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基礎上，在美國的大力援助下，加上眾多而又廉價勤奮的勞力，使台灣於一九六Ｏ年初開始進入經濟起飛時期。工業生產於一九六三年首次超過農產，確定了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經濟，賺取外彙，引進更先進技術，增加就業機會，使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脫貧致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蔣氏父子對經建完全外行，他們的貢獻應從對經建阻力的大小來衡量。就蔣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複國上致力”（語見蔣介石《掌握中興複國的機運》），並未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他的經濟學知識淺薄，又要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受製於閉門造車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使不是共產主義，至少是一種社會主義，絕對不會是使台灣經濟起飛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往往扌幹格叢生，矛盾百出，必要時連蔣介石也隻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義。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了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征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為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征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並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第三，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即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征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征地價稅，以便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並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在峨嵋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獲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於此者。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爾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製，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著手之急務也。’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蔣介石終於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裏，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於“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顯然固然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於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製造了意識形態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