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想用少數黃金，維持金圓券不跌價的政策，就給這樣的人海戰術打垮了。
從貨幣學觀點看，金圓券的發行，根本是違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沒有現金準備金的情況下，大肆發行，是典型的賣空；收兌黃金美鈔，又是典型的買空。買空賣空於先，自然出爾反爾於後。最後中央銀行庫存的黃金，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用作戡亂，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搶運到台灣，作為新台幣發行的準備金了。國民黨說這些黃金安定了台灣人事，但卻不說這些黃金丟掉了大陸民心?選
王升又回憶：
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個下午，我集合兩千多名打虎幹部，等經國先生回來講話，可是到了六點鍾他人還沒來，我就打個長途電話到南京，我在電話裏聽到他的聲音，好像曾經痛哭過的聲音；我想他曾經力爭，但最後沒有辦法，限價一開放，經濟全麵崩潰，國家就這樣更加困難了。所以在上海管經濟，是在最危險、最困難的情形之下，沒人敢這樣做，他這樣做了。
當然，我們總是要回去的，我們相信，我們回去的時候，我們絕不會忘記上海老百姓的這筆錢。
我們一定要雙倍、十倍還給上海的老百姓，我們一定要為上海做一番偉大的事業。
如今，蔣氏父子龍屍已爛、王升共犯牛皮已老，他們縱使“絕不會忘記上海老百姓的這筆錢”，但是，不論是魂兮歸來或人兮歸來，上海的老百姓還敢領教這些“武鬆”麼？
金圓券的最後下場是貶值速度遠超過法幣，據中央信托局儲蓄處經理祝世康《孔祥熙、王雲五與通貨膨脹》的統計：“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時，金圓券的總發行數字達到八十萬億元。金圓券的貶值程度在不到十個月的期間內，竟超過法幣在十四年內貶值速度的一百倍。”兩種劣幣大比賽之下，法幣又算老幾呢？英國十六世紀即有“葛來舍定律”（Ｇｒｅｓｈａｍ’ｓｌａｗ）出現，昭告世人“劣幣驅逐良幣”（ｂａｄｍｏｎｅｙｄｒｉｖｅｓｏｕｔｇｏｏｄ）這一真理，舉世經濟學家無不奉行，但是，他們的經濟學全“錯”了，原來金圓券最後劣得驅逐了自己。——當五十萬麵額最後出現的時候，蔣介石的中央印製廠終於不勝負荷了。原來印出那一張紙，成本就不止五十萬了。古往今來的經濟學家，誰也沒想到“劣幣驅逐劣幣”竟可一至於此?選從這種角度看，蔣氏父子的確有他們一套“上海經濟學”，雖然金圓券上鼻青眼腫，但在“經濟學”上卻趾高氣揚，他們推翻了四百年的“葛來舍定律”?選
當然，蔣氏父子以“上海經濟學”作惡，一定有其幫凶，凶首即為財政部長王雲五。王雲五晚年在《岫廬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還引傅斯年等鼓勵他的信以自炫，可謂老而無良，同時也反證了傅斯年對經濟的無知。據壽充一《王雲五與金圓券》的調查，幫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長王雲五和次長徐柏園。該文初步判斷是：“關於金圓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謀的，當初發動的是徐，後來賣勁的是王。”此說應屬不實。徐柏園固非善類，但經濟學常識應優於蔣氏父子與王雲五，人又滑頭，他豈敢做這樣傷天害理之事？他一輩子給蔣介石小心翼翼做賬房，垂老被蔣彥士、李煥弄得含冤莫白。這種連金碗案都嚇破膽的膽小鬼，還敢出主意搞金圓券嗎？
斯特林·西格雷夫（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Ｓｅａｇｒａｖｅ）在暢銷的《宋家王朝》（ＴｈｅＳｏ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第二十章中，敘述蔣介石如何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以下野之身，急著將國庫黃金私運到台北等等。西格雷夫雖然洞徹隱微，但是畢竟因為他是洋鬼子，對中國事情還是難免隔了一層。例如他說一九四九年四月，“蔣介石來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請求大耳杜和青幫協助他劫掠‘中國銀行’”。這話就不對。因為事實上，一九四九年時的蔣介石，已經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蔣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國銀行’”，實在無須“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幫”的“協助”。西格雷夫說“國民黨部隊在銀行四周好幾條街道外就設立警戒線”，試問可以這樣動員大量軍隊的人，還須靠黑社會來“協助”“劫掠”銀行嗎？又如西格雷夫說：“蔣介石的劫掠中國銀行的計劃，執行得非常謹慎小心。一艘髒兮兮的貨船，停泊在國泰飯店對麵的海濱路旁。船上的苦力，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其實都是第一流的海軍士兵偽裝的。”這話也不對。因為事實上，當時派出去的根本是軍艦，而非“一艘髒兮兮的貨船”。又如西格雷夫說被“劫掠”的是“中國銀行”，這話也不對。因為事實上，根本不是“中國銀行”而是“中央銀行”……凡此種種瑕疵，都是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過西格雷夫所寫的這一“劫掠”事件，值得細加追究、尋其來龍去脈，頗有奇趣。
有關這一事件，在蔣經國這年的日記——《危急存亡之秋》裏，不乏蛛絲馬跡可尋。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條下說：
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於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了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隻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匪，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
三月十一日條下：
……運至台廈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動用。
三月二十二日條下：
李宗仁發動部分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且以之資匪以為快也，可痛?選
五月三日條下：
當此風雨飄搖，人心浮動，而忠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時，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親談人事、軍權、財政等“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黃金，並且要父親不再過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父親內心痛楚之餘，因李代總統之誤會與猜疑，如此其深，乃函複何院長，請轉達李代總統及中央諸同誌。函中首請李代總統立即蒞臨廣州，領導政府。第二說明政治改革非二三個月短時間所能收效，必須樹德養望，開誠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說明其本人無複職之意。第四對於李氏六項要求之前五項，做如下之答複：
“一、總統職權既由李氏行使，則關於軍政人事，代總統依據憲法有自由調整之權，任何人不能違反。二、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後，未嚐再行與聞。一切出納收支皆依常規進行，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簿冊俱在，盡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無理幹涉，妄支分文……”
蔣經國的日記中，最令我們注意的是這五月三日收錄的蔣介石對李總統“答複”的第二項。蔣介石說：“前在職時，為使國家財富免於共黨之劫持，曾下令將國庫所存金銀轉移安全地點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這些“答複”，隻消對照起蔣經國二月十日的日記來，就證明與事實不符。二月十日正是“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之日，但是蔣介石是一月二十一日不在職的，他不在職後二十一天，居然“國庫所存金銀”還能脫離李總統的控製，“轉移”而去，這不是天下怪事嗎？若說蔣介石“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那麼誰又有這樣的鬥膽、這樣的權力和武裝，能夠“轉移”國庫呢？區區中央銀行總裁自己嗎？區區財政部長嗎？誰相信呢？何況，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中，又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蛛絲馬跡：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我應該附帶在這裏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選”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搬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
蔣經國又說：
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
在這裏，蔣經國清楚地透露了：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也就是蔣介石不在職後九十多天，他還能以非總統的“平民”身份，“派”蔣經國等“幾個人”到了上海，“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選並且一搬再搬，連最後“一箱珠寶”都不放過?選試問這是“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金銀轉移”的行為嗎？說“引退之後，未嚐再行與聞”，誰相信呢？何況，在前國民黨“新聞局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中，寫出的，就全是蔣介石“引退之後”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