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顯光說：
二月間有一機會可從行將勝利的“共黨”手中奪回國家的重要資產。蔣總統深信大陸不免於淪陷，乃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命令幹練而可靠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台北，以免將來淪入敵手。這些存金到了台灣，於必要之時，將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鴻鈞立即遵命辦理，此項存金運輸遂於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聞此消息，異常懊怒。蔣總統原來也恐此項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難免不為勞而無功的和談，增加一件交易的標的。幸而蔣總統把這些存金在不動聲色之下迅速轉移地點，李氏遂未能先占一著。
照董顯光的說法，真使我們開了眼界?選原來“中華民國”雖進入了“憲政”時代，居然還有一個黨的“蔣總裁”，以該黨“總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台北”?選
在蔣經國的白紙黑字以外，從其他參與人的事跡裏，也可找到蛛絲馬跡。俞鴻鈞曾任上海市長、一九四四年繼孔祥熙為財政部長、一九四五年複兼中央銀行總裁。一九四八年內閣改組，專任中央銀行總裁。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台前兩天（一月十九日），他離開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由副總裁劉駟業繼任。換句話說，他這時已非中央銀行總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難阻撓，密將全部庫存黃金，於數夕之間，以海關巡艦悉數運台”。（《新會俞先生鴻鈞事略》，《俞鴻鈞先生紀念集》）俞鴻鈞好像是在中央銀行總裁任內合法密運庫存黃金似的，其實這是瞞天過海，因為那時他已沒有公職。（見彥遠《俞鴻鈞先生的風範》，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聯合報》）以沒有公職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運國庫中的黃金，這不是奇事嗎？這又是什麼法治呢？又據於文華《慟失良師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報》）一文訪問嚴家淦的記錄：
嚴氏說到來台灣的數年間，我們在財政上並沒有遭遇到多大困難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卻禁止搬運，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難，從上海的中央銀行把一箱一箱黃金運來台灣，妥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裏。四十三年六月一日，他出掌行政院，組織“財經內閣”，以崇法務實的精神，深為國人敬仰。由於這位財政閣揆，才使國家最陰晦的時期，在財政上未遭遇困難。
更可反證當時密運黃金時，曾受到“代總統李宗仁”的“禁止搬運”，以總統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沒有公職的私人搬運國庫中的黃金，可見這種私人已經橫行到什麼程度。如果沒有蔣介石幕後撐腰，私人敢嗎？能嗎？蔣介石給俞鴻鈞的考語是“崇法務實”，看了俞鴻鈞幹的事，“務實”或有之，“崇法”可就十萬八千裏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偉大》（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一文記錄：
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卻禁止搬運，如上海一旦不守，而這批黃金落入共匪之手，則國家的損失將更慘重，俞氏不聲不響，與當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副總統函電密商，決定將黃金全部運台，在某一個深夜裏，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密令軍艦一艘，停泊在上海黃浦灘央行附近的碼頭邊，央行附近的街道臨時戒嚴，一箱一箱的黃金，悄悄運上軍艦，在天未破曉以前，該軍艦已駛出吳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駛向基隆。兩天以後，陳主席打電報給俞氏，全部黃金已妥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裏，坐在外灘央行總裁辦公室裏的俞氏，這時才感覺肩膀上的萬鈞重擔豁然減輕。
俞鴻鈞死後，紀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運國庫中的黃金，隻提到在台灣接應的嚴家淦。嚴當時正擔任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經手幫著整理自大陸撤運來台的央行物資和黃金（於文華《慟失良師益友》，一九六Ｏ年六月二日《自立晚報》），卻漏提了在上海搬運的“總教頭”吳嵩慶。吳是蔣介石軍委會機要室秘書出身，兼任密本股長，掌理蔣介石與全國政要將領間密電本的編製與配發，極受蔣介石信任。後來又做宋美齡的秘書、做航委會主任秘書。隨後再任糧秣司司長、軍需署副署長、兵役部經理處長、湖北省財政廳長、職勤總部財務署長。到台灣後，且做上“聯勤總部副總司令”，另擔任唐榮鐵工廠董事長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慶八十自述》中，絕不提他在上海搬運國庫中的黃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個手下詹特芳，寫《蔣介石盜取黃金銀元及外幣的經過》，給他泄了底。詹特芳回憶：
吳是一個內線人物，對外沒有什麼太大的名氣，地位也並不算高，但是他卻可以通過侍從室的關係與蔣本人搭上鉤。當然也不會為桂係所拉去。蔣規定：所有這些硬通貨，全部由蔣本人親自掌握，吳對蔣個人負責，有關開支調運及分配等事項的報告，直接送蔣本人親批，不由任何人轉，發款一定要見到蔣本人親筆批條，才能辦理。……由於這些工作關係，使我逐步了解一點蔣介石核心層的內幕及黃金、銀元的盜用情況。
關於當時的“盜用”細賬據詹特芳回憶，共有“外幣”、“黃金”、“銀元”三大部分。在“外幣”部分，詹特芳說“約合八千萬美元”（這個數字，詹是聽吳嵩慶口頭談的，外幣提出後，馬上就交給台灣銀行了），因為當時“實際誰都明白，大陸已經站不住腳了。因此，設法將台幣與金圓券脫離關係，台幣直接與美鈔掛上鉤，有外彙牌價，金圓券在台灣不能流通，這樣大陸與台灣就形成兩個國家銀行了，蔣政權就可以在大陸上毫無顧忌地發行金圓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手中的金圓券，隻是廢紙一張，不會影響台灣的金融。台幣的準備金從何而來？主要是這次提取的外幣”。“台灣由陳誠在那裏主管，李宗仁根本無法染指”。在“黃金”部分，詹特芳說：“中央銀行原報告有九十萬兩，經過這次徹底核對，實存九十二萬兩，多出二萬兩，絕大部分是金塊，每塊十餘斤至二十餘斤不等，塊麵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樣。”“另外還有黃金四千二百餘兩，據說這是蔣介石私人存的，為了便於記載，我們將它立為專戶，稱為特種黃金存款，而黃金實物仍混在一起。這本來是個掩耳盜鈴的事。蔣介石自取得統治權後，早已化家為國，又進而化國為家了。如這次他一下台，馬上就將中央銀行的全部黃金、銀元及外幣提走，這是根據銀行規定的哪一條？曆來蔣批發的不少私人贈款，還不都是在國庫的金銀中支出嗎（四千二百餘兩，一直未動）？”在“銀元”部分，詹特芳說：“約計三千萬元。”在據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上海黨史資料通訊》（第九期）所載，前後運走三批，合計黃金二百七十七點五萬餘兩、銀元一千五百二十萬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萬餘元。此外，湯恩伯又拿走黃金十九點八萬餘兩、銀元一百二十萬枚。
詹特芳又回憶“盜用”經過說：
以上這些人民血汗，經由吳嵩慶以軍費名義全部提走後，其中黃金及銀元用了一艘海軍兵艦，由上海運到廈門，在廈門存放了一個短時期，又移至台灣。當時具體負責這件工作的人，有財務署收支司副司長董德成、總務科長李光烈等，但他們都是臨時抽調的，有的人可能還不知道其中內幕。
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蔣介石當時依第四十九條交出總統職務，已不是總統而是平民。這是常識，毋庸多說。就連蔣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他發表《為南京撤守告全國同胞書》（即《和平絕望奮鬥到底》），就說他“引退於野”，“為國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實際行事，已可看到，這個“國民一分子”可真權勢顯赫?選他居然可以越過總統，直接搬走國庫中的黃金?選對這一行為，對照起當時“憲政”體製下的總統李宗仁的回憶，就別有會心了。據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說：
使我不能有絲毫作為的第一項基本原因，便是蔣先生在決定引退之時，即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台灣……為布置這一退路，蔣先生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孫科的行政院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陳誠上任後，蔣先生便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鈔運台。因自民國三十七年八月“金圓券”發行之後，民間所藏的銀元、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各項總計約在美金五億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台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是在台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做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蔣介石引退後，在溪口故裏建立了七座電台，隨意指揮軍隊。蔣介石在《引退謀和書告》中呼籲“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讚李副總統”，話既這樣說，說這話的本人，當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權和財權方麵，都給“李副總統”來個金蟬脫殼、釜底抽薪，最後兵撤走了、黃金運走了，還說“下野之人，不幹預軍國大事”，好一個“共矢精誠，同心一德”，好一個“翊讚”，這可真是中國現代史、中國憲政史、中國政黨史上的最大謔畫與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