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美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就在喬布斯成長的同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個人主義思潮逐漸成為主流。相當一部分年輕人開始蔑視傳統，廢棄道德，有意識地遠離主流社會，以一種不能見容於主流社會的獨特生活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現實社會的叛逆，這些人被稱為“嬉皮士”。他們穿奇裝異服、蓄長發、留胡子、喝烈酒、吸大麻、聽爵士樂、跳搖擺舞、未婚同居、追求性解放……
社會大背景的變化對喬布斯有兩方麵的影響。
首先，嬉皮士們追求隨心所欲的放蕩和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十分吻合喬布斯內在個性的本能衝動。喬布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如魚得水，其個性的演化也由此走上了一條變本加厲的不歸之路。
其次，嬉皮士群體的湧現，使得特立獨行的喬布斯融入其中後，變得不那麼惹人注目。這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喬布斯的成長。否則，如果他以一己之力來這樣彰顯個性，那麼槍打出頭鳥，恐怕他早被傳統、保守的大棒“一棍子打死了”。
進入高中後，喬布斯在生理上進入了青春期。身體的發育對喬布斯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一般的孩子。
這是因為他的外表越來越與眾不同，而且和他的父親保羅截然不同。
喬布斯是一個混血兒，他的生父是來自亞洲的敘利亞人，他的生母是美國人。喬布斯年輕時的容貌，像極了他的父親詹達利，一頭黑發加上他的麵目輪廓則鮮明無誤地表明了他的亞洲血統（後來喬布斯再年長一些，蓄起了小胡子，看上去就是一個十足的阿拉伯青年。長發黑須，再配上邋遢的衣著，很多人都戲稱他是“胡誌明”）。
喬布斯身邊的同齡人因為他明顯的容貌特征，紛紛取笑他是一個亞美尼亞人或敘利亞人。當時的國際交往遠遠沒有現在這麼普遍而廣被接受。種族、民族、國籍的差別導致的外群體偏見（即種族歧視或種族偏見）十分嚴重。
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拉皮爾（RichardLaPiere）曾經在一篇發表於1934年的論文中提到過這樣一個例子。研究人員向多名美國男子發問：“在電車上，你願意把你的座位讓給一名亞美尼亞婦女嗎？”
不管答案為何，這個問題能夠引起心理學家的關注，本身就足以說明美國人對於亞美尼亞人存在著種族偏見（亞美尼亞位於亞歐交界處的外高加索南部，亞美尼亞人被一般美國人視為亞裔人）。
在1930—1933年間，拉皮爾曾經與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婦結伴，沿著太平洋海岸線周遊美國。他利用這個機會做了一個測試美國人是否對亞裔人存在嚴重的歧視或偏見的心理學實驗。
在遊曆期間，他們住過67家旅舍、汽車旅館，在184家飯店和咖啡館用餐。在這251個他們光顧的場所，拉皮爾對於服務人員給予這對中國夫婦的接待態度進行了詳細的觀察記錄。結果隻有1家汽車旅館的侍者拒絕接待。因為這位侍者把這對中國夫婦誤判為日本人了。這樣的事實似乎表明美國人並不存在對亞裔人的偏見。
但是，當拉皮爾6個月後以信件的形式（當時最為普遍的交流方式）回訪這251家曾經接待過中國夫婦的旅館和餐廳時，他收到的回信中，竟然有超過90%明確表示他們將不會接待中國人。拉皮爾還同時給他們未曾涉足的一些旅館和餐廳發信詢問相同的問題。得到的結果也是如此，幾乎沒有一家願意接待中國人（20世紀30年代，除了太平洋沿岸地區、芝加哥和紐約，大部分的美國人幾乎沒有與亞洲人在一起的經曆）。
這足以說明，不同族裔間的偏見是何等頑固與嚴重。
喬布斯上高中的時候，已經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了。美國與亞洲的交往明顯比20世紀30年代更頻繁。但是偏見依然存在。一個有力的例證就是喬布斯的外祖父因為詹達利是敘利亞人而不同意女兒和他結婚。
同學的嘲笑令喬布斯內心對身世帶來的不安全感更加強烈。
任何一個被父母（或其他什麼人、團隊、組織等）遺棄的人，一般都會產生歸咎於自己的感覺。若非自己不夠好，怎麼會被遺棄呢？如果自己足夠好，父母怎麼舍得遺棄呢？這樣思考的後果就是叛逆與報複。
青春期的男孩子本來就充滿了叛逆心理。喬布斯的獨特身世又在他的青春期心理中加入了自暴自棄的猛藥。這就使得喬布斯更加放縱地投入了“嬉皮士運動”。嬉皮士們那些驚世駭俗的出格行為，沒有一樣是他沒有嚐試過的。也許，喬布斯是想用這樣的方式來舒緩沉重的心理打擊，這固然讓他的心靈得以暫時麻木並“苟延殘喘”，卻也讓他的個性更加桀驁不馴、叛逆十足。
保羅和克拉拉的心理也遭受了很大的衝擊。麵對喬布斯憤怒、悲哀與無奈交織在一起的痛苦臉龐，這對心地善良的夫婦，內心充滿了愧疚之感。一直以來，他們都覺得自己因為足夠幸運才擁有了這個孩子。他們對他倍加珍惜，視若己出，對他的要求從來不肯有半點的違逆，不讓他遭受一點點的委屈。而當他們看到身世帶給孩子如此之大的痛苦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以後一定要對這個孩子更好一些。也許隻有這樣才能稍稍撫慰他受傷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