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還要離間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衛兩廣之心更切，經蔣一番慰勉，動之以情，白盡釋前嫌，信其誠懇，促李歸政於蔣，真心合作。最後白崇禧顯然誤信蔣介石晚來的“誠懇”，失敗後前往台灣與蔣共患難，結果不但當不上官，還遭到冷漠與歧視而又不得離境，鬱鬱以終。
廣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無可忍，把蔣介石約來，嚴厲地教訓了他一頓，一五一十數說他過去的過失和罪惡。蔣最初顯得“緊張尷尬”，接著“唔唔諾諾”，爾後“麵色轉現輕鬆”，令李大感意外，原以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鬧一番”，最後竟是“含笑道歉”。（見《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六○）這種反常以及與其性格決然相反的表現，未必如李宗仁所說，由於以元首的名器壓服了一生專橫的蔣氏，很可能由於多少年來無人敢在他麵前有所批評，突如其來的“嚴厲教訓”，令他初感驚詫，繼覺新鮮。李氏有備而來，所舉事證確鑿無疑，使六十二歲的蔣介石天良一閃，問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後若釋重負的輕鬆。這當然遠遠談不上痛改前非，蔣介石畢竟還是專橫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月十二日共軍已臨廣州市郊，“國民政府”再遷重慶。蔣介石嫡係部隊接管四川防務，李宗仁怕被逼勸進，甚至失去自由，乃決定出國就醫，於十一月十三日離渝。翌日，蔣飛渝想部署西南保衛戰，但軍心民心早已渙散，同月二十九日重慶市內已聞炮聲。蔣介石父子在危城中，雖有專機“美齡號”等候，仍有一段異常的亡命經曆。蔣經國在《一位平凡的偉人》一文中說，蔣介石“起身趕到機場”，沿途並無阻礙，說是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隻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顯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機場”。董顯光在《蔣總統傳》中說法相同。然而蔣經國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說法，則是“下午十時，林園後麵已槍聲大作，我隻好向父親告實情，希望早離此危險地區。同時羅廣文自前線回來報告，知其軍力已被匪部擊散。而周圍各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連續不絕。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嘈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始達機場，即登中美號專機夜宿”，則是沿途已有阻礙了。
蔣介石死後，國民黨《中央日報》出版《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一書，收有秦孝儀的一篇《蔣總統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說：
領袖的行動，平時為著安全關係，雖然有車護從，但機動而簡單。除閱兵大典必需的禮節之外，從不曾用摩托車、警笛、憲警開道過，在重慶危急的時候，車輛壅塞，寸步難移，但是清楚了是領袖的車子以後，大家都自動在困難的情形下把路讓開。他真是貫徹了他從小所認為的“大總統應該和平民一樣”的觀點。
照秦孝儀的說法，則承認沿途有阻礙是實，但是並不是蔣經國所說的“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而是根本沒下車。為什麼沒下車呢？因為“清楚了是領袖的車子以後，大家都自動在困難的情形下把路讓開”。壅塞於途的難民潮居然會“自動讓開”，絕不合乎逃難的原理與常情。不管怎樣，蔣氏父子到頭來是走成了。他們“下午十時”出發，“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這兩小時中，“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果真如此嗎？還是秦孝儀所說的，蔣介石一直坐在車子裏，並沒下車步行呢？
我們從《毛故上將人鳳先生哀思錄》中，見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說是“運用了特種技術”使蔣介石到了機場，文章中已明說“就是領袖的車子也無法通過”，但如果真是蔣經國所說的“乃下車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種技術”嗎？由此可見，這一“特種技術”，恐怕是見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傳青史的吧？“徐蚌會戰”時，國民黨大將胡璉逃亡，他的“特種技術”是和戰車連長甘義三、副連長周名琴等人，乘坐戰車“突圍”，戰車是何等威風的東西，什麼也擋不住它，見人就壓，壓死人活該，最後“突圍”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鳳的“特種技術”是不是根本就是戰車。若不是戰車，那又將是什麼呢？江南《蔣經國傳》說：“當衣複恩駕駛的中美號專機臨空之際，由江口過江的解放軍，距重慶白市驛機場僅十公裏，戰時陪都半小時後失陷。”隻要有“特種技術”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時前從容脫險。——“特種技術”大矣哉?選古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此蔣得脫幾冤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