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人是成功的主要手段。可成大事者，總是那些能夠用人所長、集思廣益的人。我們常常把三足鼎立的魏蜀吳三方看作是天時、地利、人和，但實事求是地說，比之劉備，曹操似乎更能夠成“人和”之美。曹魏長期據有的所謂“天時”，也正是由這“人和”而來。
1.天下之爭其實是人才之爭
無論在任何時代，人才都是誌在逐鹿天下者所必須爭奪的重中之重。對於這一點，曹操自然也有深刻的認識。這種認識的起點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袁紹、曹操等關東十餘路諸侯討伐董卓時期。有人說了，這個時間節點並不是曹操初入仕途的時候。在熹平三年（公元174年），20歲的曹操就沒有對人才的正確認識嗎？
當然也有，但當時曹操仍舊是東漢帝國政權的一個青年官吏，他是被當作人才先後為何進、董卓等人所用的，任用人才的問題還無需曹操本人考慮。但到了討伐董卓的時候就不同了，如何發現人才、任用人才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因為此時的曹操已經在事實上脫離了王朝的中央政權，準備割據一方，發展自己的勢力，自己當“老板”了。
在關東聯軍的大本營酸棗，曹操和袁紹有過這樣一番對話。鑒於董卓的西北軍聲勢浩大，關東軍此行前途未卜，袁紹向曹操發問：“如果這次的討董行動無法成功，那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據守呢？”曹操沒有立刻做出回答，他知道袁紹此問並不是隨口一說的，他一定已經有了一個基本成熟的方案，不如先聽聽他的。
袁紹的回答是：我向南據守黃河，向北攻取燕、代地區，再聯合北方遊牧民族的力量，向南與天下爭雄，孟德你看這樣可行嗎？
在曹操回答之前，我想先插入一點比較重要的“閑話”。注意，袁紹和曹操這番談話應該算是一次私下交談，作為朋友之間互訴肺腑的真誠交流，而並非是為關東聯軍所作的戰略謀劃。也就是說，袁紹拿出的這一套他已經考慮多時的戰略方案，並不是讓關東聯軍去執行，而是在關東軍討董失敗、他不再擔任關東軍盟主之後，自己去執行的。袁紹認為這個爭霸方案十分完善，言語之間不無得意，而且他並不願意讓眾人知曉這些，因此他隻同曹操這個總角之交和盤托出。
為什麼插入這次談話的性質？因為我們想借此說明：正因為這段談話極為私密，它才更加高度真實可信，雙方都互無猜忌，幾乎不分彼此。正如前文所說，袁紹的這個方案並不是關東盟軍，但如果從他能夠對曹操講出的潛意識入手，卻可以讀出袁紹的潛台詞：這個完美的方案，別人是別想染指的，但你孟德是可以參與的，因為咱倆是兄弟。當然，袁紹也是言出必行的，我們可以看一看官渡之戰前，袁紹集團極盛之時的勢力範圍，基本上就是按照這一方案構建的。也就是說，這一方案可以算作袁紹集團的政治綱領。
插入完畢，言歸正傳。注意，我們已經說了，袁紹前麵那一番話足夠真誠，也足夠提綱挈領，可以作為袁紹集團的政治綱領，那麼相對而言，下麵曹操的這番話，也將是麵對多年的好兄弟所說出的肺腑之語，且要拉到同樣高度來談，也就是曹操集團的政治綱領了。
吾任天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
我要用盡天下人才，用王者正道來統禦他們，這樣一來，就無所謂失敗後到哪去發展了，在哪發展也將無往不勝！
如果說袁紹的政治綱領是爭奪一塊廣闊富饒的土地的話，曹操的政治綱領就是爭奪人才！正如孟夫子所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一經典論斷，能夠在後來袁、曹二人的大決戰——官渡之戰上得到完美的詮釋。求仁得仁，袁紹在戰前已經占據了黃河以北冀、青、幽、並四州，在土地、人口、財貨方麵都遠遠勝於對手曹操，但在大戰期間先是廢黜田豐、沮授，後是任許攸歸曹，在地盤和人才兩方麵的重視程度、“臨場表現”判若兩人；而曹操盡管實力遠不如袁紹，卻能在關鍵時刻相信荀彧的判斷，改變自己的想法，然後信任叛逃的敵方謀士許攸，還親自率兵執行他偷襲烏巢的計劃，最終一擊製勝。對人才的選取、使用，最終改變了官渡戰場上的實力對比，導致了曹勝袁敗的結局。
當我們翻開那些塵封的史冊時，經常看到這樣一個現象：舉凡能夠建立豐功偉業的皇帝，身邊總會聚集很多在後世看來“知名度”毫不遜色於他本人的功臣良將。秦皇有李斯、王翦、蒙恬，漢武有董仲舒、衛青、霍去病，唐宗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李靖……這些皇帝之所以能夠成功，他們個人的雄才大略固然重要，但人才的幫扶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