀念來確定特征的。相反，它是由理性化的意識形態來界定的。理性化建構了一種文化視域，即一整套在文化方麵被接受的假設，從而它形成了對生活的每一個方麵都合乎情理的背景。在前現代社會中，理性化是非常有限的，近代工業革命的發展使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進展，理性係統如技術、科學、市場和法律在現代社會中起到了主導作用，特別是以實體形式存在的技術構成了現代性的物質框架。這個框架不是中性的，它自始至終都影響著人們對生活的理解。以往對現代性的研究，恰恰忽視了現代性和技術之間的密切相依性，這是造成“現代性”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正是技術發展使現代性成為可能，如果人們不充分了解技術發展，怎麼會有希望理解現代性？而如果缺乏對保證技術在其中得以發展的更大的社會理論，人們如何能研究具體的技術？”隻有把現代性理論和技術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技術研究的新成果研究現代性問題，才能使研究出現新的轉機。這樣，如何連接技術和現代性之間的鴻溝，就構成費恩伯格思考技術和現代性問題的出發點。
二、“現代性”的“問題”診斷
費恩伯格通過反思既有現代性理論的不足並借鑒技術研究的經驗分析之優勢，提出現代社會各種危機的根源在於因忽視現代性和技術之間的相依性而導致的技術、道德和審美的人為分離，致使現代人對技術的本質、理性的內涵和判斷“進步”的標準等問題的理解出現偏差。
1.技術的本質與現代性
費恩伯格批判了哈貝馬斯、海德格爾等以往思想家的技術本質觀，認為他們根據一種超曆史的概念構造來解釋在曆史上特有的現象，把技術或者隻是看作達到一定目的的工具（哈貝馬斯），或者看作不受人控製的實體（海德格爾），都是“技術本質主義者”。本質主義對技術作片麵理解，隻看到其功能的方麵，未看到技術中豐富的社會內容，走向了與技術樂觀主義相反的另一個極端。他運用社會建構論的方法，從解釋學的角度闡釋技術的本質，提出技術在本質上是“待確定的”（underdetermination）。技術研究表明，效率並非技術的設計和開發的唯一動機，技術具有社會相關性，技術選擇的結果是一個支撐一種或其他有影響力的社會集團生活方式的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有許多的社會力量在起作用，不存在一個解決技術問題的理性方法，“對可選擇事物的最終決定歸根結底取決於它們與影響設計過程的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和信仰之間的‘適應性’（fit）”。這樣，技術在內涵上就包含兩個層次，即工具層（或功能層）和價值層，費恩伯格把這兩個層次稱為“初級工具化”和“次級工具化”，前者指技術的功能化過程，後者則描述了技術的現實化過程，並認為這種理論能夠正確地解決技術的本質問題。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成為技術形成和發展的“情境”，技術隻有具體化入到自己賴以存在的“情境”中去，才能成為現實的技術，因而技術在取得功能屬性的同時，也表征著一定的文化背景。這樣的技術一旦形成，就會對環境發生影響，這就是技術作為手段的“兩重性”，既可以保護等級製度，也可以維護民主理性的含義所在。
技術本質的兩層次性解釋了不同社會背景下技術實現的程度，成為費恩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理論的邏輯前提，而技術本質的“待確定”和理性的分化是分不開的。
2.理性的分化與現代性
“理性”作為西方哲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在古希臘時期就表現出它對於人應有的意義。在古希臘哲學中，“理性”有著遠比如今我們對它的理解更為豐富的內涵，它作為人之為人的標誌，內含了人類認識事物、建構理論體係和價值負載的三大功能。但是，隨著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對自然規律認識的深入，“理性”的分化成為必然。最早指明理性的分化對現代性意義的人是韋伯。他把理性分為“形式的合理性”和“實質的合理性”，認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表現為理性全麵分化的過程，而隨著現代社會科層製的增長，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鐵籠”。這種悲觀的懷疑論界定了以後現代性研究的基調，並在對“理性”的批判過程中在同一方向上把這一困境推向深入，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成為主要代表。麵對技術理性導致的人性的扭曲與喪失，他們設想了形式多樣的回歸人性之路，或求助於審美（阿多諾，馬爾庫塞），或寄希望於交往理性（哈貝馬斯）。這些方式和科學主義、技術統治論等一樣，都把社會看作線性的發展軌跡，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片麵化為技術理性的理性。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之間關於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作用的爭論加劇了韋伯關於兩種理性的劃分，卻都無法實現兩種理性的融合。
費恩伯格繼承了馬爾庫塞關於“技術合理性包含兩個方麵”的思想，運用社會建構論的技術研究方法改造技術理性，指出“理性”中既包括了普遍性成分，又包括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具體內容，並把這些不同層次的內容置於他的“技術編碼”（Technical Code）概念中，通過對技術編碼形成過程的經驗闡述，揭示出技術理性內涵的多層次性。在他看來，所謂理性化是使一些領域中與一些理性標準相一致的經驗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中，理性化構成社會生活依賴的語境，形成現代社會的視域，界定了現代性所依賴的基本的文化參數。由於“理性”中包含了社會意義和文化視域兩個方麵，理性化是從不同的理性延續下來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則的推動，永恒不變的普遍的理性化原則是不存在的。既然理性化是從不同的理性延續下來的，也就是說，理性化在當前社會中采取的形式不是它的唯一形式。這樣，以一定的理性信念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現代性也不是唯一的，這就把如何理解“現代性”的問題轉變為如何理解“理性化”的問題。
3.“進步”的觀念與現代性
對技術本質和理性內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進步觀。本質主義者認為技術的本質是單一的，技術的目標是固定不變的，隻有效率才是衡量技術是否進步的唯一標準，技術中獲得的效率越高，說明技術的進步程度越高，社會也就越發達。自新技術革命以來，社會生產力取得了長足進展，現代社會的進步程度就是前所未有的。這樣就出現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悖論”，一方麵是物質財富的增加，另一方麵是理論家對社會展開的批判比以往更尖銳，涉及的問題更深入人性的底層。人們通常認為現代意味著比傳統的進步，可盧梭等思想家卻向往原始人的幸福，從而“渴望成為一個原始人”成為一種時代病症；明明技術帶來了自由，可弗羅姆卻歎息現代人其實在“逃避自由”；明明機器使人的雙手和大腦得到解放，可卻屢屢出現工人砸毀機器的事件，“盧德主義”和“新盧德主義”對機器的抗議盡管讓人感覺有一種螳臂擋車的莽撞，但也足以讓人沉思。
費恩伯格認為，這種消極態度與其說是一種態度，不如說是理性分化的必然後果。因為從這種觀點看，任何目的在於引起激進的技術變化的嚐試都隻能導致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和退化（regression），從而陷入一個循環的怪圈之中。他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就開始思考“進步”的標準問題。經過考察技術發展史，他提出現代社會的“發展悖論”源於對技術發展道路的線性理解。這種線性發展觀從單一的效率標準來看待技術進步，在思考現代性問題時，把盛行於歐美的現代性模式理解為現代性的唯一模式，並以追求效率的高低來判斷現代化的程度，這種“進步”標準的狹隘性使得他們把分化視作現代性的本質。但是，在以技術為物質框架構成的現代社會中，不改變技術，任何一種對社會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技術一直把社會因素合並到它的結構之中”，一種整體論的技術觀在評價技術是否“進步”時，就應該既從這種技術的效率方麵，又從這種技術滿足人們的不同利益、需要的方麵，從對人的發展的整體狀況來審視這一問題，這樣的“進步”標準才是全麵的，才有利於促進技術的整體發展。
三、“現代性”的出路選擇
針對現代性存在的問題，費恩伯格采用尼采的“譜係學的”方法，根據文化形式上的更深層次的差異，考察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對形塑技術的作用，思考現代性的出路問題。
1.誰來選擇——文化
費恩伯格把技術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分為兩種觀點，他反對認為技術決定文化的技術決定論思想，提出技術和文化之間是雙向決定的，技術的形成與發展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的，正是由於各具特色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技術，反過來，技術形成之後又會維護這個文化背景。既然各國、各地區的文化背景不同，這些多元的文化就形成了如今存在於全球的多元的技術。既然技術具有兩重性，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能夠發揮不同的功能，那麼以技術為框架建構起來的現代社會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具有可選擇性。
在費恩伯格看來，現代性的本質特征不是在它們的特定的社會價值中，也不是在任何其他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結構中（它的工業主義或資本主義）發現的，而是在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中發現的，這種意識形態在任何其他社會中都找不到，它形成了費恩伯格所謂的一種“文化視域”——一整套在文化方麵共有的假設，形成了生活的所有方麵所依賴的背景。文化具有自我確認性，有不同民族的獨特性，“隻有當不同文化保留各自的特點，同時又能通過世界交流來發展自己的時候，一種真正的世界文化才會形成”。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技術理性內容的多元性，從而形成現實技術的多元性，最終形成一種可選擇的現代性。這樣，“技術與現代性”的關係問題就轉化為“文化與現代性”的關係問題。
2.如何選擇——具體化
費恩伯格借用法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西蒙棟（Gilbert Simondon）的“具體化”理論和美國技術哲學家唐·伊德（Don Ihde）的多元文化理論，通過把“具體化”理論引入到多元文化模式中去來完成建構技術政治學理論的任務。
西蒙棟把“具體化”界定為“技術所服務的各種功能之間和技術與它的環境之間的相互的協同作用。在這裏，對象的功能化與通過特定類型技術發展的更廣泛的背景的思考相互配合”。按照費恩伯格的解釋，這種作用是指在技術的設計過程中，技術的每一部分都單獨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技術發展過程中，這各個部分被重新設計，以便完成綜合的功能，同時它在結構上的相互作用也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這些綜合變化產生了一種更“具體的”技術對象，一個在結構上趨於綜合的連續統一體，而非外在的相關要素的聚集。伊德的“多元文化”理論提出，在複雜的文化解釋學層次上，技術能夠被多樣性地嵌入到不同文化背景中，反過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同樣的”技術也會變成非常不同的技術，突出了技術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意義。費恩伯格賦予具體化理論如下作用：
（1）具體化不僅是指技術在效率方麵的進步，而且還指把技術定位於多種意向的交叉點上。比如，在把眾多的功能組合到一個單一的結構中去時，創新的具體化考慮的問題遠比技術進步要多，它們要使社會群體圍繞人工物和人工物的係統聚集起來，要表現出一個必要的妥協，要犧牲某些群體的利益以維護其他群體的利益，從而證明新的聯盟的場所。
（2）具體化策略可以使技術適應環境，適應操作它的人在職業方麵的自我發展，並適應眾多其他人的需要。與之相關的是次級工具化通過技術與它的人的和自然的環境相整合克服了原始的功能化，從而是對環境有利的需要，更人性的、民主的和安全的工作，以及最大限度地增大交流的需要等不再與技術效率相對立，而是可以引導發展的潛在的特征。
（3）具體化理論能更好地思考技術偏見問題。這種偏見不是由本質化的初級工具論一勞永逸決定的，而且還有一個複雜的社會維度。技術本質的二重性使技術發展模式的多樣性成為可能。
3.選擇什麼——技術與文化的相融性
費恩伯格認為，具體化過程創造出一種維持技術自身功能的近乎人造的環境（semiartificial environment），這種環境把圍繞技術所組合起來的技術和自然條件聯係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恰當的位置，技術能夠在其中處於連續的、循環的和因果關係的相互作用之中。這樣，技術體係就不是簡單地與環境的限製相協調，而是將這些限製內化成技術自身的一個部分，是技術與環境相融合的結果。可見，費恩伯格既承認技術形成過程中文化對技術的影響，同時也承認技術對整個文化的影響，把“可選擇的現代性”立足於技術與文化間“技術對社會的適應性”和“社會對技術的相容性”的雙向進程。當然，他關注的是技術在不同的文明形態中發展的不同狀況，包括發展的完整性還是片麵性等問題，更多強調的是文化對技術的影響和作用，偏重於一種“文化決定論”。
四、“可選擇性”的拓展思考
從文化的差異性推出技術的可選擇性，進而推導出“現代性”的可選擇性，這是費恩伯格“可選擇現代性”理論的運思路徑。他看到了現代社會對科學技術的依賴性，技術發展的狀況決定了現代社會中人的狀況，由此從研究技術文化和社會的關係出發思考現代社會問題，有其積極的意義。然而，這一理論包含的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
從邏輯上講，“可選擇現代性”的基點是“現代性”，而作為現代社會本質的“現代性”指的是那些使現代社會成其然的“所以然”，是確定一個社會成為現代社會的標準和依據，包含著現代社會對自身的要求。這構成以不同形態展現出來的現代社會所共有的特征，比如人權、平等、自由、理性、民主等諸方麵。改革開放初期，國人因國內外強大的物質發展水平落差所導致的心理落差重新喚起了救亡圖存時生成的“落後就要挨打”意識，從而麵向世界發出“現代化，我們別無選擇”的呼喊，思想界也在新文化運動60年後輪回了要“西化”還是要“傳統”的論爭。這表明，現代社會存在著區別於傳統社會的內在本質，即“現代性”。當我們說“傳統”與“現代”的相對時，並不專指包括我國在內那些正在走向現代的發展中國家，西方目前的發達國家如英美等也是從“傳統”走向了“現代”。它們最初也是以這些特征把“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區分開來，這一過程中同樣充滿了困惑、質疑和抵觸，哲學上的“盧德主義”思潮、文學中從巴爾紮克、狄更斯的小說到雪萊、波德萊爾的詩歌中都表現出這一點。
相應地，在對“現代性”內涵的理解上，東西方都經曆了一個從“一元”向“多元”的觀念轉變過程。20世紀70年代之後，幾乎是在同時，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家布萊克（Cyril E.Black）提出了“比較現代化”理論、吉登斯和伯克等提出了“反思的現代性”理論。1995年費恩伯格提出了“可選擇的現代性”理論，引起國內外學者的興趣，2006年6月在武漢大學舉辦的“文化研究與現代性”國際高層學術論壇上，“可選擇的現代性”成為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然而，“可選擇性”“多元性”的含義是什麼？是說不同文化背景的現代化根本不同，還是說通過現代社會的道路不同，所展現的文化形態不同？“可選擇”是說現代社會的所有特征都是人為地可以選擇的，還是一部分可以選擇？如果是後者，哪些因素是現代性的立命根基，哪些因素又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有完全獨立於其他模式的現代性嗎？
費恩伯格在分析設計類型的多樣性的基礎上提出，現代性的確具有已經強加到整個全球範圍內的“實踐普遍性”的內容，沒有一個現代社會能夠摒棄抗生素、塑料或電力之類的基本技術發現，也沒有誰能夠脫離全球範圍內的通信網絡。但從迄今各民族的現代化發展的道路而言，有可能各自做出重要的創新，因為以不同目的進入實踐普遍性是可能的。這表明，“可選擇的現代性”理論實質上肯定了現代性本身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說明了不同文化對技術的塑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文明形態問題。既然當今西方發達社會是一道阻礙技術發展的文化背景，對現代性的未來及其實現環境問題就成為批判理論家需要回答的問題。從經驗層麵講，人們從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中很容易接受現代性的“多元性”觀念，但實踐層麵上的操作卻又往往不知所措，甚至連什麼是“現代性”也成了問題，使理論再次出現輪回，質問“現代性”之內涵。
費恩伯格是從技術和現代性的關係角度展開闡述的。誠然，當今社會已進入到一個技術的社會，技術承載了人的思想、意誌、追求，而人不僅製造出技術，還製造出製度、規則、宗教、哲學等，現代性不等於技術，技術隻是由於其外顯於世界而為人所關注，它並不能包容諸如現代性與民族利益、國家主權的關係等整個社會的全部內容。同時，他提出“可選擇的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主要指“非西方社會”，表達的是非西方社會之於全球化的積極意義，他在闡述這一理論時也多以日本、中國為案例展開分析，試圖揭示出不同的地域文化、政治體製在應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的特殊狀況。這和武漢會議上，有作者提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可選擇現代性’理論的提出，表征了一個被延遲的本土渴望，它源於一種擔心自己可能被排斥於現代性之外的恐懼”，是“一個交織著‘本土’‘曆史’和‘全球’權力形成的文化想象的產物”有異曲同工之處。這表明，費恩伯格的“可選擇現代性”理論說到底仍是一種文化批判，是在新形勢下向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