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我懷上了第一個孩子，那時，我正在負責管理穀歌公司的線上銷售與運營團隊。我是在3年半以前加入穀歌公司的，當時它剛剛起步，前景模糊，員工不過100多人，在一棟破爛的寫字樓裏辦公。
這次懷孕很辛苦。一般隻在頭三個月才會發生的晨吐，我在孕期的每一天都在經曆。這期間我的體重增加了差不多70磅，雙腳腫脹得大了兩個碼，形狀變得很怪異，而且我隻有將腳搭在咖啡桌上才能看到它們。一位頗具幽默感的穀歌工程師說，我正在醞釀一個“巨鯨”項目。
一天早晨，在對著馬桶吐了半天之後，我開車趕去見一個重要的客戶。穀歌的快速成長導致員工的停車問題成了大麻煩，通常我能找到的停車位都相當偏遠。我以孕婦“衝刺”的速度穿過公司停車場，胃裏越發感到惡心。進入會場時我不停地祈禱：待會兒從嘴裏冒出來的，除了與銷售業務相關的內容之外，千萬不要有別的什麼東西。那天晚上，我向丈夫戴夫（Dave）大倒苦水。當時還在雅虎公司工作的戴夫告訴我，雅虎在每座辦公樓前都為公司的準媽媽們專門預留了停車位。
第二天，我擺起了示威的架勢（其實就像是鴨子那樣搖搖擺擺），走進了穀歌的兩位創始人拉裏·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的辦公室。隻見地板上到處散落著玩具、小零碎和衣服。在房間的角落裏，謝爾蓋正努力地保持著一個瑜伽姿勢。我大聲地向他們聲明：公司需要孕婦停車位，而且越快越好！他抬起頭看看我，立刻就同意了，還說他以前從來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難為情，因為隻有在親曆了孕期雙腳的腫痛後，我才意識到公司需要為孕婦預留停車位。作為穀歌的女性高管之一，我難道不是更有責任去考慮這個問題嗎？但是，和謝爾蓋一樣，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過這些。公司裏其他的準媽媽們對於這種情況，肯定都是在默默忍受，卻從沒想過要求特殊待遇；或者說，也許她們缺乏自信或自認為沒有資曆去要求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如果高層管理人員中有一個孕婦（哪怕看起來像頭巨鯨），情況就會有所不同。
在今天的美國和發達國家，女性的境況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我們站在從前女性的肩膀上，理所當然地享受著她們曾為之奮鬥的一切。1947年，我多年的良師益友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的母親安妮塔·薩默斯（Anita Summers）被標準石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雇用了。當她入職時，老板對她說：“我很高興雇了你,因為我花更少的錢得到了一樣聰明的好員工。”她當時對此深表感謝，甚至還覺得有點兒受寵若驚。說她和男人一樣聰明已然是莫大的讚美，再要求與男人享受同樣的薪酬則是難以想象的事。
現在，如果拿我自己的生活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女性相比，我會覺得自己很幸運。目前，還有不少國家拒絕給予女性基本的公民權利，世界各地大約有450萬名女性仍受困於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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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和蘇丹等國家，女孩幾乎沒有可能接受教育，妻子被看作是丈夫的私有財產。女性如果遭到強奸，依照慣例會被趕出家門，因為她會讓家族受辱；一些遭遇強奸的女性甚至還會因“道德犯罪”的罪名被送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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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這些國家的姐妹們，我們已經領先了幾百年。
當然，實際情況也許更糟，但這不應阻止我們采取行動讓世界變得更好。當一部分婦女參政者上街遊行時，她們都在設想實現一個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幾十年後，我們仍然在努力嚐試將這個願景看得更清楚。
現實的真相是，世界仍然由男性在掌控。這就意味著，當要對這個世界做出真正有影響力的決策時，女性的聲音並沒有得到平等的對待。在195位國家首腦裏，隻有17位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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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國的議會中，女性隻占20%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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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的美國大選中，女性贏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議會席位，這個比例上升到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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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性人數占21%。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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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字離50%都還很遙遠。
在全世界範圍內，企業領導層的女性比例就更低了。財富500強的首席執行官裏僅有4%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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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企業主管人員和董事會中女性分別約占14%和17%，十多年來這個比例都沒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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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色人種來說，這種差距更懸殊，女性僅占企業高管的4%、董事會席位的3%、議會席位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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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主要的上市公司裏，企業董事會中的女性占8.5%，而擔任董事會主席的女性不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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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待遇方麵的改善也同樣遲緩。1970年，美國女性與男性同事的薪酬比是0.59∶1。到2010年，女性的抗議、奮爭以及努力工作的結果使得這個比例上升到了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