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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11年馬洛·托馬斯（Marlo Thomas）在同酬日（Equal Pay Day）上所說：“40年來，薪酬隻增加了18美分，而一打雞蛋的價格漲幅卻是它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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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相反，中國的性別收入差距在過去幾十年裏有所擴大，其城鎮女性職工目前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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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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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最近的距離觀察著這些令人沮喪的現象。我1991年從大學畢業，1995年從商學院畢業，畢業後在我從事的每一份入門級工作中，我的同事們在性別比例上都很均衡。然而，我也發現高層領導者幾乎都是男性，我認為這是對女性的傳統歧視所造成的結果。公認的”玻璃天花板”開始破裂，幾乎每個行業裏的情況都是如此。我相信我們這代人能夠實現男女平等地分享高層領導席位，這隻是時間早晚的事。但每過一年，我身邊女同事的數量就會減少一些，漸漸地，我成了房間裏唯一的女性。
成為唯一的女性高層管理者，這會引發讓人難堪卻又頗有意義的一些狀況。在我作為首席運營官加入臉譜網兩年後，公司的首席財政官突然離職，於是我不得不參與完成一項融資工作。由於之前一直從事運營而非財務方麵的工作，所以籌集資金的過程對我來說既新鮮又有些讓人害怕。我和我的團隊飛往紐約，初步接觸和遊說私募公司。我們第一次開會的地點和電影裏的辦公場景相差無幾：會議室內的辦公家具精美，通過落地窗還能一覽曼哈頓的美景。我概括地介紹了公司的業務，並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然後，有人提議休息幾分鍾。於是我問合作夥伴，女士洗手間在哪兒。他很茫然地盯著我，看來這問題把他給問住了。我又問：“你在這兒工作多長時間了？”他回答：“一年。”“難道我是一年中來到這裏談生意的唯一女性嗎？”“我想是的，”他說，然後又補充道，”或者說你是唯一一個必須使用女士洗手間的人。”
我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了，情況依舊沒有什麼改變。是時候麵對現實了，我們的革命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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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諾平等並不等於真正的平等。
在一個真正平等的世界裏，國家與企業的管理者中有一半是女性，家庭事務的主持者中有一半是男性。我相信這將會是個更好的世界。經濟學理論以及關於多元化的不少研究都顯示，如果我們能將人力和人才資源進行整體分流，那麼將會帶來更好的工作業績。沃倫·巴菲特很坦誠地說過，他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在於他隻需要和這個國家的一半人口——男性進行競爭。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巴菲特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著這個優勢。當參加賽跑的人越來越多，就會有更多的紀錄被打破，而這樣做的益處不僅在於個人取得的成就。
2011年，萊曼·古博韋（Leymah Gbowee）因引領利比裏亞婦女推倒獨裁者的抗議運動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獲獎的前一晚，她參加了在我家舉辦的新書聚會，我們專門為她慶祝她的自傳《我們女人力量大》（Mighty Be Our Powers）一書的出版。但是，那晚的氣氛很冷清。一個客人問她，美國女性怎樣才能幫助像利比裏亞那樣遙遠的國家中正飽受戰爭的折磨和掠奪的女性。她的回答很簡單：“讓更多的女人獲得權力。”萊曼和我的背景有極大的差異，但我們的觀點卻不謀而合。當更多女性進入領導階層、用有力的聲音表達她們的需求與關注時，世界上所有女性的處境也將隨之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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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顯而易見：怎麼做？我們怎樣才能拆除阻止女性進入社會高層的壁壘？在專業領域裏，女性麵臨著真正的障礙，包括公然或隱性的性別歧視、差別待遇和性騷擾。極少有公司能夠提供彈性工作製的崗位，讓那些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又追求事業發展的女性抽出必要的時間照顧孩子、休產假；而且，女性找到合適的人生導師和讚助商也需要時間，男性在這方麵則比女性更輕鬆。事實上，這二者對個人事業的發展有著難以估量的價值。除此之外，女性需要比男性花費更大的精力去證明自己。這可不是在想當然。2011年麥肯錫的一項報告指出，男性的晉升基於其自身的潛力，而女性的晉升則是基於其已獲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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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會豎起的外部障礙之外，女性還為存在於自身的障礙所影響。由於缺乏自信、不敢爭取表達的機會、在應該前行時往後退。是的，我們總會或多或少地讓自己退縮，我們將一直以來接收到的負麵信息內在化了：女人說話坦率是錯誤的，女人有進取心是錯誤的，女人比男人權力更大也是錯誤的。於是，我們隻有降低對自己取得的成就的期望值。我們繼續包攬了大多數家務，孩子也通常由我們來照顧。我們為了另一半，甚至為了備孕而在事業上做出妥協。與男同事相比，我們更少渴望獲得高層管理職位。我並不是在列數其他女性的錯誤，這些彎路我都走過，而且我現在仍然會犯同樣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