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學之魂
橫掃“妖霧”
“二次革命”後，陳獨秀一度避居日本，後回到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高舉科學大旗，一時引領文化界。而劉文典就是早期重要作者之一。
在陳獨秀的主持下，《新青年》呼嘯生風，向一切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的垃圾發起了全麵的衝擊。主張科學，難免與科學的對立麵——迷信短兵相接。在這一點上，劉文典一直義無反顧地站在陳獨秀身邊。
《新青年》社團的形成，增強了陳獨秀繼續作戰的底氣與
膽魄。1918年5月15日，他拋出短文《有鬼論質疑》，投石問路，向當時迷茫全國的“鬼神妖霧”展開論爭。“民國初年的上海，陰風颼颼，妖氣襲人，道士巫婆紛紛設壇扶乩，在一般群眾中有很大的市場。文化界也成立了‘靈學會’，傳播種種鬼話，認定‘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蒼生。”陳獨秀、劉文典、易白沙、錢玄同、魯迅等《新青年》同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決定給予沉重的回擊。
在《有鬼論質疑》中，陳獨秀先擺出謙虛求教的姿態：“遂於不能以科學能釋之鬼神問題，未敢輕斷其有無。今予亦采納遵疑主義，於主張無鬼之先，對於有鬼之說多所懷疑，頗期主張有鬼論者賜以解答。”順著這個話題，陳獨秀一口氣提出了八大疑問，直指鬼神論的虛妄。他的結論是：“鬼不可能是真實的存在，否則鬼與普通物質沒有區別；鬼既然不是實在的，那麼有鬼論者所知的‘鬼’隻是不實在的幻覺而已，所謂的‘鬼界’也就成了空幻的東西，根本不構成獨立的精神世界。”
當時當地，這樣的文章果然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一位叫“易乙玄” 的靈學會成員就寫反駁文章《答陳獨秀先生〈有鬼論質疑〉》，逐一回應陳獨秀的質疑。他的基本觀點是：人之所以能見鬼神，或能聽到鬼神的聲音，是因為富
有一種靈力，“若鬼，富有靈力之人易見，否則不易見，此蓋有難見易見之別”。易乙玄最後也發出挑戰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以言學理，以言實事，以言器械，皆可用以證明之；有反對的隻管發表意見，請勿稍存客氣。
經過慎重考慮，陳獨秀決定組織《新青年》同人反擊易乙玄的“玄論”。第一輪衝鋒在前的就包括劉文典。
為了體現公平，反擊的文章與易乙玄的文章一道刊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上。精通中西方哲學的劉文典當然不會“稍存客氣”。上來就給易乙玄“當頭一棒”：“所謂靈力，即人心之虛靈，睿智聰明，是為聖哲，顓蒙囂頑，謂之凡器。若如來論，聖賢當皆能見鬼，何以宣尼謂之‘未知’，聖人存而不論，而彼‘過陰’‘討亡’‘捉鬼’‘看香頭’者，又皆闤闠之賤丈夫，而崇信之者亦皆鄉曲之俗士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擊易乙玄的“要害部位”。
易乙玄在反駁文章裏大肆宣稱“西方的精密儀器已經證明鬼的存在”，劉文典恰好明白究竟，但他沒有選擇直接反擊，而是娓娓道出科學史上的一個小故事：心理學名家達威氏曾招英國著名動物學家瓦來士等聚會，當場向他們表演降靈術、活見鬼、扶乩等實驗，為了證明實驗的真實性，他還特意讓這些著名學者們親自加蓋表演器具的封印，結果演出時“鬼怪畢現，警心駭目”，學者們當即為之出具證明書，信為實有，並
認定這些現象隻有超自然的方法才能表現。沒想到，達威氏哈哈一笑，自我戳穿：“此皆市上眩人所用極簡單之法！”這一真實的故事被記錄在《心理學年報》裏，鬼神實驗真假，已是不言自明。
國民對於科學的愚昧、對於未來的迷茫，讓劉文典憂心忡忡。他感歎說，鬼神論“害之所極，足以阻科學之進步，墮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視，謀國者所當深省也”。在反擊文章裏，他借用韓非子的話說，“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如今妖霧彌漫，亂象叢生，國人再不清醒，“亡其無日矣”！
劉文典的反擊文章言之有據，入木三分，且從一開始就站在了哲學的高度，橫掃“妖霧”，自然贏得了讀者的共鳴。“靈學” 的“有鬼論”，說到底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心物二元論”，劉文典透徹地分析認為，對於“靈學”的批判，“除了唯物的一元論，別無對症之良藥”。當時情境，能有如此的眼光，確實難得。怪不得後來有學者評價，“當年追隨陳獨秀參加批判‘靈學’的，還有劉叔雅、陳大齊、王星拱、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和易白沙等人。但是，除了劉叔雅，其他人對於‘靈學’的批判，或指出‘靈學’沒有科學依據，或通過對‘靈學’活動的破綻作審查而加以否定，或以先秦諸子的樸素的‘無鬼論’來批判‘靈學’的‘有鬼論’，因而遠沒有像陳
獨秀那樣把對‘靈學’的批判上升到嚴格的哲學層次。”在這一點上，劉文典功拔頭籌。
陳獨秀、劉文典這些破舊立新的聲音，很快彙合成時代的巨響，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大幕。
北大課堂上的“暗戰”
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學貼出布告：陳獨秀任文科學長。這是蔡元培的主張，他在給教育部的函件中還偽造了陳獨秀的履曆。但這些已經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隨著陳獨秀進京任職，《新青年》編輯部也正式搬到北京箭杆胡同9號。這給《新青年》帶來了更為廣闊的“戰場”。
陳獨秀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後，先後帶動了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觀念的人才來到北平，包括胡適、劉文典、劉半農等，其中很多均為《新青年》編輯部的核心成員。他們或任教於北京大學，或任職於教育部，殊途同歸，繼續呼喊，繼續論戰。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參與者或推動者。
陳獨秀到了北大，先是整頓校風和校紀，接著對文科的專業設置和課堂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過程中，他和《新青年》同人一直倡導的“文學革命”思想，也必然呈現其中，不免與學校裏的舊派人物發生衝突。
而蔡元培對於大學的主張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各種思想均可共存。在他的 “縱容”之下，北大的新派與舊派頻頻上演“暗戰”大戲，有的甚至公開在課堂上“叫罵”。
最典型的就是黃季剛，也就是黃侃，著名的學術狂人，眼裏隻有章太炎、劉師培，隻有古文，對於新派所主張的白話文，恨之入骨，一上課堂就吹胡子瞪眼，直挖白話文的“三代祖墳”。新文化運動前，黃侃教駢文，一上課就罵散文；桐城派姚永樸老先生教散文，一上課就罵駢文。等胡適、錢玄同他們進了北大，黃、姚不再對罵了，一上課都罵起了白話文。
黃侃曾放言“八部書外皆狗屁”，意即除了他平生所推崇的八部經典——《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文選》外，其餘的均不足論，更別提膚淺的白話文了。北大曾有好事者作詩題詠校內名人，題陳獨秀的一句是“毀孔子廟罷其祀”，題黃侃的一句便是“八部書外皆狗屁”。
這裏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逸聞趣事。據說有一次，黃侃在校園裏遇到胡適，當即調侃起來：“胡先生，你口口聲聲說要推廣白話文，我看你未必出於真心！”胡適聞言不解，問道：“黃先生此話怎講？”黃侃不緊不慢回答道：“如果胡先生你身體力行的話，大名就不應叫‘胡適’，而應改為‘到哪裏去’才對啊！”胡適聽了，赧然一笑，無言以對。
對於這位黃侃，劉文典可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本來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後來卻又拜了隻比自己大一年零三個月的劉師培為師，原因都是傾慕對方的淵博學識。但這樣一來，他和劉文典的“排名先後”就有點麻煩。按章太炎的門生排序算，黃侃自然是大師兄；但倘若按劉師培的門生排序算，這個大師兄的寶座又應該讓給劉文典，他十幾歲的時候就跟著劉師培學《說文》了。兩人會聚北大之際，主張又不一樣，黃侃死守著古文，劉文典則是一派新思想，同門師兄弟怎麼排序還沒弄清楚，就先開始“掐架”了。
當然，他們“掐架”的方式是在各自的課堂上互相“炮轟”對方的主張和學識。據劉文典的關門弟子吳進仁回憶，“叔雅先生一直有點瞧不起黃季剛先生，說他學問做得太廣、太博，不行。”不過，兩人並沒有因此成為仇人；相反，不談學問時，兩人關係還挺融洽。黃侃曾專門以很少使用的小篆體為劉文典書寫過一副對聯，一直掛在劉家的客廳裏，直到後來被毀於“文革”浩劫之中。
那時候的劉文典，“相貌清瘦，身軀飄飄，有弱不禁風之相。頭發胡須，經常留得很長，又不愛洗滌修整。真是首如飛蓬，麵似黃蠟……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隻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髒，從不擦
油。”
“北大怪傑”辜鴻銘是個有名的頑固派，一向瞧不起像劉文典這樣的年輕教員。有一次，他遇到劉文典，問：“你教什麼課啊？”劉文典客客氣氣地回答：“漢魏六朝文學。”辜鴻銘冷笑了一聲，滿臉鄙夷地說：“我都教不了，你能教好？”
劉文典聽了，淡淡一笑，沒有作聲。
“卯字號”那些事
劉文典進北大當教授的時候，還相當年輕。
1948年10月，劉文典的北大同事周作人撰寫過一段回憶文字：“‘卯字號’的最有名逸事便是這裏有過“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這件事說明了極是簡單，因為文科有陳獨秀與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則是辛卯年生的，即是胡適之、劉半農、劉文典，在民國六年才隻二十七歲。”
據周作人回憶，“民七以前，北大紅樓正在建築中，文理科都在馬神廟的四公主府，而且那個迤東的大紅門也還沒有，隻從後來所謂西齋的門出入。進門以後，往東一帶若幹間的平房，不知什麼緣故普通叫作‘卯字號’，民六時作為文科教員的預備室，一個人一間，許多名人每日都在這裏聚集。”
這一窩“兔子”，每日演繹著足令後人追慕的“教壇神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自是不用說了，就說朱希祖、林
公鐸、劉半農、劉文典吧，沒有一個不是“有故事的人”。
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比蔡元培還早到北大，主講“中國文學史”。1917年12月，北大文科設立研究所，分哲學、中文、英文三門，他和劉文典、劉師培、吳瞿安（吳梅）共同擔任“中國文學史”的教員。
一臉大胡子、一口海鹽話，是朱希祖的經典標記。他講文學史講到孔子時，反複強調“厭世思想”，但寫在黑板的字句又都是積極的，弄得許多北方學生一頭霧水，到後來才知道他所說的是“現世思想”，隻不過海鹽話裏“現”的發音接近於“厭”。即便如此，他的課還是吸引了大量學生。
林公鐸是浙江瑞安人，與清代國學大師孫詒讓是同鄉。他的名字很奇特，獨一個“損”字。他二十幾歲就到北大中文係當教授，也是個“老資格”，性格怪僻，說話確實有點“損”。有一次學生問他：“現在寫文章最好的人是誰？”他的回答很幹脆：“第一，沒有；第二，我！”
這位林先生愛喝點小酒，沒錢的時候連劣質酒都喝。酒喝高了去上課，帶著幾分醉意就罵開了，無論新派舊派，凡是看不慣的都跑不掉，“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有一次周作人遇到了他，客氣地問他是否在外校兼課，他回答道，“在中國大學開了兩個小時的唐詩”。“那您主要講誰的詩呢？”“陶淵明！”周作人
愣了半天才緩過神來，原來林公鐸不服氣沈尹默在北大講陶詩，於是不顧文不對題，跑到中國大學“唐詩”的課堂上大講陶淵明。
劉半農可能是讀者比較熟悉的近代名人了，因為他跟魯迅的關係非同一般。廣為流傳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他年輕時候的作品，這個“她”字也是由他創造並首先寫入詩歌中的。
早期的劉半農是個“鴛鴦蝴蝶派”，後來接觸了《新青年》，迅速“棄暗投明”，寫起了憂國憂民的文章，是“文學革命”堅定的支持者。1917年夏，沒有讀過大學、隻有高中肄業學曆的劉半農，被蔡元培破格聘請為北大預科教授，講授小說課和文法課。劉半農做出的最驚世駭俗的事情，是和學生商鴻逵一起，為名妓賽金花寫傳。這本《賽金花本事》引來眾說紛紜，就連開風氣之先的胡適也大為驚詫：“大學教授為妓女寫傳，還史無前例。”
生活在這樣的個性群落之中，劉文典的思想乃至靈魂難免受到衝擊。換句話說，北大校園煥然一新的教學語境，讓劉文典擁有了一個更為自由、更為廣闊的話語空間。
劉文典的個性，漸顯張揚底色。
據周作人回憶，劉文典早年在北大的時候，友人常稱之為“劉格闌瑪”，他則自稱“狸豆烏”，這大概是因為“狸”“劉”
兩字讀或可通，“叔”與“菽”通，“叔”字左邊又像“豆”字的象形體，“雅”則是烏鴉的“鴉”的本字。
在同事們的心中，年輕的劉文典“人甚有趣”，“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亦粘著唇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自以籍屬合肥，對於段祺瑞尤致攻擊，往往醜詆及於父母，令人不能紀述”。對於晚清的合肥老鄉李鴻章，也是不肯輕易放過。
有一次，劉文典不知為何，又突然惦念起國會的議員們來，嘖嘖連聲道：“想起這些人來，也著實覺得可憐，不想來怎麼的罵他們。這總之還要怪我們自己，假如我們有力量收買了他們，卻還要那麼胡鬧，那麼這實在應該重辦，捉了來打屁股。可是我們現在既然沒有錢給他們，那麼這也就隻好由得他們自己去賣身去罷了。”
言辭詼諧，間雜犀利，果然不愧為北大文科“卯字號”的核心人物。難怪多年以後，周作人借悼念劉半農的機會，還感慨起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以及北大的這些“大小兔子”，“十七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從卯字號”。
與陳獨秀“分道揚鑣”
新思想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
這一天，劉文典正在中央公園的柏樹下麵看書，突然看到
安徽老鄉、化學係教授王星拱（安徽懷寧人，字撫五）氣喘籲籲地跑過來：“叔雅，不好了！”
劉文典一怔，趕緊收起手中的小說，問：“撫五兄，怎麼啦？”
“警備司令部派兵包圍了北大，聽說還逮捕了許多學生呢！”王星拱喘著氣，連忙簡單地向劉文典敘述了一下學生運動的情況。
劉文典坐不住了，跳起來就往學校跑。在北大紅樓門口，遇到了法學院的羅文幹教授，對方告訴他，“蔡校長已經辭職了”。劉文典的心裏更是驚詫不已，知道事情鬧大了。
中文係的同事馬敘倫二話沒說，身先士卒，每天從早晨8時到晚上6時，就在沙灘北大第一院（文學院）三樓臨街的一間教員休息室裏守著，盡力保持著與各方的聯係，並極力說服北京總商會、銀行公會等與學生保持一致。經濟係的馬寅初教授在學校裏坐鎮，常常徹夜不歸。看到這樣的熱心，劉文典和劉半農也主動加入到了值班守夜的行列。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幸運的是，這場運動以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最終勝利而宣告結束。
五四運動風波稍平後，已是6月。酷暑難耐，劉文典白天去中央公園喝茶看書，晚上就待在東城腳下福建司胡同的家裏，做點校勘，譯點文章，真正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
讀聖賢書”。
6月13日，劉文典像往常一樣打開早晨的報紙，一個消息“震”住了他的眼球：陳獨秀被捕了！
據陳獨秀的“鐵杆粉絲”高一涵事後回憶，前一天，他和陳獨秀、鄧初等人帶著自行印製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跑到北京城南一個叫作“新世界”的娛樂場所散發。正在這時，陰暗角落裏走出一個人來，向陳獨秀要傳單看，陳獨秀就遞了一張過去，結果這個人瞄了一眼後，立即大喊：“就是這個！”埋伏在周圍的暗探們一哄而上，扣押住了陳獨秀。
情勢急迫！安徽旅京同鄉會負責人立即動員皖省各界采用致電、致函等官方途徑，參與營救。在北京學界的營救活動中，劉文典總是積極參與。經過一番努力，陳獨秀終於被保釋了出來。
這是1919年9月16日下午4時，距離陳獨秀被捕已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出獄後的他並不安全，時刻受著警察的監視，沒有任何行動自由。在這窒息而無聊的空氣裏生活了一段時間後，陳獨秀感到十分鬱悶和痛苦，於是便和《新青年》的同人商量著要秘密出走上海。
據當時正在北大學習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羅章龍回憶，在這段東躲西藏的日子裏，劉文典的家一度成為陳獨秀的“避難之所”。
對於這一段往事，劉文典在北大時的同事馬敘倫後來也有詳細回憶：“往在北平，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自上海來，住東城腳下福建司胡同劉叔雅家。一日晚飯後，餘忽得有捕獨秀訊，且期在今晚。自餘家至福建司胡同，可十餘裏，急切無以相告，乃借電話機語沈士遠。士遠時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較近，然無以措詞，倉促語以告前文科學長速離叔雅所，蓋不得披露獨秀姓名也。時餘與士遠皆任北京大學教授，而獨秀曾任文院學長。故士遠往告獨秀，即時逸避。翌晨由李守常喬裝鄉老，獨秀為病者，乘騾車出德勝門離平。”也就是說，陳獨秀在離開北京去上海前，一直是潛藏在劉文典家中的。
劉文典沒想到，陳獨秀躲在他家的日子，竟是他們最後的直接往來。今日陳獨秀，已非昔日陳仲甫，因為五四運動，特別是被捕，他的影響力早已超出學界，成為眾人景仰的“政治明星”。陳獨秀被這種景仰所感染，他的政治思想開始出現重大轉折，他將完全以一個職業革命家的身份出現在世人麵前。他越來越堅定地奔走在為馬克思主義呼號的路途上。
相應地，《新青年》編輯思想發生重大分裂，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號起，“《新青年》從此由新青年社團‘公同’刊物，逐漸變成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思想宣傳陣地，變成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社團已不複存在”。正如胡適所說，“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這“分道揚鑣”
的對象就包括已厭倦過多參與政治的劉文典。
陳獨秀後來的命運，已是中國曆史上無法回避的內容，不多說了。1942年5月，與中國共產黨徹底決裂的陳獨秀病逝於四川江津。聽到這個消息，劉文典長長歎了口氣：“仲甫是個好人，為人忠厚，非常有學問，但他搞不了政治——書讀得太多了！”
人生就是一個圓，起點往往就是終點。或許連他們自己都沒想到，他們的再次相逢竟是在雙雙歸寂之後。陳獨秀的遺骸後由其子陳鬆年運回安慶北門外大龍山麓安葬。而於1958年7月病逝的劉文典，晚年始終心係鄉裏，最終如願魂歸故土，安葬在安慶懷寧高家山（今屬官秀區）上。
兩座墳塋，相距不過兩公裏。
胡適“破例”寫文言序文
大約從1920年初開始，劉文典將治學方向定位於古籍校勘上。
這是他經過慎重考慮作出的決定。盡管自己很年輕就進了北大，當上了預科教授，並且一直積極參與學校事務，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裏，劉文典最大的本事隻不過是會寫駢體文罷了，“我之做過校勘的功夫，素來無人曉得”。
據劉文典的學生吳進仁說，讓劉文典決意從事古籍校勘的
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想盡快在北大新舊兩派人物麵前證明自己。劉文典對於“北大怪傑”辜鴻銘的嘲弄，一直記憶猶新。
辜鴻銘的鄙夷撞擊著劉文典年輕的自尊心。而劉文典後來在北大逐漸衍生的“懷才不遇”的情緒，更堅定了他想盡快“出名”的決心。1921年，他給亦師亦友的胡適寫信，訴說這種內心的憤懣：“典在北大裏，也算是背時極了，不如典的，來在典後兩年的，都是最高級俸。照章程上的規定，授課時間之多少，教授的成績，著述及發明，在社會上聲望等四個條件，除末一條外，前三條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總是最低的俸。錢的多寡原不算什麼，麵子上卻令人有些難堪，所以典實在不想幹了，隻要別處有飯可啖，這個受罪而又背時的Professor（教授），典棄之無異敝屣。”
要證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劉文典對於翻譯一直有很濃厚的興趣，但在大學裏，翻譯又算不上厚重學問。劉文典決定“從有代表性的文獻著手，沉下去，認認真真地校好一部書，再校與此書有關聯的若幹部書，從而上下聯貫，左右橫通”。經過比較，他選定秦漢諸子作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較難弄的《淮南子》。
劉文典的這一計劃得到了胡適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適特意擬訂了“整理國故計劃”，初步選定的人中有馬幼漁、劉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開出三十六種整理書目，並將各
書的整理工作落實到人。劉文典計劃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適列為北大“國故叢書”的第一種，並承諾為其作序，可見其重視程度。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集合門客編撰的一部哲學著作。全書體係比較龐雜，雜糅了儒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等的思想，主要傾向於道家，突出“道”和“氣”。由於漢代中期“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這本書幾乎被丟進了廢紙簍內，無人問津。到了近代，該書已是文意變遷、傳寫訛奪，成了一部“比先秦諸子還要難弄”的“硬骨頭”。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閱《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經典、論述、符篆、科儀、法術和文獻（包括山誌、紀傳、圖譜等）的總彙，凡是與道教有關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劉文典打聽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廟宇——白雲觀裏珍藏有明朝正統年間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貴文獻。於是，他通過朋友的幫忙，住進了白雲觀。
在白雲觀，劉文典一待就是幾個月，足不出戶，潛心翻檢《道藏》，偶有“驚喜”。經常是茶飯不思、寢食難安，以致得了很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養息了半年才漸漸好轉。據說，在白雲觀期間，由於日子實在太清苦，有一次，劉文典忍不住了，趁著道士們不注意，偷吃了點葷腥，結果被“逮”住了，鬧了
個大紅臉。
劉文典寫出了《淮南鴻烈集解》，胡適當然是第一讀者。1921年9月24日，胡適在日記裏寫道：“劉叔雅（文典）近來費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鴻烈集解》一部大書。今天他帶來給我看，我略翻幾處，即知他確然費了一番很嚴密的工夫。”在同一天的日記裏，他甚至不吝筆墨地誇讚道：“叔雅，合肥人，天資甚高，作舊體文及白話文皆可誦。北大國文部能拿起筆來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隻有叔雅與玄同兩人罷了。叔雅性最懶，不意他竟能發憤下此死工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正是在這一天，因胡適的推薦看到了劉文典的這部書稿，因此考慮出版。
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就已經不再用文言文寫文章了。但應劉文典的要求，胡適最終爽然答應了劉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文言文序言，為《淮南鴻烈集解》擎旗開路。
不出胡適的意料，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剛剛走上書市，就引發了“轟動效應”。就連明確表態“不讚成”胡適所開國學書目的國學大師梁啟超，在為《清華周刊》重新開列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竟也英雄所見略同地推介了劉文典的這本新書。
伴隨著《淮南鴻烈集解》的出版，劉文典名聲大震，一舉成名。
“譯書的天才”
劉文典這一段在翻譯領域，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以至於被“共學社叢書”的主持者、著名軍事家蔣百裏先生譽為“譯書的天才”。劉文典的第一本譯著《進化與人生》即被列入這套叢書之中。
劉文典自幼便開始學習英文，後來又到日本留學，掌握英、日、德等多國語言，可直接翻譯英文、日文的著作。早在“二次革命”後流亡日本期間開始，他就嚐試著翻譯一些單篇的文章，投給章士釗的《甲寅》或陳獨秀的《青年雜誌》。他後來成為《新青年》主要的翻譯作者之一。
劉文典譯筆流暢，思想縝密，剛出手就引來無數追捧者。1953年，大陸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要求每一個知識分子都好好總結自己的思想曆程，寫成彙報材料，劉文典寫道：“因（陳獨秀）先生的欣賞稱讚，養成一種自高自大的心，看不起一切的人，從廿（歲）左右，名滿大江南北，別人對我有一種譏諷式地稱我為才子，我也就自以才子自居，已經有了權威思想。”這大概正是對於女作家張愛玲“出名要趁早”論斷的最佳詮釋吧！
劉文典潛心於翻譯工作，主要是緣於一種啟蒙民智、教育國人的信念。1927年，劉文典曾講過一番話：“我在十多年前認定了中國一切的禍亂都是那舊而惡的思想在那裏作祟。要把那些舊的惡的思想掃蕩滌清，唯有灌輸生物學上的知識到一般人的頭腦裏去。關於進化論的知識尤其要緊，因為一個人對於宇宙的進化、生物的進化沒有相當的了解，決不能有正當的宇宙觀、人生觀，這個人也就是決不能算社會上的一個有用的分子了。”
20世紀早期，包括魯迅在內的很多學者都紛紛撰文，介紹生物進化論和人類起源。但這大多數都是一些零星的介紹。“偉大的五四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喚起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推動了西方自然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很多人深深感到《天演論》並不能反映進化論的全貌，應該盡快地翻譯出版達爾文著作，係統地介紹達爾文學說，讓人們能夠比較全麵地了解進化論。”正是從這時候起，劉文典拿起譯筆，開始了國外一些生物學名著的翻譯工作，如德國哲學家海克爾的《生命之不可思議》（又名《生命論》）、《宇宙之謎》以及日本著名學者丘淺次郎的《進化與人生》等。
這些生物學著作用通俗而淺顯的語言，向讀者展現出生物進化的全過程，既有力宣講了生物哲學的基本理論，又普及了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對於當時盛行的“靈學”“鬼魂學”無
疑是“一記重拳”。
這是一種係統並且有效的推介。劉文典出色的譯筆更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推崇。1919年5月15日，由邵飄萍、孫少少等主筆的《新中國》雜誌剛剛創刊，就登出了譯作《生命論》的廣告：“特請劉叔雅先生取其原本，譯為華言，從本雜誌第二期起按期登載，想必為思想界所歡迎也。”由此可見，劉文典的譯作已經成為當時雜誌招徠讀者的一種招牌。後來，他又為這本雜誌奉獻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譯作《宇宙之謎》。
1920年11月，劉文典翻譯的《進化與人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他正式推出的第一本譯著。這部書得到了胡適的高度評價，讚賞劉文典的“譯筆竟是一時沒有敵手”，並稱劉文典“不譯書是社會的一個大損失”。
這種獎掖讓劉文典異常激動，“舒服得大熱天跑到山路後喝冰汽水似的”。他甚至因此動了一個念頭，從此拋棄裝點教授門麵的那些破古籍，全力以赴譯書，每天譯它個一兩千字，“丘淺次郎和永井潛兩博士（都是生物學家兼哲學家，後者名更大）的通俗一點著作，弟打算全都翻譯”。
後來，劉文典的譯著《生命之不可思議》《進化論講話》等，先後由商務印書館、亞東圖書館印行出版。
非常難得的是，劉文典推出的譯著，幾乎每一本都大受市場的追捧。其中，《進化與人生》再版六次，《生命之不可思
議》再版兩次。怪不得，劉文典曾借用胡適的讚譽，放出豪言：“我不譯書是社會的一件不幸！”
“驅趕”教育總長章士釗
1925年8月29日一大早，北京的居民剛拿到當天新鮮出爐的《晨報》，就被上麵的一則啟事吸引住了眼球：《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之宣言》。
這篇宣言開門見山寫道：“章士釗思想陳腐，行為卑鄙，他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的第一招，就是接二連三地訓令各校，禁止學生開會紀念國恥。第二招，就是提倡荒謬絕倫的複古運動，壓迫新思想，抹殺時代精神，以固寵而保祿位。”
緊接著，宣言直指章士釗的“罪過”：“自從他卷土重來以後，借整頓學風的名目，行摧殘教育的計劃。對於女師大風潮，不用公允的辦法解決，竟用武裝警察強迫解散該校，又用巡警老媽強迫拉出女生，直接壓迫女師大，間接示威教育界，並且可借此壓倒種種的愛國運動，達到他一網打盡的目的。”
這份宣言是三天前由北大四十一位教員聯名發出的，劉文典、魯迅、周作人等都名列其中。
其實，劉文典與章士釗的關係非同一般。兩人曾為《民立報》同事，一道為辛亥革命鼓呼過。劉文典奠定自身早期學識聲名的翻譯文章，一開始就是在章士釗創辦的《甲寅》雜誌上
發表的。劉文典剛進北大的時候，章士釗也在文科任教哲學課程。
那麼，劉文典為何要投身到這場與章士釗抗衡的運動中來？
西方哲人有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劉文典要反對的其實不是章士釗這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種勢力。
引發這個宣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章士釗所代表的力量對於女師大學生運動的野蠻處理。1924年11月，女師大三位學生假期因交通受阻未能及時返校，被校長楊蔭榆勒令退學。女師大學生自治會要求楊收回成命，遭到拒絕，於是上書教育部要求撤換校長，再度遭到拒絕。矛盾越鬧越大。
1925年7月，章士釗被段祺瑞請回擔任教育總長，他一上台就不問青紅皂白，決定接受楊蔭榆的建議，解散女師大“最不聽話”的四個班。8月6日，由於章士釗的一紙報告，段祺瑞執政府決定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甚至派人以武力接收女師大，打傷學生。
政府的野蠻與專橫，激起了北京各大高校的憤怒與聲援。“驅章運動”聲勢日漸高漲。
1925年8月18日，北大發布《評議會布告》：“茲將本會八月十八日決議案一件宣布如下：一、本校學生會因章士釗摧殘
一般教育，及女師大事，請本校宣布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事。議決：以本會名譽宣布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拒絕收受章士釗簽署之教育部文件……”幾天後，劉文典等四十一名北大教員發出了《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之宣言》。
從1925年9月1日起，北大不再收受教育部的文件，正式宣布與教育部脫離關係而獨立。這果然把章士釗氣得火冒三丈，當即使出“狠招”，采取與北大“經濟絕交”的政策，停發各種教育經費。
讓劉文典感動的是，麵對章士釗的種種刁難，北大不為所動。北大校方堅信，即使領不到款，借款也可支持幾個月。廣州大學、中法大學應得餘款尚有幾十萬，可以暫時挪用。
這一年的11月28日，北京爆發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國民運動，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當天下午，五萬餘名群眾齊聚神武門前，打出標語：“驅逐段祺瑞，槍斃朱深、章士釗！”
段祺瑞執政府氣數將盡。1925年12月31日，段祺瑞下令對國務院進行改組，決定免去章士釗的教育總長職務，由易培基取而代之。
這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劉文典並不特別高興，他反而感到有些悲傷：章士釗後來又擔任了段祺瑞執政府的秘書長，而就在此期間，段政府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打死四十七人，打傷兩百餘人，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
黑暗的一天”。1926年4月20日，已失民心的段祺瑞通電下野，章士釗隨之下台，從此結束政治生涯。
想到這裏，劉文典的心隱隱作痛。他開始體會到了胡適當初反對他們時所呈現出的善意，“我們認為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旋渦裏去，尤不該自己滾到黨派之爭的旋渦裏去”。像他自己、像章士釗這樣的人，是犧牲不起的。
章士釗的命運，為劉文典的人生轉型書寫了新的注腳。
三、風骨之彰
“難產”終結者
如前所述，進北大數年，劉文典的薪水一直沒有提升，而一些比他後到學校的教師甚至已走在他的前麵。這讓一向自負的劉文典很是鬱悶。生活也困難到了極點，“除身上所穿衣服外，所有的東西盡入質庫，房東下令逐客，煤米都盡，淒慘之情，筆難盡述”。如此艱難狀況之下，劉文典想到了“跳槽”。
恰在此時，有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劉文典接到家鄉的邀請，讓他參與籌建安徽大學。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肇始於清朝末年。“安徽最早設立的
高等學校是1898年安徽巡撫鄧華熙奏準改敬敷書院而成立的求是學堂，後改稱大學堂，複又改名安徽高等學堂。”敬敷書院始建於1652年（清順治九年），由江南省操江巡撫李曰芃捐資兩千兩白銀創辦，院址先在安慶城內同安嶺，後遷往安慶北門外百子橋西。1903年，朝廷頒布《奏定高等學堂單程》，規定各省隻能在省城設高等學堂一所，於是安徽大學堂改為安徽高等學堂，並聘來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嚴複先生擔任學堂總辦（後稱監督）。而後，還湧現出安徽武備學堂、私立江淮大學、安徽省公立政法專門學校、安徽高等農業學堂等一批高等院校，遺憾的是，由於辛亥革命、經濟拮據等原因，這些學校後來陸續停辦。
五四運動以後，一些關心安徽教育事業的有識之士開始四方奔走，呼籲創建安徽大學，其中最為積極的是蔡曉舟。蔡曉舟是安徽合肥人，年輕時就投入反清鬥爭，曾參與熊成基領導的安慶馬炮營起義，失敗後回到合肥，決心致力於教育事業，呼喚民智，倡導啟蒙。
1921年7月，蔡曉舟聯絡同道組成“安徽大學期成會”，奔赴北京、上海等地，“蔡曉舟在北京東方飯店宴請在京的皖籍名流學者，到會的有許世英、江朝宗、柏文蔚、胡適、高一涵等數十人，蔡曉舟慷慨陳詞，並抽刀斷指，用鮮血書寫了‘誓死建成安徽大學’八個大字”。第二年春天，“安徽大學籌
備處”正式成立，由蔡曉舟、劉貽燕、徐光煒任籌備處事務股幹事，具體負責籌備工作。胡適、陶行知（當時還叫陶知行）、劉希平、高一涵、江朝宗、柏文蔚等社會名流均被列為籌備處評議員或交際股幹事。
1923年2月，一直積極支持創建安徽大學的省長許世英因遭到賄選議員和軍閥餘孽的雙重攻擊而辭職，安徽大學籌備一事遂告吹。其後，安徽大學籌建工作兩度重提，兩度擱淺。光陰一晃，已越經年。1927年10月，軍閥陳調元任安徽省政務委員會主席，“為緩和安徽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的不滿情緒，決定恢複安徽大學的籌建工作，重新組建安徽大學籌備委員會”。
1927年底，劉文典正式登上安徽大學籌建的曆史舞台。籌備會成員或為社會名流，或為政界要人，共有11人，分別為餘誼密、胡春霖、張秋白、湯誌先、雷嘯岑、劉文典、吳承宗、廖方新、常宗會、劉複、吳善。其中，餘誼密時任安徽財政廳長，雷嘯岑時任安徽教育廳長，胡春霖時任安徽建設廳長，劉複時任安徽司法廳長，其餘包括劉文典在內的幾人為知名學者。
從現有的資料分析，劉文典“跳槽”到安大，可能緣於胡適或王星拱的推薦。他最初應該是想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後改稱中央大學，為今南京大學前身）文學院任教的，當時王星
拱在這所學校任高等教育處處長、化學係教授。劉文典到了南京以後發現，第四中山大學文學院“烏煙瘴氣”，根本不適合他。恰好這時，王星拱辭去了安徽大學籌委會主任的邀請，可能正是他的推薦，劉文典進入安徽省教育界的視野。
在籌委會所有成員中，無論是在“國立大學”任教的經驗還是在學術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劉文典都首屈一指，因而很快就被公推為預科主任，代行校長職權，負責布告招生。
事不宜遲。1928年2月18日，安徽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處向省教育廳函送《安徽大學組織大綱草案》，這是劉文典苦熬了幾個通宵完成的一份“大學籌建方略”。在草案的後麵，劉文典還特意附了一張“組織結構係統圖”，突出表達自身的大學構建思想。
1928年2月24日，安徽大學籌委會成員、省教育廳廳長雷嘯岑對劉文典的這一草案給予高度評價：“條理縝密，擘畫周詳，嘯岑極表讚同。”
財政部開了張“空頭支票”
這壁廂全省年輕學子奔走相告，招生轟轟烈烈；那壁廂劉文典卻寢食難安，為經費短缺煩神。開辦學院、租賃教室、聘請教員，任何一個舉措都需要一筆不菲的資金，而教育經費短缺在當時幾成慣例，劉文典的心裏不禁生出幾分“巧婦難為無
米之炊”的慨歎。
爭取教育經費獨立，是唯一的出路。
劉文典接手籌建安徽大學後，籌備處曾專門“呈請省府審定全年度經費為七十二萬元，另劃全省契稅收入八十二萬元為大學基金”。然而，出於種種原因，這些資金仍然沒有得到落實，籌建中的安大隻能靠省財政的微薄撥款，艱難度日，舉步維艱。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1926年以前，安徽的教育經費歲支一百五十三萬元，均由地方稅支給；大學基金指定卷煙稅，義務教育經費指定厘金煙酒附加。1927年3月，安徽省政務委員會第五次常務會議決，“以卷煙稅為教育專款，不足之數由省地方稅撥補”。可惜好景不長，6月，新接替孫科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國舅”宋子文堅持推行《征收卷煙統稅條例》，要求改辦統稅，將卷煙稅收歸國稅範圍。安徽的教育經費“不得不另求相當稅源，以資代替”。
安大的開辦，已如弦上之箭，開弓就沒了回頭路，但經費的困窘又讓劉文典愁眉不展，焦慮萬分。1928年3月19日，經安大籌委會討論審查，“大學院本部及預科、文、法、農、工四學院每年經臨兩費共需七十三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元，因經費困難，先辦兩學院，俟明年再為擴充，其基金指定全省契稅年比八十四萬元，按照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年實收數平均
計算，每年約在七十萬元左右（內除經征官百分之三公費），若加以整理，尚屬有盈無絀”。可是，由於沒有自行征收卷煙特稅的權力，安徽的教育經費完全聽憑中央的撥付，連七十餘萬元的大學經費都保證不了，更別說“基金指定全省契稅年比八十四萬元”的承諾了。說白了，這不過是一張更大麵值的“空頭支票”而已。
1928年3月初，劉文典當仁不讓，與安徽教育經費管理處處長程濱遺一道，趕到了上海黃浦外灘的中央銀行總部，向宋子文麵呈安徽教育經費的艱難狀況，慷慨陳詞：“今後唯一之希望，即為如何確定教費之來源。根據大學院教育經費獨立之明令，劃分何項稅收，使教育行政機關能直接征收、直接保管、直接支配；在可能範圍內，做可能之事業；斯則行政當局與熱心教育諸同誌，所共同努力以赴之者也。”
劉文典態度很明確，中央既然斷了地方政府的教育經費來源，要麼允許地方政府“開小灶”收點什麼稅費，要麼每月多給一點補助。財政部此前承諾撥付月助七萬元，對於安徽的教育實際來說可謂杯水車薪，劉文典認為，每月最低限度，不得少於十六萬元。
隻可惜，話不投機半句多，劉文典費盡口舌，但宋子文卻巋然不動，依然堅持原來的決策，每月撥付七萬元，氣得劉文典連“罵娘”的心都有了，與宋子文“頗起爭執”。兩人爭得
臉紅脖子粗，卻互不買賬，於是相約趕到南京，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公斷。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劉文典很快就得到了滿意的回應。在安徽各界的抗議與請願聲中，1928年4月7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宋子文作出讓步，同意每月撥給安徽十萬元教育經費補助。財政廳長餘誼密也承諾，除了中央月撥款外，省財政部門也將在地方稅項下，月籌四萬元。
“空頭支票”終於有了兌現的可能。於是，安徽省政府下令裁撤蕪湖卷煙憑證稅局，“教費問題，乃告一段落”。
“宣傳共產”誣案
1928年5月2日，安徽大學籌備委員會舉行第八次全體會議。這是安徽大學籌建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在韓安宣讀完省政府關於安大經費預算的答複函後，隨即進入安大辦學籌備的核心程序，最終形成四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決議：一是確定先辦文學院、農學院，其餘法、工學院，須延聘專門人才，分別積極籌備，等第二年秋季再辦；二是決議文學院籌備主任暫設二人，公推劉文典、湯誌先充任；三是決議公推吳承宗為工學院籌備主任；四是公推湯誌先兼任法學院籌備主任。
開學在即，時間窘迫，一時又沒有合適的校長人選，籌備委員會向省政府彙報後確定：由文學院籌備主任劉文典代行校
長職權，主持校務工作。
由於校址選擇、主任人選等問題，農學院的籌備進展緩慢，直到1928年9月初才確定由韓安出任農學院籌備主任。此時，安徽大學當年的秋季本科招生已經開始，農學院錯過了“檔期”，最終隻剩下文學院“孤軍奮戰”。
劉文典麵臨著全新的考驗。幸好，盡管各方麵條件有限，籌備的時間不長，但在劉文典的周密安排下，一邊招兵買馬，一邊大肆采購，文學院各項工作進展倒也盡遂人意。1928年9月17日，安徽大學籌備委員會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審議文學院秋季招生事宜，決定成立招生委員會，推定廖景初、劉文典、鄧仲禹、高被遐、吳季瑞、吳覺民、葛曉東、葉振鈞、張國喬等人為招生委員，負責文學院招生事宜，並確定在文學院內設立國文學係、教育學係、法律學係和政治經濟學係。
10月，96名本科生正式入校。一切步入正軌，劉文典開始精心謀劃起學校的未來、自身的學術，希望能在盡快的時間內提升安徽高等教育的品位，改造一下安徽當時的汙濁空氣。
孰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劉文典做夢都沒想到，竟然有人假借全體安大預科學生的名義，向國民黨中央舉報他“宣傳共產，希圖破壞”，要求“請予調查撲滅”。
安徽大學剛創辦不久，裏麵有沒有信仰共產主義的進步青年呢？劉文典心裏清楚，肯定是有的。1928年初，安大剛剛
創辦預科的時候，有一天，劉文典突然接到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的密令，大意是預科中有一位姓王的學生是共產黨員，要密切加以監視。劉文典心裏暗暗起驚，但仍是平靜地找來這位學生，詢問具體情況，當得知情況確實後，他立即動員對方迅速離校，並派遣學校工友將之送上逃亡的輪船。當天晚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就派了便衣特務跑到安大預科學生的宿舍裏搞突擊搜查，結果死活找不到這位“嫌疑分子”。詢問劉文典，劉文典假裝糊塗，一問三不知，此事當然也就沒了下文。
劉文典如此開明的辦學做派，不會不引起一些進步青年的關注。安大文學院開始招生的時候，“正值大革命失敗後，流散在各地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如俞昌準、劉樹德、王金林、陳一煌、歐陽良劭（即歐陽惠林，後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劉複彭（即劉丹，後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等都紛紛考入安徽大學”。他們利用安大學生這塊招牌掩護自己，在學校裏秘密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趁著深夜用炭墨在學校的牆壁上書寫革命標語，還經常散發、張貼名為《血光》的革命刊物。
對於這些情況，劉文典不可能一無所聞，但既然沒有人站出來較真，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願深究。作為學校的實際負責人，他頗能理解熱血青年的政治抱負，同時也替他們的安全暗自擔心。1928年2月，蔣介石重新掌握黨政大權，擔
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當年10月，他又任改組後的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空軍總司令，正是躊躇滿誌之際，“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正在這時，劉文典遭到了奸人的舉報，認為他與共產黨“暗通款曲”。由於“事關共產”，國民黨中央軍委當即要求安徽省政府“虛實均應查究”。很快，安徽省督學羅良鑄奉命到校徹查，聲勢浩大，驚動一方。劉文典心裏無事，波瀾不驚，仍然一如既往地正常進出學校，主持大政。
倒是一些學生被這樣的謠言所震怒，主動聚合在一起，聯合發表言辭激烈的書麵聲明：“劉主任被控有共產行動，生等驚聞之下，憤慨同深。劉主任精通中西學術，而國學尤稱獨到，為人誠懇率真，熱心教育，此次辦理預科，尤見精勤剴切之忱，生等景仰靡窮，絕無控告之舉。所謂宣傳共產，尤屬子虛，顯係奸人盜名誣控。”時值暑假，47名留校補習的預科學生在聯合聲明上簽名，為劉文典伸張清白。
由於查無實證，劉文典“宣傳共產”一事，最終不了了之。
安大男生“闖”進了隔壁女校
劉文典素來主張“大學不是衙門”，聽憑各種思潮在大學校園裏滋生蔓延，對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學生並未嚴加整飭，
甚至還暗加保護。安大校園內自由空氣彌漫，不可能不引起反動勢力的關注。
或許正是這種指導思想的“縱容”，安大的自由思想空氣異常活躍，而這自然會給劉文典帶來更多的“麻煩”。可能劉文典做夢都沒想到，僅僅因為安大的幾個學生與隔壁學校的學生發生了點衝突，最後竟興起一場學潮，鬧得沸沸揚揚，以至於驚動“黨國”最高領袖，而他自己也因此“一罵成名”。
關於這件事情的真相，目前有多個版本，尤其在細節上說法各異，矛盾不一，其中不乏夾有許多穿鑿附會的描述。這裏先來看看來自當年安大學生胡鬆叔的回憶：
一九二八年冬，安慶女中召開懇親會，給每個家長發出了請柬，會後準備演出幾個文娛節目。有部分家長因故不能親到，請柬落入別人手中。其中，又有少數落入安大學生手中，持柬者戲言，受到女中特邀，引起同學誤會。一批人於是不請自到，定要入內參加晚會，女中乃停電，聲稱晚會停開。血氣方剛的安大的一群小夥子，更以為受辱，遂將女中桌椅門窗搗毀，黑夜之中難免有殃及池魚事，可是並未打人。
胡的回憶，與當時的新聞報道有相當的出入。其實，在事
情發生幾天後，《申報》教育消息版就作了詳細報道，主標題是《皖一女中校發生被毀風潮》，記者所說的情況顯然比胡鬆叔所說的要嚴重很多：“本月二十三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舉行十六周年紀念，並開成績展覽會。晚間十時許，忽聞該校有被人搗毀消息，其中且雜有手槍聲，秩序大亂，該校女生，嚇得亂竄。”
根據這篇報道記錄，安徽大學學生楊璘、周光宇、侯地芬等先後率領百餘人，直闖入禮堂。當經學生、教職員再三勸喻不去，其勢洶洶，並前後把守，阻止出入，“將學生寢室、女教員室窗戶玻璃搗毀無數，女生鍾來儀頭部被破窗擊傷，並踢傷女仆夏媽腹部，頓時嘔血數口”。
這一場架打了足足三個小時，還驚動警察鳴槍彈壓，甚至連省立第一女子中學的校長程勉都被安大的學生“迎頭痛擊”，可見事態已經多麼嚴重！
第二天一早，女中校內忽然又傳來“安大學生可能還要再來打複仇架”的消息，纖弱的女生們嚇得花容失色，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學校方麵緊急開會，最後一致商定：由馮教務主任帶領百餘名女生，前往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省政府教育廳請願，要求徹查此事，懲辦禍首。
那真是民國街頭的一道獨特風景！百餘名女生打著標語，在學校教務主任以及學生代表董瑞蘭、薑潤的帶領下，浩浩蕩
蕩走向省府辦公地。女生所到之處，早已待命的管轄區警員們立即全線出動，將她們團團保衛起來，滴水不漏，小心翼翼，按照“首長待遇”一路嚴密護送到目的地。
事情本來是很好解決的，但劉文典一向“吃軟不吃硬”，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年頭，誰怕誰！
對於女中的得理不饒人，性格倔強的劉文典決定“不買賬”，因而在接待女中學生代表時，他的回答很是幹脆：“此事事出突然，實為安徽教育界之大不幸，本人為公為私，對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全體十分抱歉。隻是現在學生氣焰方張，本人無力解決，務請原諒！”
大概從這個時候起，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原本隻是一件普通的學校與學校之間的衝突，但當時正在安慶地區積極活動的進步黨組卻瞅準了這個機會。他們很快就意識到安大與女中之間的糾紛，正是打入女中的絕好機會：“女中我們還是個空白點，要設法打進去。”
在進步青年的直接策劃參與下，事態越變越複雜。正當女中的學生哭喊鳴冤之際，安大的學生們也湧到了省政府門口，聲稱女中校長程勉動用武力包圍安大，甚至鳴槍威脅，完全是一派強權做法，應予以撤職查辦。而在安慶的街頭巷尾，一些安大的學生則趁機散發傳單，呼籲懲戒程勉。
11月27日一早，大約四千餘人在安大操場誓師出發，高
舉要求嚴懲程勉的標語，一路高呼各種學運口號，浩浩蕩蕩到了省政府廣場。學生們已經聽說，蔣介石當天早晨已經到達安慶，這無疑是個聚眾起事、嚴懲異己的好機會。不料，到了省政府門口後，蔣介石不願出來與學生見麵，隻派人出來回話：“主席正在開會。”
1928年10月，蔣介石正式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三軍總司令，正是需要樹立領袖權威的關鍵時候。此次巡視安徽，在到省會所在地安慶之前，蔣介石已去了合肥、貴池等地，所到之處，無不盛大接待，沒料想，到了安慶以後，卻遭遇安大學生鬧事，心情大壞！
蔣介石決定會會劉文典
蔣介石心裏窩了一肚子的火，想來想去，還是要撒在劉文典頭上。
據說，此前蔣介石曾有意向安大學生發表演講，大談訓政之道，結果被劉文典一口拒絕，還是那句話：“大學不是衙門！”蔣介石到安大視察時，劉文典連出麵接待一下都不願意，隻派學校秘書、學監等一般職員參與接待，弄得蔣介石幾乎下不了台。
蔣介石決定會會劉文典。
1928年11月29日下午3時許，蔣介石在下榻的地方召見
女中校長程勉和安徽大學代理校長劉文典。劉文典雖然極不願意前往，但學潮久久不能平息，一味避見蔣介石，始終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於是決定單刀赴會。
這一天，劉文典穿了件破舊的灰鼠皮襖，戴著禮帽，徑直進了會客廳，看見程勉、蔣介石早已等在那裏，也不理會，找了個座位坐了下來。西南聯大學生劉兆吉在《劉文典先生逸聞軼事數則》裏，曾描繪過兩人初見時的情景：
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蔣介石麵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麼？”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隻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一拍桌子，並怒吼：“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身！”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攔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關於這段“巔峰對決”，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這是由時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指導委員會秘書石慧廬回憶記錄的，與前者
略有細節不同：
蔣當時盛怒之下，大罵安大學生代表們，罵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來又開罵，訓了學生一頓之後，轉過來便責備兩校的校長。女師校長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輩程筱蘇的兒子，坐在那裏恭聽責備，一言不發。蔣又轉向安大校長劉叔雅大加責難，說他對學生管教無方。叔雅和蔣對話間發生衝突，在座的都為之色變。蔣指著劉怒斥：“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像個土豪劣紳！”劉也大聲反罵：“看你這個樣子，簡直就是一個新軍閥！”蔣立時火氣衝天，大聲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槍斃你！”此時劉站起來一跺腳：“你就不敢！憑什麼！”蔣大吼：“來人，把他扣押起來！”立即衝進來兩個衛兵，把劉拖下。
當然，事情到了這個程度，具體細節到底如何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劉文典一介書生，竟然置國家元首的尊嚴於不顧，與之公然分庭抗禮，麵臨生死選擇亦無所畏懼，這種純粹的知識分子獨立精神，又令多少人追慕景仰！
劉文典被扣押的消息經《申報》《新聞報》等媒體報道後，在國內教育界也引起極大的輿論同情。蔡元培迅即由南京
致電蔣介石，言語頗有不滿：“文人學士，理當優待。今先生拘叔雅，敢問何由？”蔣夢麟、胡適等學界名流紛紛通過各種途徑，“力保其無他”，請求準予釋放。
1928年12月5日，劉文典恢複自由。據說，當來人打開後樂軒的閣樓門，懇請劉文典下樓回家時，劉文典死活不肯出來：“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要想請我出去，請先還我清白！”來人哭笑不得，隻得好言相勸，劉文典這才善罷甘休。一場風波，就此了結。
劉文典後來跟好友馮友蘭說，當蔣介石將他囚禁的時候，他已經做好了殺身成仁的心理準備，不過他知道蔣介石沒有正當理由，也不會輕易動手，“我若為禰正平，可惜安慶沒有鸚鵡洲。我若為謝康樂，可惜我沒有好胡子”。“禰正平”指三國時期的禰衡，曾寫出千古名作《鸚鵡賦》，才華橫溢，風骨清勁，最終死在短識小人黃祖之手。“謝康樂”指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一生放浪形骸，屢遭陷害，最終被宋文帝（劉義隆）以“叛逆”罪名殺害。
劉文典痛斥蔣介石這件事，盡管並非完全在理，但畢竟是一個小人物對大人物發起的有力挑戰，因而在意義上被逐漸放大，成為傳統文人心中的一杆道德標尺。
四、家國之殤
不撤校長就集體辭職
其實，早在安大籌建期間，劉文典就已接到清華大學新任校長羅家倫的邀請，但由於安大堅留而作罷。如今離開安大，正好到清華園任教。
羅家倫是清華成為“大學”後的第一任校長。但不幸的是，他也是清華曆史上第一個被師生趕出校園的校長。
初到清華，羅家倫就提出了“四化”的辦學方針——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站在今天的立場分析，羅家倫的動機並沒有錯，但客觀上卻將大學校園變成了禁錮森嚴的
“軍營”，自然無法贏得青年學生的好感。一些學生甚至甘冒被開除的危險，有意不參加每天的點名，結果這個軍事訓練搞了不到兩個月就草草收場。
1930年5月，汪精衛和閻錫山在北平另組“國民政府”，蔣介石一向賞識的羅家倫舉步維艱。正當此時，清華大學學生代表大會趁機驅逐羅家倫，提出“請羅家倫自動辭職”議案，“羅來清華一年，惡跡大彰，醜態百出，鉗製言論，束縛同學，濫用私人，離間分化，無所不用其極”。
羅家倫再也無法繼續在清華大學待下去了。1930年5月22日，他留下一份洋洋灑灑的辭呈，將學生大罵了一通，而後悻悻離去。
如果說劉文典對羅家倫的被驅逐略有點同情與惋惜的話，那麼他對校長繼任者喬萬選的被驅逐則有些歡呼，甚至痛快了。
事實上，劉文典此前並不認識喬萬選。羅家倫離職不久，閻錫山決定插手清華校務，任命喬萬選接任清華校長。喬萬選
是清華1923級學生，山西人，一直在閻錫山幕下供職。清華師生與喬萬選本沒有恩怨，但對於閻錫山的這種“非常手段”卻極為反感，於是堅決予以抵抗：“羅家倫假政治勢力來長校，我們不能留他；如果有人以軍人勢力來闖進清華，就叫他帶著衛隊，我們在手槍與大刀的威迫下，也不能允許他來！”
這個喬萬選也真不省事，他竟然想到了“武力奪權”的招數。1930年6月25日，喬萬選帶著秘書長、庶務主任等一幹人馬，橫衝直撞“殺”入清華園，準備強行接管清華。清華師生豈是等閑之輩！喬萬選的人馬剛到，學生會護校委員會的糾察隊就迎了上去，單請喬萬選到學校小禮堂，軟磨硬逼，要求他當場簽字同意“永不任清華校長”。
喬萬選怒火中燒，卻也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慌忙簽字畫押，灰溜溜地被趕出了清華大學的校門。
然而，清華大學校長“選秀”風波卻遠遠沒有結束。在“驅羅”“拒喬”之後，清華大學的校務暫時由校務會議負責處理。就這樣，清華師生度過了十一個月沒有校長的大學生活。
1931年4月3日，重新掌控北方統治權的蔣介石，親自兼理教育部部長一職，他當然不會讓清華如此“逍遙”。很快，他就派遣嫡係人馬、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副教務主任吳南軒到清華大學任校長。清華師生對於這一“司馬昭之心”雖不太感冒，但學校長期沒有校長也不是辦法，於是勉強接受。
沒想到，“吳南軒來長清華，未及二月，一切設施，均背同學公意，且妄改校長，不維信用，藐視教授，貪奪權利，致激起全體同學之公憤，引起教授之反抗，忍無可忍之餘，驅吳運動爆發”。吳南軒遭驅逐的直接原因很簡單，他極力反對業已形成的“教授治校”製度，沒有經過任何有效程序就任命馮友蘭、熊慶來、陳總為三個學院的院長，結果反被這三個人嚴詞拒絕。
吳南軒倒也牛氣，仗著背後靠山是蔣介石，一再聲明“院長寧可暫缺，個人主張絕不能捐棄”，拒絕召開評議會和教務會議。不可一世的蠻橫與專斷，激怒了清華師生。
這一次，劉文典站到了驅逐校長的最前沿。1931年5月28日下午4時，劉文典、馮友蘭、楊武之、熊慶來、金嶽霖等四十五名教授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臨時會議，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激烈討論，最終達成一致意見：“吳南軒校長到校以來，惟務大權獨攬，不圖發展學術，加以藐視教授人格，視教授如雇員，同人等忍無可忍，為學校前途計，應並請教育部另簡賢能，來長清華，以副國府尊重教育之至意。”
同一天，劉文典還參與了由清華大學四十八名教授聯合簽署的《四十八教授態度堅決之聲明》，高舉“驅吳”大旗，“同人等因吳南軒蒙蔽教部，破壞清華，除一麵呈請教育部另簡校長、重議規程外，特此鄭重聲明，倘此問題不能圓滿解決，定
於下學年與清華脫離關係”。
吳南軒一計不成，再生一計。看到學校師生對自己群起而攻之，他竟攜帶清華大學印章，逃進北平的使館區裏，掛起了“國立清華大學臨時辦公處”的牌子，依然做著遠程遙控清華的春秋大夢。
對於清華師生，他一麵斷絕其經濟來源，一麵進行政治恫嚇，反誣教授會“唆使學生”“威迫校長”，甚至準備“武力解散清華”。隻可惜，劉文典等清華師生不為所動，堅持抗爭，對於吳南軒對話談判的邀請，“以吳曾失信，故亦無談話之必要，婉詞謝絕”。
吳南軒眼見大勢已去，覆水難收，遂於6月25日離開北平。不久之後，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清華園迎來了真正的“黃金時代”。
一學期隻講了半篇文章
劉文典進入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的時候，正當學術上的鼎盛時期。他在安徽痛罵蔣介石的經曆，被年輕的學生們演繹成無數個不同的版本，到處流傳。等他正式在清華園授課後，許多對校勘、古文根本就不感興趣的學生都跑來選課。他們感興趣的，其實是劉文典這個人。
任職清華時期，劉文典承擔了繁重的教學任務，開課近十
門，除了學生必修的國學要籍外，還為學生開設了校勘學、《墨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漢書》、小說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等選修課，跨度大、涉獵廣。在此之外，劉文典還應清華大學研究院的邀請，開設《選學》《諸子》、中國化之外國語等課程，作為指導學生的專題。
對於年輕的學生們來說，像劉文典這樣的“偶像級教授”開課是多多益善，這樣他們就可以有機會多選幾門，進而充分
領略一下這位大師的另類風采了。許多考入清華中文係的學生，剛進校就被高年級同學所描繪的“劉文典”所迷倒，於是在選課時連係主任朱自清也看不上了，徑直奔向劉文典的課堂，想親眼看看這位傳說中的劉文典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那時候的劉文典大概是怎樣的一種生活狀態呢？在《師友雜憶》中，著名曆史學家錢穆有一段簡單而有趣的記錄：“劉文典叔雅，餘在北平時為清華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華校車赴校上課。有一年，餘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手持煙卷，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燼未熄。萬一墜落書上，煙熄未盡，豈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就這樣，物我兩忘，走進課堂。
傳說中的偶像，原來竟是如此憔悴模樣！這不能不令那些處心積慮選課的同學心底一沉，大呼失望。而轉折往往就在劉文典開口之後，他的聲音並不高，細而尖，軟無力，但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簡短幾句開場白，就能將所有在場的學生全部震住：“大家來聽我講課嘛，就要了解我的一個習慣，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別人不認識的字，我認識；別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們不論有什麼問題，盡管拿來問我好了。”
這個牛皮還真不是吹的。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專家黃延複就認為，不論是在抗戰前的北大和清華，還是在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大校園裏，劉文典都是最有學術威望、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此言並非一味的謬讚之辭。
比如大家都講習作，劉文典的講法就很獨特。他告訴學生，其實寫好文章並不是什麼難事，隻要大家記住“觀世音菩薩”這幾個字就行了。台下的學生聽了直發愣，此話怎講？隻見劉文典並不著急，眯著眼睛，慢慢地講解道：“‘觀’就是要多觀察；‘世’就是要懂得人情世故；‘音’就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就是要有救苦救難的胸懷。”一語言畢，滿堂驚歎：“活了！”
劉文典講課從來不照本宣科，喜歡闡發些獨特的見解。講到得意處，往往情不自禁，忘乎所以，講著講著，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停頓下來，問坐在前排的學生：“好像快下課了吧？”當得知下一個課程的老師已經在教室外等候了快二十分鍾的時候，他趕忙立起身，胡亂收拾好教具，連聲說著“對不起，對不起”，然後小步跑出了教室。可到了下一次上課，他仍然會“重蹈覆轍”，一開口就刹不住車。
劉文典講課從來沒有章法，想到哪裏就講到哪裏，比如他給學生開《昭明文選》課，開頭就講《海賦》，方式也很獨特。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訴學生：“你們仔細看看這篇文章
的文字，跟別的文章有什麼不同？”學生們看了半天，沒看出來，都是漢字啊！劉文典卻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似的宣布，這篇文章的最大秘密在於“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接著他有點像自言自語地感慨說：“這個文章嘛，不論好壞，光是看到這一篇水字旁的字，就足以令人有波濤澎湃、浩瀚無垠的感覺了，快哉快哉！”
這種“不著邊際”的講課方法就像說評書一般，懸念迭起，細致入微，學生沒辦法不喜歡聽。但上課的進度確實是慢得可以，結果一學期下來，隻上了半篇《海賦》。好在那時候沒有什麼教學評估、量化考核，老師們想怎麼上課就怎麼上課，學生一學期隻學了這半篇文章，卻感覺受益終生。
國學大師張中行年輕的時候聽過劉文典一年的《文選》課，直到五十年後仍念念不忘。
據說，有一次，正在上課中，不知道怎麼說起了目前社會上的一些不平等現象，劉文典突然極其反常地站起來，瞪著眼睛，大聲怒斥人類的“兩極分化”，有人坐車，有人拉車，雲雲。學生們聽了都很驚訝，這個神遊六朝的人什麼時候關心起現實世界來了？
正聽他慷慨激越的演說，下課鍾聲響了，那些被他感動得五體投地的同學於是一路目送他走出校門，隻見一輛人力車拉了過來，劉文典飛身坐上，一溜煙跑遠了。學生們這才明白過
來，劉先生剛才是在“一日三省吾身”呢，他正是那“坐車”的人啊！
就這樣，劉文典成了清華校園裏的一個傳奇。
“對對子”風波
劉文典一生很少把別人放在眼裏。
到了晚年，他回首平生，曾說過一句自我評價的話：“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並不是在任何人麵前都驕傲自大。”能夠讓劉文典始終肅然起敬的人，其實隻有一位，那就是國學大師陳寅恪。
劉文典生前一直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他曾經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說：“這是陳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指向自己說：“這是劉某人！”
劉文典與陳寅恪交往過程中最經典的故事，莫過於“對對子”風波。
事情發生於1932年夏天，陳寅恪已確定赴北戴河度假。出發前的一天，劉文典突然來訪，開門見山：“我們學校的入學考試馬上就要開始了，想請先生代擬一下國文試題。”
1931年8月，清華大學國文係主任朱自清出國訪學一年，由劉文典接替這一職位。此時朱自清尚未回國，劉文典自然要為招生考試的事情憂心。再三思慮之下，劉文典想起了“教授
中的教授”陳寅恪。
陳寅恪幾乎每年都要參加清華大學入學考試國文試卷批閱工作，對於那些高深莫測的試題早已滿腹牢騷。他覺得，國文入學試題應該盡量“形式簡單而含義豐富，又與華夏民族語言文學之特性有密切關係”，而不是故作深沉，將學生直接繞進死胡同。
經過認真而謹慎的考慮，陳寅恪決定將作文題命為《夢遊清華園記》，這是一道自由度很大的題目。除了這道試題，陳寅恪還專門出了幾道“對對子”的題目：一道是“孫行者”，一道是“少小離家老大回”。在他看來，“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係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
劉文典知道，陳寅恪在詩聯上堪稱一絕，他曾送給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大家都被搞得一頭霧水，後經他一解釋，頓時恍然大悟，笑成一片：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那他的學生當然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曾任清廷南書房行走，是溥儀的老師，那他現在的學生也可算得上是“大清皇帝同學少年”了。這副妙聯一時被傳為佳話。
但劉文典可能沒有想到，陳寅恪這次所出的“對對子”的
題目，竟然引發學術界一片嘩然，久久不能平息。
“事情發生的時候，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已經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話文達十年之久。盡管社會上堅持用文言文寫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為整體的教育體製而言，白話文已經牢牢占據了統治地位。所以，陳寅恪此舉引起社會各界不少批評，大多是說陳在開倒車。”當時中國學術界正在熱捧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並將之作為國文考試的文法依據。陳寅恪則認為，這是一種“認賊作父，自亂宗統”的行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胡適是《馬氏文通》和白話文運動的堅定支持者，因而陳寅恪的命題被認為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異議與批評”。尤其是他出的對子上聯“孫行者”，有幾個學生以“祖衝之”相對，已被認為是絕對了，但陳寅恪心裏的標準答案其實就是“胡適之”。
他自己後來解釋說，“孫行者”這道題的創意來自蘇東坡的詩句“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韓盧”是戰國時一種狗的名字，“行”與“退”均為步履進退的動詞，“者”與“之”均為虛字。他希望學生拿“胡適之”來對“孫行者”，就是依據同樣的思維路徑，將之視為嵌字聯，取“猢猻”兩字，這對於一向主張白話文運動的胡適也是一種善意的調侃。
外界辯難與攻擊的觀點紛紜，總的來說，主要是認為，“對對子”不過是“下流玩意兒”，根本就不應拿來用作錄取大學新生的考試題目。眾多責難很快彙聚到了劉文典那裏。他將這些聲音一一反饋給了陳寅恪。
不久後，陳寅恪在《清華暑期周刊》第七卷第六期上發表《答記者問》一文，解釋自己出題的初衷。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再次刊出陳寅恪的《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這是一篇“於命題之旨頗多發揮”的信函，發表後即被國內眾多報刊轉載。
陳寅恪說，在真正中國文法沒有成立之前，學術界不應自欺欺人，而應尋求一個過渡時代的救濟方法，作為暫時代用品。他個人主張采用“對對子”作為這個暫代品。
1934年，陳寅恪又撰《四聲三問》，闡釋四聲之產生與佛教傳入中國的關係，再次強調對偶、平仄、四聲的重要。這兩篇重要的文獻立論清晰、闡述流暢，很好地回應了質疑者的聲音。陳寅恪的好友吳宓就認為，《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與《四聲三問》一文，似為治中國文學者所不可不讀者也。
至此，“對對子”風波方宣告結束。
痛失愛子，染上鴉片
世人熟悉劉文典，一方麵是因為他曾經當麵頂撞蔣介石，另一方麵則是因為他有個奇特的外號“二雲居士”。
“二雲”者，一指雲南火腿，一指雲南煙土。煙土即鴉片。因為後者，劉文典一直遭人詬病，也因此被打上“頹廢萎靡”的標簽。但或許並沒有太多人認真考察過，正當盛年的劉文典究竟為何吸上鴉片的？
迷戀煙土當然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事情。可倘若能洞悉劉文典內心的世界，或許又能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他的“頹廢萎靡”了。說起來，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劉文典人生中的一大悲慟：痛失愛子劉成章。
劉文典1912年左右與表妹張秋華結婚，那時他剛剛從日本回到國內，在上海
《民立報》任英文翻譯和編輯。夫人張秋華是安慶人，與之有表親關係，兩人自小相識，青梅竹馬。張秋華讀過師範，熟知詩書，與劉文典算得上興趣相投，兩人婚後琴瑟和鳴，相濡以沫，幸福異常。
1913年5月23日，長子劉成章出生於上海。小成章幼而聰慧，三歲就能認識100多個漢字，八歲時的兩幅繪畫作品《雪景》《耕牛》，就在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會的展覽上大受讚賞，“觀者無不稱讚”。到了十歲的時候，有一次，他偶然聽到母親誦讀顧太清的《東海漁歌》，當即模仿填成《江南好》八首，贏得劉文典好友李辛白夫婦嘖嘖稱奇。
根據安徽民間的迷信說法，孩子小時候太聰明，壽命有可能不會太長。劉文典夫婦一方麵為這個兒子的出色而感到驕傲，另一方麵又擔心他難以長大成人。好在這一切擔心都是多餘的。轉眼間，劉成章已經到了上中學的年紀，他的成績也是相當的好，中學肄業時，英文、數學兩門竟然都得了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