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春之火
“大海裏嚐了一滴水”
關於劉文典早年的生活情況，罕見記載。根據有限的資料綜合可知，劉文典出生於安徽合肥一個布商家庭，父親劉南田，思想相對比較開明。劉文典係父親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時人因此偶爾戲稱他為“劉三爺”。與他同父同母的還有六弟劉天達，成年後做過貴州省鎮遠縣、雲南省昆陽縣等地的縣長，兩兄弟感情甚篤，來往密切。
可惜，劉文典的父親沒有親眼看到這兩個兒子後來的成就。在一次去上海購貨的途中，突然發病，撒手西去。劉文典
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五男兩女，全靠母親一人辛苦拉扯。母親抗戰爆發前去世，晚年長期住在安慶，勤儉度日，當時劉文典已經是國內小有名氣的大學教授了。
劉文典自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因此被父親劉南田寄予厚望，期盼著這個兒子長大後能繼承家業，做個“洋買辦”，光宗耀祖。幼年時代，劉文典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樣被送進當地的私塾攻讀“經書”和“古文”外，還跟隨本地一家基督教會醫院的美國教士學習英文。
當時，國內已經逐漸興起“大談洋務，講究新學”的潮流。但對於年幼的劉文典來說，這畢竟是他第一次接觸到完全陌生的西方文化，內心的震撼可想而知。十幾年後，他在《新中國》雜誌周年紀念號上回憶起自己早年的生活，對於這段經曆仍然是念念不忘：
這是我第一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觸，看見他用的器物無一件不十分精美，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測的作用，心裏十分驚異。我這時候的心情，竟和那荒島裏野蠻人初見白人探險家一般。讀者諸君想必也都讀過歐美探險家的筆記的，那上麵所敘的土人初見白人的情形，就是我當年的寫照了。我心裏細細想著，西洋人真有本事，他的東西件件比中國人的強，難怪我們
中國打他不過，又看見他替人治病，真正是“著手成春”，那“剖腹湔腸”的手段，就連書上說的扁鵲、倉公都趕他不上。他又教我用顯微鏡看微生物，看白血輪，用極簡單的器具試驗化學給我看，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近世科學的恩惠，就是我現在對於生物學的興味也還是在那個時候引起來的。我這時候雖然是大海裏嚐了一滴水，但是總算識得了鹹味了。
這時候的中國已經進入二十世紀初葉，晚清政治的沒落，撞擊著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靈，偌大的校園裏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劉文典盡管跟隨這位教士學了一些西方的淺顯知識，但“英文的隻是些羊和狼說話、鸚哥和小孩子問答，漢文的隻是些《創世紀》《大衛詩篇》之類。拿它和我們中國的書一比，覺得相差太遠了”。
劉文典的世界一天天在放大，有限的知識接觸空間，讓他的內心充滿了疑惑與困窘。彷徨，獨彷徨。他需要更大的舞台。而對於自己的眼界和學識，他早就感到不滿意了。
於是，劉文典選擇離開合肥，來到了安徽的通商口岸城市——蕪湖。
安徽公學
明清以來，蕪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個重鎮。安徽的近代化過程就是從1876年蕪湖被辟為通商口岸開始的。
1904年初，胸中燃燒著革命火種的陳獨秀與桐城學堂的學長房秩五、吳守一商籌決定創辦《安徽俗話報》，發行業務主要委托績溪人汪孟鄒的蕪湖科學圖書社承擔，用蔡元培先生的話說，“表麵普及知識，暗中鼓吹革命”。
1904年11月，《安徽俗話報》第17期上登出了一所學校的招生廣告：“本公學原名旅湘公學，在長沙開辦一載，頗著成效。惟本鄉人士遠道求學，跋涉維艱，茲應本省紳商之勸，改移本省。並稟撥常年巨款，益加擴張，廣聘海內名家，教授倫理、國文、英文、算學、理化、曆史、地理、體操、唱歌、圖畫等科。於理化一門尤所注重，已聘日本理科名家來華教授。”聘請的名家，包括陳獨秀、陶成章、劉師培、蘇曼殊、謝無量、柏文蔚、江彤侯、張伯純、金天翮、胡渭清、潘讚化等，皆為時之選。這所學校全稱為“公立安徽公學堂”，簡稱“安徽公學”。創辦人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樅陽人。這位清末舉人曾隨著名學者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因而萌生一種強烈的革新思維：中國要想轉弱為強，局部改良不行，非教育不足以啟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1904年2月，李光炯在湖南
長沙創辦安徽旅湘公學，接納安徽在湘子弟，聘請革命黨人黃興、趙聲、張繼等人為教員。後來因黃興、趙聲等人事涉“結黨謀逆”，安徽旅湘公學在長沙舉步維艱，李光炯遂有了遷校的動議。
1905年2月，劉文典辭別父母，到達江城蕪湖，正式進入安徽公學就讀。劉文典早就聽說，在他到蕪湖讀書之前，安徽公學就聘請過生來坎坷、性情怪異的“情僧”蘇曼殊擔任國畫教員，據說還是陳獨秀推薦的。從小缺少父愛的蘇曼殊“足不出戶，食宿之餘，鮮與人語”，但他教起書來卻有板有眼，個性十足。
在安徽公學，盛傳著蘇曼殊的這樣一段趣聞。在長沙實業學校擔任教員期間，有一次蘇曼殊授完英文課，請一位學生回答叩門的“叩”字英文怎麼寫。學生答不上來，蘇曼殊隨即喊他走上講台，拿起一本書邊敲這個學生的頭，邊大聲誦讀“Knock”，連敲了十幾下，然後問道：“現在記住了嗎？”那個學生哭笑不得，趕緊回答：“這輩子都不敢忘了！”
盡管無緣親眼得見“佛界狂人”的上課風采，但蔓延在安徽公學裏的這種自由教育氛圍、個性教育特色，還是給年少而懷有夢想的劉文典帶去巨大的衝擊。他意識到，他將在這裏收獲的不隻是書本上的那些陳文舊典，更是大師們“狂傲不羈”的人生態度。
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員是陳獨秀。陳獨秀上課不拘小節，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搔癢，什麼綱常名教師道尊嚴，全不放在眼裏。受陳獨秀影響，學生寫作業時也常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陳獨秀批改作業，見一學生作詩“屙屎撒尿解小手，關門掩戶圈柴扉”，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筆在一旁批了“詩臭尿腥”四個字，然後又加了兩句詩：“勸君莫作詩人夢，打開寒窗讓屎飛。”
“年輕的劉文典在這樣一個充滿民主革命氣氛的新環境中，大開眼界，他對陳獨秀很是欽佩，並且從陳獨秀那裏接受了用西方哲學對照中國古籍的研究方法。”劉文典在安徽公學讀書三年，陳獨秀的這種“狂傲之氣”，也逐漸在他的靈魂中沉澱。
“激烈派第一人”
在安徽公學，劉文典遇到了生命中第一個重要的人物——劉師培。
劉師培，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征人。1902年，劉師培在鄉試中舉後，認識了上海《神州日報》的主筆王鬱人，受其影響，開始傾向於民族革命。1903年3月，他幹脆直接跑到上海，與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訂交。章太炎當時正致力於用古文經學駁斥康有為、梁啟超的今文經學，一看到來自江蘇儀征
的劉師培，當即引為忘年之交。在章太炎的影響下，劉師培很快寫出了振聾發聵的政論著作《攘書》和《中國民約精義》，主張“攘除清廷，光複漢族”，並索性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光漢”，並為《警鍾日報》《中國白話報》等報刊撰寫反清革命文字時，署名“激烈派第一人”，振臂高呼，“十八省的河山都被異族人占了去，中國的人民不實行革命，斷斷不能立國。”
1904年冬，由劉師培與著名報人林白水共同主筆的《警鍾日報》因所刊的文章痛罵德國侵略者，被當局查封。暗殺失敗，報紙被封，劉師培在上海已無立身之地，於是跑到浙江秘密活動了一段時間後，化名“金少甫”，經鎮江赴蕪湖，到李光炯創辦的安徽公學擔任教員。
剛到蕪湖任教不久，他就發現有個名叫“劉文典”的年輕人聰慧好學，功底紮實，遂著意重點培養。儀征劉家治學嚴謹，子弟啟蒙入學，必然是先從《爾雅》《說文解字》讀起，訓練訓詁的基本功，而不像其他私塾的學生那樣一開始隻讀些《三字經》《百家姓》之類的啟蒙讀本。劉師培將家中這種嚴格訓練基本功的嚴謹學風，帶到了安徽公學。
在劉師培的悉心教導之下，劉文典打定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的信念，不但做起文章來要“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就是平常寫起字來，也故意寫得古古怪怪的，表示他懂得“古”，譬如“劉文典”這三個字，“劉”字不見《說文》，
是不寫的，定要寫作“鎦”字；“典”字的古文從竹，便硬要加上個竹字頭。
劉師培見其肯下功夫，大加獎飾，又讓他去做校勘古籍的工作。於是，劉文典天天和《禦覽》《治要》《白帖》《初學記》《意林》等類書做起了伴。“校書這種功夫本是很難的，要深懂得聲類通轉，博覽群書，都能記得，又要多見舊刊精本，才能有點成就。”劉文典初入道山，還未完全掌握門徑，隻得一字一句地從那些類書上去尋差異，尋著了一條就像拾著了一件寶貝，恭恭敬敬地記了下來，結果還真做成了幾本劄記。
遇到劉師培後，劉文典大部分時間都“鑽”進了故紙堆，哪還有工夫去照顧其他的功課，成績自然也不怎麼樣。幸虧劉師培把他的國文、地理、曆史、倫理幾門功課都評定成一百五六十分，“凡講排滿的都另加幾十分，不講的扣幾十分”，所幸平均起來倒也勉強及格。
頗具諷喻意味的是，就是這位早年自譽“激烈派第一人”的劉師培，後來卻一再失節，甚至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給袁世凱複辟帝製當吹鼓手，最後被蔡元培收留在北大。
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病逝。翌年扶送劉師培靈柩回故鄉揚州的正是劉文典。
爭先加入同盟會
1905年夏秋之交的一天，蕪湖關帝廟裏突然來了30多位神秘的年輕人，他們擺開香案，宣讀誓約，所訂章則，不外是反對清朝。為首者是陳獨秀和柏文蔚，成員主要是原武備練軍同學會成員、新軍和警察學堂中的革命分子、安徽公學的進步學生，“集學生之優秀者，聯絡組織嶽王會”。
在陳獨秀、柏文蔚等的精心運營下，嶽王會組織很快發展到安慶、南京等地，在長江中下遊一帶頗具影響。辛亥革命前的安徽革命者，許多人都曾參加過這個組織或與之有密切聯係，劉文典就是其中之一，“今可考者，除陳獨秀、柏文蔚、常恒芳外，尚有倪映典、宋玉琳、薛哲、方剛、鄭讚丞、吳暘穀、張勁夫、熊成基……劉文典、孫萬乘、金維係等40餘人”。
1906年夏，安徽嶽王會決定整體加入同盟會。劉文典應該就是在此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