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於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於索解者。
本人日來夜不成寐，閱讀史料，至李合肥（鴻章）春帆樓馬關議和一段記載，見李相國（鴻章）始終出諸至誠，不但尊重日本戰勝國之地位，且視日本為朋友。此種高瞻遠矚之精神誠足為法。此次貴我兩方交涉，我方未以戰敗國視貴方，處處著眼中日將來之合作與友誼。我國對貴國作戰最久、被禍最深，人命之損失更難數計，依慣例要求賠償自屬當然，今竟並服務賠償而自動放棄，其欲與貴國永敦睦誼，已極顯然。今本人感覺貴方非但不承認我之盟國地位，即相互平等之地位亦尚斤斤計較。
葉公超何能上比《馬關條約》？《馬關條約》是中國以戰敗國保持尊嚴；《中日和約》卻是以戰勝國受盡屈辱，而這種屈辱，如果蔣介石沒有媚骨與私心，是可以不接受的。李鴻章在馬關與日本議和，丟的是台灣；蔣介石在台灣與日本議和，丟的是中國人勝利者的實質。這種“拙”作，求諸古今中外的為政者，可謂隻此一家。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台灣時又同黨羽群謀僉同“放棄賠償”。照《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的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隻是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沒提出賠償問題，後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換取條件，換到手後，賠償都可以不要，這不是“沽券”（日語“死要麵子”），又是什麼呢？
事實上，蔣介石正是如此。問題比較複雜的是，他在死要麵子之時，對日本又總是一攤媚骨。抗戰以前的不必論，抗戰期間的也不必論，光看抗戰勝利後的一些雨絲風片，就令人歎為觀止矣?選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為例。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麼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選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派司”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蔣介石這種“供應之服務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實的“服務賠償”呢?選隻可惜竟是戰勝者幹出來孝敬戰敗者的?選
跟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蔣廷黻後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為了保住他的政權，因而私心泛濫，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蔣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對象總是無情無義的日本人，結果縱然一身媚骨，卻未能免於被出賣，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灰頭土臉可想而知也。最謔畫的是，在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進一步出了蔣介石的東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好個“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選如今戰敗國在《中日和約》上無異是一個戰勝國了，看到“中華民國”外交部這一密件（《中日和約簽訂後各國之反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怎不令人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