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的詩生活，要等待他以後的著述了。近來，從他的《生命底零度》一類的詩篇裏，看出了詩人對於“現實”的失望，悲哀和憤怒。然而這以後，我希望“感情”和“生活”不再給他莫大的痛苦，而使他歌唱出一些較為明快的詩歌。末了，我在此祝福他，殘酷的現實，不再給他找麻煩才好。
（原刊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上海《文彙報·筆會》）
論出版文化及其他
一
談角度
單說是兒童文學的創作吧，這裏有描寫頑童教育的班台萊夫的《表》，有描寫兒童純潔的心在惡劣家庭裏被毀滅著的賴納的《紅蘿卜須》，有描寫天真的孩子怎樣接受優良的學校和家庭教育的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有描寫財富和權勢造成了人類罪孽的張天翼的《禿禿大王》……
這些故事都是人造的，然而卻產生於我們的世界，而且存在於我們的周圍。契珂夫能夠把日常的瑣事寫作動人的小說，這因為，契訶夫能夠看出環繞於我們周圍的題材，他能夠把一件平淡的事件，發掘出來，用顯微鏡和望遠鏡指示給我們看。
是的，看是寫作的秘訣，從“看”，我們可以得到寫作的題材。
然而看有各式各種的看法：向上，向下，向四周，向旁人，向自己，向家庭，向社會，向理智，向情感，向光明，向黑暗，向建設，向破壞，向現實，向夢幻，向正麵，向斜刺，向樂觀，向悲觀，向烘托，向譏諷……
這也就是“角度”的問題。
《表》的角度從反到正，《紅蘿卜須》的角度從正到反，《愛的教育》的從正到正，《禿禿大王》的角度從正，而反，而又正。
寫作的角度是一個大問題：即使是同樣的題材，因角度的不同而各作家的表現也不同，成敗的標準也不同。
不過角度雖是千變萬化，卻總脫不了這樣的問題：必須具備正確的思想!
論出版文化
文化和出版有著絕大的關係。文化的發展就是依賴著出版事業的發展。
古時候原始民族的泥畫，雖然具有發表的意義，卻沒有出版的機會。我想，即使是中國的象形文字吧，如果那時候就有優良的印刷機把它大規模地複印，出版，傳授給那些毫無知識的人們看，閱讀，學習，而且理解，那麼這些無知無識的“後覺者”，也許會從學習，模仿而進入創造的階段，也許中國文字學的發展史要根本改變了現在的麵目。
此後，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都在王公貴族以及士大夫階級的小圈子裏兜圈子。我想，那時候，如果出版事業發達，如果把深奧的古文用大批的報章雜誌和書籍，播種到平民階級中間，那麼中國的文化虛弱症（尤其是遍地文盲的現象），也許會有點改觀。
印刷術雖然在中國發明，然而封建製度阻礙和限製了它的發展。文化的成長是需要發展，流布，接觸和激刺的，沒有出版的機會，把文化關閉在囚籠裏，那非但不會激成燦爛的文化思潮，而且還會使固有的文化發黴和僵硬。
然而現在的情形卻剛剛這樣：在上海，固然因為沒有外埠經銷的把握，唯利主義的書商們不願考慮新書的出版；在西南，執政者更以封閉書店，檢查並扣留出版物的方法處處摧殘了文化事業，他們視出版文化為無足重輕的兒戲，把辛勞工作的文化人陷於失望和貧病的境地。
這是出版文化的厄運，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苦難時期!
戰爭與文學
把文學提高到詩的境地，而無時無刻不尊敬它，愛護它，並且像使用武器一般地運用了它，發揮了它的威力的，唯有在蘇聯。
許多國家把文學當做升平時代的點綴，讓知識階級作為養誌怡神的玩物，他們不願意文學沾涉政治的邊緣，正相同於不願意人民在政治的範圍裏議論是非一樣。所以一到戰時，更把文學蹴在一邊，索性幹脆地抹煞了它。
於是一般淺見的幫閑們便附和：戰爭與文學勢不兩立!燦爛的文藝之花必須在戰後，在升平時代才能夠開放!
然而蘇聯的戰時文學卻給了他一記響亮的巴掌!在蘇聯，作為各民族間的聯係工具的，是文學；作為戰鬥機構的發動機的，是文學；作為民族英勇事業的歌頌號筒的，是文學。果戈理的《塔拉斯·布爾巴》固然把美麗的戰鬥精神和膽識傳授給俄羅斯人，而在這次戰爭裏，更有無數的小說家，劇作家，詩人和散文家，從煙火中，從遼闊的大後方帶來了一個個興奮的炸彈——許多血淋淋的現實的作品。這因為，正如拉進斯基所說：“好的文學被蘇聯軍隊所需要，蘇聯作家被蘇聯軍隊視為鬥爭中的同誌。”
因此可以知道：文藝之花的開放，並不在於煙火的熄滅，而是在於助長這花朵開放的肥沃的土壤。那些使花子不給落地，或者把花梗摧殘了的國家的土地上，是永遠不會夢想得到文藝之花的美麗的。而那些憎恨文學，把文學從自己的纖維組織裏排除出去，毫不憐惜地毀滅著文化的國家，雖然致力於戰鬥，誇耀著威武，而其最後，則還是免不了要被文藝之花的葛藤所絆倒。
至於那些本來貧於文藝的血液，而在戰時更對於文學深惡痛絕的國家，那除了滅亡以外是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的。
文學是決定勝負的因素。
二
罪與罰
大學生拉斯加尼科夫痛恨著社會的貧富不均，而恰在當時，他眼見了一個高利貸的老婦人，用不見血的刀子剝削著無告的貧民，他在為民除害的前提下，便毅然地殺死了她。然而從此以後，他的內心感到無限的痛苦，他顫抖著，連連地淌著虛汗，得不到一刻的安息……
這是杜思妥益夫斯基在《罪與罰》裏所處理的那位主人公的行為。作者顯然以為這樣的行為是犯罪的行為，這樣的罪愆需要得到適當的懲罰。於是，在故事的最後，那主人公終於熬不住心靈的譴責而去自首了。
其實，這是不徹底的人道主義。
大學生拉斯加尼科夫為要爭取大眾的幸福，才毅然鏟除了這位貧民的劊子手——高利貸的老婦人。他盜取了老婦人那裏的錢財，而去救濟貧民的窘迫。因此，他的謀害和盜竊，沒有一點自私的成分。我們不管這樣的措施是否可以獲得貧富問題的合理解決，但至少，這種行為的動機，是以爭取大眾的幸福為基礎的。
一個徹底的實行家，便應該在私人和大眾之間的比重上，抉擇他自己應取的態度和方向。在大眾的幸福和社會的利益跟前，妥協便是失敗，便可以把崇高的理想踐踏成卑劣的泡沫。
Faiscequedoit,adv……
翻譯了小田嶽夫的《魯迅傳》以後，我便開始翻譯L·托爾斯泰的《一九一〇年》。這是托爾斯泰臨死以前一年來未發表的日記。在這日記裏，我們可以看到托爾斯泰晚年的思想和生活：他怎樣地和夫人以及孩子們反目，他怎樣地毅然脫離了家庭而出走，他怎樣地在旅途的流浪裏被死亡所征服。
托爾斯泰的出走並不像娜拉一樣，他是為了自己的高岸的理想和理想的實現的。在日記的最後第三天他這樣寫：“讀著諾鮑賽洛夫的哲學叢書《關於社會主義》。非常有趣。我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文已經中止了。遺憾得很。”而在日記的最後一天，他更寫：“我的企圖隻是Faiscequedoit,adv……（完成義務）。”接著又寫，也就是他的最後一句的絕筆：“那時候，在人們，特別是我，都變得幸福了吧!”
雖然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塗著濃厚的宗教色彩，是從人道主義進而為“勿惡敵”的無抵抗主義者，但至少，一直到死，托爾斯泰是企圖，而且正竭力把人類的溫暖和幸福帶到這世界上來的。也正為了這樣，托爾斯泰才讓自己勇敢地死於寂寞而異常淒涼的一個火車站的房屋裏。
然而一個藝術家的心之溫暖卻永遠是溫暖。
而尤其令人不能遺忘的托爾斯泰的遺產，是一句話：Faiscequedoit,adv……
愛憎之間
愛和憎一樣，都是情緒變態到某一階段時的“表現的字眼”。天下沒有絕對的愛，也沒有絕對的憎。愛和憎是因地點和時間的不同而變異著。
為了愛護流浪兒童而撥款捐助，總該是具有赤愛之心了吧？然而一個千萬富商的捐助一百萬元，和一個商店學徒的捐助一角六分，這中間，有著多麼遠大的距離呢？因此，很可能，用金錢來作愛的比重的社會人士，一定會抹煞了那學徒的純潔的珍貴的愛!
再說，中國人是憎恨動物中的豬玀和烏龜的，他們甚至把豬玀和烏龜作為罵人的口號，然而在日本，卻剛好是相反，他們非但沒有憎恨，還把這類動物的字眼非常得意地嵌在他們自己的名字裏——日本文學報國會會長德富豬一郎和日本語文法專家鬆平龜次郎的名字，就是很好的例證。
這樣說來，愛憎之間的距離到底是怎樣的呢？——誰也不能夠回答。而人事的複雜和社會的煙幕，更迷糊了這愛憎之間的距離。
所以這也難怪：在魯迅生前憎恨魯迅的人，在魯迅死後竟變成魯迅的知己；那些魯迅生前在魯迅的投槍下蟄伏的人，到現在，更像烏鴉一般地變成研究魯迅的專家了。
然而愛憎之間的距離，我想，總有一天會清算了的!
三
文藝史學的研究
據許多藝術史家的考證，那畫在西班牙阿爾泰密拉（Altamira）洞壁上的野牛，是初民社會裏遺留下來的藝術品。為要追溯人類文化的淵源，對於原始人的藝術品，正值得我們的重視，而且更需要我們用藝術史的目光，加以鑒別，發掘和有係統的研究。
這是藝術史的追溯，是縱的發展，是探究著文化藝術的由來的。如果在今天，要認識現代文化藝術的進化狀態，那麼對於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藝術都應該作具體的觀察。在一群群的民族係統裏，需要我們析究這些民族間文化波動的相互因果，也需要我們鑒別各民族藝術成長的自我特色。把主要的藝術部門加以密切的剖析固然必要，把文化落後的地區有意無意地忽視卻是錯誤。文化藝術是一片海洋中的波浪，雖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大小的區別，但是波浪的起伏都由推湧而來，沒有外力的作用波浪是不會產生的。
這便是文化藝術的擴展。這樣的研究便是橫的研究，是探索著文化藝術的進化現狀的。
由橫的擴展而約縮成縱的線條，由平麵而立體、由普遍而及於深入，這樣才是真正的藝術史學的研究方法。
關於文藝思潮
文藝思潮是一種波浪形的相激而成的發展。波浪的發展形態是曲折的，是有因果的，是由於激動的助力。如果一池平靜的湖水上，沒有微風的吹動，沒有石子的投擲，那就因為缺乏外來力量的刺激，波浪是不會掀起來的。
文藝思潮的推進，有著波動的力的因果，而且在它推進的過程中，還不斷地需要著外來力量的刺激。由於外來力量的鼓勵和刺激，造成了一種使文藝思潮多少可以改變方向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可貴的，因為它促成了發展的新的進步和新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