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該經由最可信賴的私人密使告訴孫立人，假如他願意搞政變以便置台島於其軍事控製之下，美國政府準備為他提供必需的軍事援助與意見。（譯自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s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Ｐ．５０８）
朝鮮戰爭於六月二十五日爆發，朝鮮戰爭一爆發美國已轉而又支持蔣介石，至戰爭發生前夕的六月十九日，美方仍在單方麵示意、仍用假設語氣，並無孫立人正麵回應的跡象。孫立人之所以一再被美方一廂情願地看中，誠如康明思所說，“由於孫曾在弗吉尼亞軍校受訓以及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Vｏｌ．２．Ｐ．５３４）之故，當年美國駐台北“代辦”斯特朗（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ｒｏｎｇ）曾告訴康明思，前美駐台北領事克倫茨（ＫｅｎｎｅｔｈＫｒｅｎｔｚ）於一九四九年年底與孫立人接觸並告訴他，假如同意控製“國民政府”，美方將全力支持他，但是“孫斷然拒絕如此做”（Ｓｕｎｆｌａｔｅｌｙｒｅｆｕｓｅｄｔｏｄｏｓｏ．）。（見同書，頁五三四，參閱頁八七二，注八十五）其他檔案資料中所謂孫立人的“正麵反應”，不過是“據報”、“傳聞”或“假設性方案”之類，惟一較為具體的所謂證據是根據臘斯克（DeanRusk）的回憶：
一九五Ｏ年六月初，臘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親自交來的台灣衛戍司令孫立人將軍所寫的便箋……孫有一驚人的建議：他將要領導兵變逐蔣。此一兵變的含義不明，但孫要求美國的支持，至少默認。假如孫取得權力，他將中止政府中的貪汙，亦會比蔣介石之對付共產黨更具彈性。此事需要總統來決定。臘斯克銷毀了孫氏便箋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蔣發現，孫會被處死。然後他去見艾奇遜，艾答應與杜魯門商談此事。然而當總統做出決定之前，北朝鮮進攻南韓。此一變局很可能挽救了蔣政權，因為此後蔣介石獲得美國進一步的支持。（見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ｕｍ.ＷａｇｉｎｇP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Ｐ．２０９）
這一段話破綻累累，且不論孫立人既有人傳話（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竟然會寫一便箋留下痕跡與把柄，已不可思議。臘斯克既謂此事由總統決定，竟然不讓總統杜魯門以及國務卿艾奇遜看秘箋，就徑自銷毀，更不可思議。試想陰謀密件有幾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孫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臘斯克又何愛乎孫將軍之一命？亦有違常情。再說臘斯克於六月初得孫秘箋，而國務院文件顯示遲至六月十九日，尚在試圖告訴孫立人美方意圖，試探孫立人是否願意，正可破臘斯克之讕言。美方看中孫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確定，而臘斯克反謂孫有求於美方，豈其然哉？美方倒蔣意圖甚明，又一再向孫示意，即使由孫說出，亦不至於令臘斯克感到“吃驚”（ｓｔａｒｔｌｉｎｇ），已露馬腳。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見識的學者，立即懷疑“臘斯克有嫁禍於孫之意圖”（Ｒｕｓｋｍａｙｗｉｓｈｔｏ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ｏｎ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ｕｑｏｎＳｕｎ）（見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Ｐ．５３７），以卸華府的責任。然而仍有一些學者繼續馳騁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論斷，甚至說，孫立人已著手兵變，蔣介石調劉安琪自海南島回師製止。當蔣責問孫，孫謂乃中共挑撥，蔣接受之，而孫遂放棄其計劃雲雲（ＭｃＧｌｏｔｈｌ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ｎｅｓ，Ｐ．１０５），何異信口開河？《新新聞》周刊雖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懷疑，卻仍然肯定確有此一秘箋，順流而下還要妄改臘斯克收到秘箋的時間為六月下旬而非六月初（見該刊，頁二十九、三十），還要侈言“以本刊抽絲剝繭、爬梳核實，終於發掘到曆史真相，撥開長達四十年的政治迷霧”。（同上，頁十八）剝了什麼繭？爬了什麼梳？檔案雖然解密，竟不會解讀，孫立人何辜。
其實，蔣介石未撤退到台灣之前，美國早已想放棄他，認為再多給美援亦無濟於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讓賢，或完全授權給有能力的人。美國人當麵向蔣一再提及這些，並不是什麼秘密。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於徐蚌失利，美國的壓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國人看上孫立人亦非秘密，事實上無論就軍事素養、能力以及戰功而言，國民黨將領中實無出其右者，並非僅僅是曾經留美之故。真正的曆史真相是，孫立人雖然滿腹牢騷，瞧不起黃埔，不把蔣經國放在眼裏，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蔣介石。孫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間有足夠的時間與條件聯美倒蔣，更何況李宗仁也想除蔣。蔣當時雖幕後操縱，畢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國的全力支持，裏應外合，於蔣亡命之際倒之，實易如反掌。蕭公權教授曾說過，他於一九四九年秋天離台赴美前，因與孫立人乃清華舊友，過從甚密，孫於周末照例派吉普車來接，無話不談。談到牢騷處，蕭戲說若有決心，願草檄文，而孫終無決心，更無意倒蔣，故蕭氏謂“孫將軍有勇無謀”，無謀者，沒有政治野心之謂也，亦可為孫未嚐對美方有所謂正麵回應的旁證。
孫立人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代可倒蔣而不願倒蔣，蔣於一九五五年孫無以倒蔣時，竟以莫須有之罪名指孫欲以兵變倒蔣，實欲借故除孫耳，可謂狠者勝、善者冤也。
從曆史定位看，孫立人案的種種冤情，確如嶽飛案。嶽飛案的成立關鍵是憑“眾證結案，而武穆竟無服辭雲”。這就是說，全憑別人的旁證咬嶽飛，並沒有嶽飛自己承認的證據，孫立人也是“無服辭”，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的罪名是“措置別做擘劃”，孫立人案中的罪名是“明告叛亂計劃”，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輿”，孫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罵元首”，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中的元凶趙構殺嶽飛以免直搗黃龍，迎回兩宮；孫案的元凶蔣介石囚禁孫立人以免妨礙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調。最妙的，嶽飛本人並沒“依軍法施行”，而是以“詔獄”“特賜死”；孫立人本人也沒“依軍法施行”，而是“另案辦理”，以手令特賜在家軟禁，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手下的張憲、嶽雲等都“依軍法施行”；孫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雲錦等也都受軍法審判，也是古今同調。所不同的是，嶽飛案中有罪犯“送二千裏外州軍編管”；台灣太小了，隻好送幾百裏外綠島編管了。汪榮祖有詩為證：
暮年不複舊英姿，
一死餘哀感此時。
本意沙場爭愛國，
豈知衙內每徇私。
傷黃泣李枉囚雪（黃氏姊妹與李鴻），
摧骨胸午夜悲（聞孫將軍被囚禁後，中夜醒來搥胸悲鳴）。
難望趙秦平冤曲，
如聞怒發衝冠詞。
二
秉鉞專征追馬班，
江南浴血氣如山。
傷痕累累終無悔，
禁網深深久困閑。
百戰功高罕有失，
揚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鑒還清白，
又燭東窗構檜奸。
我們不難發現，真正製造冤案的，不是別人，而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原因是孫立人反對政工製度，與太子為難。世人罵秦檜而不罵宋高宗趙構，是錯誤的。——沒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檜扳得倒嶽飛嗎？真正製造風波亭冤獄的，乃是“領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嶽飛案是多少年前的曆史陳跡，可是孫立人案呢，卻是活生生的現代版，並且還有增訂版。蔣氏父子的心術，實在超過宋高宗之上多多。因為宋高宗晚年，在讓位給兒子宋孝宗後一個月，就由兒子承旨下詔，把嶽飛“追複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予錄用”，表示對嶽飛的抱歉。可是蔣氏父子呢？在他們有生之年，不但使孫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們死後，未亡人們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蔣介石敗退到台灣，似應痛定思痛，不再ＣＣ、不再黃埔了，國民黨也要改造了。一時之間，文有吳國楨，武有孫立人，結果仍然是權宜之計。曾幾何時，這一對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蔣政權更加“私”了，私到兒子身上去了。吳國楨說老蔣“愛權甚於愛國，愛子甚於愛民”，可稱一針見血之見。其實知蔣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憶錄裏亦曾指出，對蔣而言，要區分他個人以及他本國的利益，並不容易（Ｓｔａｕｒｔ，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７６），也就是說公私根本不分。蔣介石自稱革命一生，到頭來在小島上建立小朝廷，傳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頭禪：“這教人從何說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