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麥克盧漢媒介技術觀對現代性的確證
加拿大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1980）認為，伴隨各國現代化進程產生的媒介技術，也隨著技術革命引起的一個個高潮而成為現代社會形成發展的關鍵要素。隨之而來的，是現代性越來越多地顯現出與技術的不可分割性，特別是新媒介技術的不斷更新，更是將這種聯結推向了無以複加的境地，引起了人類社會的多方麵變化。這種變化或顯或隱，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由此，“地球村”的時代已成現實。
一、麥克盧漢媒介技術觀對現代性的展現
20世紀60年代，正值西方文化展開時代交戰之時，電子技術正催生新時代文化的誕生，而印刷/機械文化的守道者則固執己見。正是在這樣的交鋒之時，麥克盧漢的思想閃現了不一樣的光彩。他藝術般的語言、突破傳統實證式研究的洞悉之策，都為電子時代深深烙上麥氏思想的印記。《古登堡星漢璀璨：印刷人的誕生》（1962）以媒介變遷的基本思路為世人鋪展開一幅媒介演化視角的技術哲學途徑，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麥克盧漢找到了媒介技術之於現代社會的因應之道。
1.創造現代社會的新尺度
正如麥克盧漢所表達的，任何新技術的誕生必然伴隨著新尺度的引入，印刷技術之於社會革命，電子技術之於“地球村”，都印證了媒介技術創造的新尺度。麥克盧漢意識到，在現代社會中，“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們所觸及的一切生活形態”，媒介技術正重塑著生活的方方麵麵，隨現代性的觸角伸展向多領域，並參與塑造了所謂的“後現代社會”。
一是重構媒介文化“技術理性”。麥克盧漢生活在西方社會印刷文化極具擴張的時代，而當時對機械文明的懷戀之感也充斥在社會文化中。這樣，現代性在文化上就展現出矛盾的境地：一方麵，代表著未來希望的新媒介技術迅速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議題，從而一個在新尺度下運轉的社會機體呼之欲出；另一方麵，就連麥氏本人都略有懷戀的舊時代也剛剛接觸這些全新的媒介技術，一種控製的無助感也困擾著難以應對變革的人們。當然，曆史的車輪碾過之後留下的轍印說明了一切，飽受爭議的現代性也在技術革命的洪流中一路前行，“技術理性”並未消失殆盡，而是在新的尺度下引導了新的“人的延伸”，重構了媒介文化的社會圖景。“今天，我們想在自己的文化中認清方向，而且有必要與某一種技術的形式所產生的偏頗和壓力保持距離。”而今天的媒介技術環境的確實現了這種偏頗的規避——新技術層出不窮，普及麵之廣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技術融合的日趨興盛使得個人對社會文化的塑造作用也突破了傳統。人們通過各種媒介渠道獲得內容，而這些內容又往往是他們在新媒介習慣中逐漸適應的經驗，所以人們樂於關注那些熟悉的事件、地點，個人經驗在與新媒介技術的互動過程中轉化為社會理性，進而成為現代“技術理性”的重要組成。
二是對價值共識的新引導。機械文明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創造了一套具有同一性和連續性的“技術理性”價值觀，並引導此間的人們遵從秩序，達到理性化的共識。理性化是指“作為一種文化模式的技術理性的普遍化，具體說，是把計算和控製引入到一個社會的過程，並使這個社會相應地增加效率”。實際上，技術理性使得社會結構走向單一，人的個體性得不到發揮，進而社會陷入單調的乏味中，而當去除人們對社會的習慣性接受以及意識形態的介入時，異化的作用就甚加明顯，成為人類及社會進步發展的束縛。
隨著網絡技術的日臻成熟，新媒介技術的內涵與外延也在逐漸擴展，可以說，內容所到之處，也是媒介技術觸角所及之處。如果說現代性龐雜的內涵在最後都可歸於對社會價值的構建，那麼觸及任一領域的媒介技術的作用也正與現代性產生著共鳴。麥克盧漢對媒介演化論的推崇，很能說明在現代社會中新媒介技術作用於社會價值層麵的力度。盡管他從未直接說明這種作用力的結果和影響，但他對“地球村”的預言似乎印證了一種符合新的曆史時期的價值秩序正撲麵而來；或者，用後現代的眼光來看，新媒介技術的普及和應用正引導著現代性走出自我困境的泥沼，重塑著技術理性的內部秩序。它是對現存一切的顛覆，亦是向和諧之路的引導。
三是有助於實現可選擇的現代性。安德魯·費恩伯格以《可選擇的現代性》一書突破了現代性東西方的界限，並指出第三世界國家可以選擇適合國情的現代性道路，這也為走向後現代話語體係的現代性打開了新天地。當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更在於變革的可選擇性。
很多對於現代性的悲觀主義觀點認為，現代西方社會已經病入膏肓，隻有開創一個後現代的時代，徹底的顛覆才能夠痊愈。而在發展中國家內部，與世界同步分享著技術高速發展的成果的同時，它也為自身的突破奠定著重要的社會基礎。新媒介技術使得內容不再是權力集團的獨享品，公眾的參與也成為順理成章的行為，新的尺度的建立、“技術理性”的重塑都助推了現代性的可選擇性，麥克盧漢很早就用文學上的實用批評之法指出媒介是人自身的延伸，而正是這一論斷向我們證明了，媒介技術是可以被我們所控製的，現代性的未來也是可以被選擇的。
故而，在麥克盧漢的思想中隱藏著“地球村”表象之下的對未來社會的深層意義。“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的層麵上，而是要堅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覺比率和感知模式。”麥克盧漢使用“感覺比率”來強調媒介技術對人的深層影響，不同的媒介技術產生各自的感官偏向，人正是在一種“通感”機製的調節下形成了意識，這一渠道消解了印刷術之前社會的分割狀態，最終促成了媒介技術對現實社會的進程的深刻影響。與此相同，費恩伯格也論述了技術非中性的原委，他認為技術並不是處於“全盤接受”或“全盤否定”的兩極，技術存在著可選擇的可能性的。基於此二人的觀點，現代性的選擇道路是被人與技術共同鋪就的，高度發展的媒介技術使得人越來越成為技術與社會的參與者，由此形成公眾參與的自由場域，在這裏，任何新的文明都有可能誕生，並引導一種全新的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2.深化人的主體性解放
任何一種文明都有其不著陽光的另一麵，自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也兼具著陽光與陰暗的兩個方麵，這在對主體的態度上尤為突出。啟蒙運動後，作為主體的人像剛掙脫樊籠的鳥兒終於重獲自由，而隨著主體地位的無限放大，負麵的影響也隨之出現，成為眾矢之的。環境的汙染、自然的破壞、工業文明的冷酷都成為被冠在現代性頭上的罪名，主體性被宣告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強調人與自然、與社會之間平等相處的主體間性。作為一種態度，這是需要大加宣揚的，而作為一種社會文明的象征，人的能動性、個體性仍是時代的主題。
在此背景下，本節將產生現代性困境的主體意義擱置，僅在人作為個體而具有的對媒介技術的掌控能力的層麵上討論主體性解放的深化。
一是重賦人的權利。重賦，就必然意味著對先前的逆轉或顛覆。噴氣式飛機技術和汽車的普及、信息傳播速度的微秒化都是對過去的顛覆，近一個世紀以來媒介技術的日臻成熟在改變外在的工具之外，對人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工具的多元勢必賦予人更多的選擇權利，對技術的參與度也日漸提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趨向多元的和諧，媒介技術的發展賦予人更深入的社會參與能力，同時通過變革技術主導力量縮小主體的階層差距，上麵已論述過媒介技術對可選擇現代性的引導作用，而作為它的一個積極後果，社會參與度的整體提升是主體解放的最重要表現。麥克盧漢對媒介的曆史分期實已印證了這一表現。
口語時代強調的是一種在場的傳播，人所參與的社會事務受限於語言之所及，部落化的社會形態也製約著社會參與的性質——血緣關係是主體間深入交往的基礎，社會文化的形成也處於零散狀態。而由於在一個部落之內的參與是以口語為基礎的，內部的參與仍稱得上是高度的，因為口語詞屬冷媒介，具有較高的包容性，個體在知識、階層上的差異性並未完全體現。
印刷時代所創造的機械文明顯示了複製的強大效用，分工化、專門化的媒介技術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其背後則是日趨清晰的界限——個體的差異化界限。印刷術改變了人參與社會的感官比率，人從口語時代的情感中走出，成為分離的個體，程序化、同一性使得人具有的權利也在趨近相同。但事實上，紙質媒介使得文化產生了階層的分裂變化，一方麵精英階層主導著媒介，他們能夠最先獲得內容的使用權、社會的話語權，媒介技術並未真正成為人的解放，反而成為人程式化的桎梏。正如麥克盧漢所說，“詞語成為視覺的文字，語詞變成‘魔力’被抽空的世界，一個冷漠的世界。”
電子媒介時代的來臨帶來了超越舊時代的福音，媒介技術不再被束之高閣，它成為一種人人可以享用的資源，對信息的解讀也成為更為私人化的事情，公共資源更具社會性。在麥克盧漢的概念中，交通方式的極大便捷、衣著風格的日益多變、建築形式的多樣追求都是同電視、網絡的普及一樣，是人感官的一種延伸，無論是腳、皮膚或是中樞神經的延伸，都強調著人對外界社會的各方麵掌控能力的加強，這也正是電子媒介時代的重大變革意義。階層、知識成分已不再是決定性的分裂因素，或者可以說人的權利的重賦便是媒介權利的賦予。
可見，媒介技術已走出對主體權利壓製的陰霾，麥克盧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光明的視角，這就是媒介作為一種積極的推動力量，它改變人的感知比率和感官習慣，進而營造了一個“地球村”的重新部落化時代，其間，人作為主體高度參與進社會事務和技術進程，在這個意義上，才真正實現了所謂的後現代“主體間性”的現實意義。
二是重塑現代社會的個人體驗。人類文明的進程同時也是人類對於自身經驗的記錄，不同時代的個人體驗體現著不同時代的社會特征，而在內裏，終歸是社會主導技術力量變換的結果。時間、空間是社會經驗和個人體驗的重要維度，技術對這二者的塑造使得個體參與社會的經驗隨之而變。
法國技術哲學家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1921—1994）認為，在現代社會技術的變遷中，政治和社會中人的體驗漸漸失去人性，現代性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使得技術的主導地位突出顯現，進而主體體驗的敏感度就降低了，成為失去人性的個體。在這一觀點上，麥克盧漢有頗為相似的觀點。以字母文化構建起的西方現代性具有與以口頭文化為主導的部落文明截然不同的社會氛圍，麥克盧漢將這種不同概括為“重口頭文化者，其內心世界的情緒錯綜複雜。講究實際的西方人，為了效率和實用，其內心的複雜情緒早已銷蝕殆盡、受到壓抑了”。
在印刷術時代，一方麵，成長在此間的麥氏深深感到媒介技術給社會帶來的不可抗拒的巨大進步，重口頭文化者曾在人與人的交流中獲得感官的平衡，內心的情感世界是錯綜複雜的，而隨著印刷術的來臨，時空環境對個人體驗的製約漸輕，曾經神聖難以觸碰的《聖經》成為百姓手中的通常讀本，長久被壓製的民主思想得以張揚推廣，這種革命般的力量，改變了社會及個人的體驗方式和結果。
隨著媒介技術越來越深入地介入人類社會，人在使用媒介技術的過程中參與程度越來越高，也表明這媒介技術越來越“冷”的特性，麥克盧漢曾說：“熱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這種深入的參與性成為人的體驗的主要來源與形成機製，而新媒介技術在社會生活和文化等領域的顛覆性結果要造成了人的體驗的多方麵變革，進而重塑著新媒介時代的個人體驗。這也正契合了現代性理論家哈貝馬斯強調的交往理性的最終意義，在他的理論中，人與人之間通過交往達成的理解與和平狀態是現代性得以繼續的根本，而這種個體間的溝通體驗正是在媒介技術的主導下生成的，對個人體驗的重塑，也正是走向現代性的新途徑。
3.架構起現代社會的“擬態環境”
20世紀20年代傳播學者李普曼較早注意到了媒介技術在大眾傳播領域對現實環境的塑造作用，並提出了著名的“擬態環境”理論；60年代，處於新舊時代交替之中的麥克盧漢在他的媒介技術哲學思想中闡述了關於技術對人類感知係統的深入影響；緊隨其後的70年代，被人們冠以極端後現代理論家之名的讓·博德裏亞將這種作用喻為技術虛構的仿真社會的圖景。
時代的變遷賦予理論家審視媒介的不同視角，但由媒介技術架構起的“擬態環境”卻如真實存在般存在於現代社會，一方麵它前所未有地實現了主體對外的高度參與；另一方麵，這種虛幻的境況也引導了“按摩”般的麻痹，使人失去警惕性。
一是媒介技術主導了“擬態環境”。在麥克盧漢早期的作品《機器新娘》中，他主要對廣告這種媒介形式對人及社會造成的影響通過59個小文章的描寫表現出來，其中當說到報紙時，他又一次運用了最擅長的比喻手法，“隻需要把毫不相關的新聞肩並肩放在一起，就可以推出一個日常的畫麵，酷似人間萬象，人類大家庭氣象萬千的風景畫——從中國到秘魯的遼闊地區——就展現在我們的麵前。”在媒介技術麵前，我們所生存的環境隻是一種塑造後的結果而已。麥克盧漢點明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媒介技術所塑造的世界是根據某種需要重組信息而構造的世界，並以一種真實的姿態介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麻木中把這種擬態的世界當成了真實生活的世界，而真正的生活卻時常遊離在擬態環境的周圍，或許人們曾接近真實，但對這種遊離的狀態卻不得而知。最後的結果就是，媒介技術主導了社會環境的信息獲得進而影響著人對環境的認知，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常常難辨其偽，這也就導致了擬態環境的二重功效。
顯然，擬態環境所承載的社會意義並非簡單的信息與內容，而是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媒介技術，這也正是麥克盧漢真正關注的地方。擬態環境的形成是技術介入生活的真實寫照，而一旦這種環境穩定下來，成為一種長久的社會形態，新的技術對社會所產生的衝擊就更為劇烈，後續影響也就越深刻。“用新技術給社會動手術時，受影響最大的部位並不是手術切口。手術的衝擊區和切口區是麻木的。被改變的是整個的肌體。”
二是媒介技術構建起集體意識。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裏，人們在媒介技術塑造的環境中達成對社會事物的共識，也推動著媒介技術的更替進步，可以說，媒介技術越發達，擬態環境對集體意識的影響愈加強烈，且愈發難以察覺。
口語時代的部落化社會形態是基於集體意識形成的，各個部落內通過獨有的口語、肢體動作、圖畫等符號化的交流方式構建不同的共識，形成集體意識。這一階段的集體意識更多的是以部落為分界的。而在文字時代，由於社會階層的不同，並非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夠平等地運用文字溝通、獲取信息，這一階段的社會集體意識更多的是權力階層的主張，集體意識的主導力量從口語時代的長者手中傳遞到擁有文字權利的人手中。到了印刷時代，隨著大規模重複印刷技術的進步，社會革命帶來了民主意識的覺醒，社會共識也不再是簡單的信息疊加。
印刷術是塑造了偏重線性邏輯的文化思維，同一性、同質化是時代的主題，受工業革命的影響，社會分工的深化造就了專門化、標準化的勞作模式，同時影響了此間勞動者的思維，媒介技術通過塑造人的延伸——感官和肢體的行為習慣，介入社會各個領域，構建起堅不可摧的統一意識。麥克盧漢認為此時人們的集體意識是通過感官而建立的同質化的社會觀念、價值體係及思維方式，而最終達到的不外乎是權力階層的更易於集中、統一的統治。
及至現代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媒介技術飛速發展，擬態環境的強勢介入越發悄無聲息，信息在空間、時間傳遞上的變革使得權力的私有被削弱，社會共識與個人意識的界限開始模糊，真實與虛擬世界之間也愈加難辨，特別是互聯網技術、仿真技術的廣泛應用，現代性的不確定性逐漸銷蝕著傳統價值體係的穩定性，在鮑德裏亞的“超真實”概念中，認為生產出來的真實是一種更甚於真實的存在，成為“幻境式的（自我）相似”中被精心雕琢過的真實。
三是媒介技術造成“擬態環境”中的認知麻木。就像博德裏亞在他的著作《完美的罪行》中所描述的極端圖景，“在這個符號世界中,媒介是一個‘惡作劇精靈’,它把世界引入一個虛幻的仿真的社會,而我們都是受害者。”同樣的情景在傳播學者沃爾特·李普曼那裏被闡述為大眾傳播媒介為人們營造的“擬態環境”，不同的是，李普曼並沒有把大眾傳播看成是洪水猛獸般的技術，而是以更溫和的方式道出他的擔憂。
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就在他的著作《公眾輿論》中提出了這一問題，但他主要分析的是大眾傳播領域的一種“現代人與客觀信息相隔絕”的狀態，並由此製約人的認知和行為，進而影響客觀環境。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傳播技術的快速發展，60年代之後計算機網絡的異軍突起，深刻影響著學者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向，也正是在此時，麥克盧漢關注到媒介技術對感知環境的作用。他曾用魚與水的暗喻描述媒介技術與現實環境的關係，魚隻有離開水才能感知水的存在，而由媒介技術架構起的現實環境也存在於人的無意識當中，人們每時每刻“運用”（在麥克盧漢那裏，“運用”應將自然轉換成技術來理解）這一環境，但由於這種作用恰是存在於人的麻木意識中的，作為人體的延伸的技術反過來塑造了人所生存的世界，可以說，在麥克盧漢那裏，主體間的關係互動遮蔽了“擬態環境”的存在，當這一由媒介技術創造的環境成為我們感知係統默認的一分子時，人已經進入到了一種麻木的無意識狀態，進而形成了適應這一環境和時代的進化機製。
作為這個時代的集中議題，對於媒介技術的評判從來不乏批評之音。受麥克盧漢影響，博德裏亞的批判理論紮根於媒介技術中，他繼承了麥克盧漢對馬克思辯證法的顛覆觀點,將研究的視域界定於後現代的語境中,關注媒介技術與社會的有效互動,他眼中的世界是被物欲左右甚至吞沒的世界，一種“消費社會”的消極影響正蠶食著現代人的中樞神經，借此媒介技術強有力地塑造了現代生活，成為現代性危機的來源之一。他從麥克盧漢對電視的深入分析入手，推導出一種仿真的現代社會，在這個場域中，生活成為符號化的模擬，媒介技術通過模仿現實而生產現實，使之與虛擬的幻象混淆，這也正是前人對於“擬態環境”的敘述。
擬態環境成為不可回避的常態環境，媒介技術的深度介入使人們麻木地接受當下的一切甚至依賴。麥克盧漢認為，電力技術的迅猛創新不斷地更新環境，直至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環境，技術已在無意識中引導了人類感官的延伸，而結果是人類的感知被封閉上，對媒介的影響幾乎沒有抵抗力。麥克盧漢認為這是“由於環境在其初創期是看不見的，人隻能意識到這個新環境之前的老環境。換句話說，隻有當它被新環境取代時，老環境才成為看得見的東西。因此，我們看世界的觀點總是要落後一步。因為新技術使我們麻木，它反過來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環境，因此我們往往使老環境更加清晰可見”。
鑒於此，麥克盧漢引入了後視鏡理論，為克服這種麻木狀態找到了出路，也使人類能夠有章可循地意識到媒介的影響。“後視鏡這個標簽幾乎和其他標簽一樣，隻要你用後視鏡，無論你在曆史的什麼地方徜徉，你都可以看到向後看的東西。電話起初叫作說話的電報；汽車最初叫作無馬牽引的馬車；廣播電台最初叫作無線電。在所有的這些情況中，後視鏡的類似效果，就是模糊新媒介最重要的革命功能。”後視鏡的作用在於，通過曆史的關聯總會為新媒介技術找到一種具有相似功能的舊媒介技術，本質上就是在人的延伸上進步程度的變化，這就模糊了新舊之間的界限，所帶來的衝擊也可順之而弱。固然，技術變革所改變的思維模式與社會結構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後視鏡的作用，這個世界與我們所感知到的世界漸為一體，成為真實的社會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二、媒介技術影響下現代性危機的當代視域
麥克盧漢的預見性在於，身處巨大的社會變革之中洞見了新時代的方向，他對數字化生存、信息高速公路、網絡世界和虛擬世界等的篤信成為現代技術支持者的虔誠信仰，未來學家尼葛洛·龐蒂在其之上發掘出網絡技術使信息趨於泛化的結果，現代生活的信息化正無孔不入，它成為產業、成為生活、成為價值觀。隨後的世紀之交，現代性因媒介技術的巨變再次成為風口浪尖的議題，全球化與不確定性也成為關注的焦點。誠然，技術進步打破了統一性的社會意識，個人的主體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張揚，民主化正走向更光明的前途，但其間的陰影裏，是這個社會遭受現代性危機的隱隱作痛，隻有正視、反思，才能陽光普照。
1.媒介技術視角下反思現代性
自稱是麥克盧漢的孩子的媒介環境學者尼爾·波茨曼曾表達了這樣的擔憂：在麥克盧漢那裏一直作為人的延伸的機器，隨著技術對人與社會控製力的加強，這種延伸反轉，人變成了機器的延伸。現在來看，現代社會中這種擔憂已幾近現實。
在現代性繁複的顯像中，人、社會與媒介技術的矛盾日漸凸顯，有人主張終結現代性，重新開創一個時代，而有人也堅持現代性的完整性，就如哈貝馬斯的堅持一樣，當下的種種弊端隻是現代性的發展的一個階段，我們要做的是對現代性多維度反思，知其短，方能揚長而為己用。
一是媒介技術製造了“單向度的人”。1964年，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轟動學術界，而正是在同年，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之一的赫伯特·馬爾庫塞，出版了他最為著名的作品《單向度的人》。前者在時代的層麵上預見著一個嶄新的時代，後者則透過批判的視角為一個被壓抑的社會找尋一條審美救贖之路。同樣的情境塑造了專屬這一時代的思想家，而對於藝術的推崇則成為二者的共識。
“單向度”概念是赫伯特·馬爾庫塞提出來的，用來描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一味地接受而毫無反抗批判精神的現實。在馬爾庫塞看來，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消解了人的否定性的方麵，造成了單向度的人，它壓製不同意見和聲音，壓製了人們對現狀的否定和批判，形成一個極權的社會。他和霍克海默、阿多諾一樣，將現代藝術的技術化看成藝術的產業化，認為在審美文化中，單向度的人喪失了對藝術的鑒賞力，連藝術的美都是技術異化的產物。
同樣，在麥克盧漢的幾部著作中，都透露著他對藝術的偏好，甚至他認為藝術將是幫助人類抵抗技術“單向度”塑造功效的良方，他將藝術家看作能夠矯正各個感官比率的救星，他說“藝術家是具有整體意識的人”，並堅信藝術能夠成為最終拯救麻木的現狀。有趣的是，麥克盧漢本人正踐行了他自己的說法，用藝術的手法向世界敞開他的科學大門，宣告“在電子時代，我們身披全人類，人類就是我們的肌膚”。
現代工業文明通過技術給人提供的越來越多的自由而實現製約、製造單向度的人。在麥克盧漢的媒介技術哲學體係諸範疇中，媒介技術強有力地介入社會的各個領域，通過延伸人的感官進而延伸人對社會某一方麵的感知，但由於感知比率的不平衡導致了某種偏頗，某一種延伸越發達，這種偏頗的程度越深，技術的集權效用讓人在不自覺中深陷在無形的壓製中，不得反抗，進而對媒介技術持一種麻木的態度。
現代性最重要的體現在於理性的堅持，而當下媒介技術的境況使得理性陷入混沌的泥沼，人的認知從有序趨於無序，此間的單向度不僅指人的麻木之狀，也表征了現代媒介技術的強大介入能力，是一種異化，也是對這種強力的無力抵抗。在信息的傳遞中，單向接受的局麵固然已全無，但在這種越來越寬鬆的互動環境中，人的主動性反而逐漸降低，相對而言，單向度的程度有增無減。每天被動接受的信息業已占滿所有空間，無時無刻不在媒介技術的掌控之中，就像如影隨形的廣告一般，生長於這種環境中，人們最原始的求知欲、好奇心大打折扣，人們的感知比率被分割肢解。
二是媒介技術加劇了風險社會中的媒介信任危機。現在我們一提及現代性，必然要聯係到全球化的影響，而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風險社會的生成。“風險社會”一詞是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在描述當下這個充斥著事故、技術錯誤、生態災難等失控狀態的社會使用的概念。在風險社會中，任何個人行為的影響都是全球性的。吉登斯認為，在前現代社會，時空的限製使得信息的傳遞被耽擱，而現代媒介技術的發達讓時空的延伸受限很少，一個事件的發生，產生的影響也是全球性的。作為人的延伸的媒介技術將觸角伸及世界的各個角落，而人的中樞神經和各個肢體器官接受的信息也是來自四麵八方，技術物理性延伸了人超越時空的能力，而人要麵對的世界被無限放大，不確定性和不信任隨之而來。可以說，社會的現代性越強，風險就越大，隨之產生的不確定、不信任之感也越強烈。
固然現代性降低了很多曾經的風險，但也同時帶來了不可預知的後果。現代性複雜的內裏和社會結構產生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用，同時這些後果往往是附加在高技術之上的，超出了社會及大自然習慣了的承受力。曾有人指出，“確定性已經死亡，不確定性走遍天下，真的生產和真的指稱已經終結。”這種不確定機製在媒介技術的放大效果之下，更顯出媒介自身的難以信賴，因為接受媒介技術作用的個人在對風險的認知和反應上必不一樣，個體的差異也導致了媒介技術的風險，而赤裸裸的結果是，信息傳遞的不對等產生的誤讀，這種效用呈幾何式增長而進一步加深對媒介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