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麼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麼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紮，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做了兩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堯君素的比較，主要在說明對“忠”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並不是隻有一種的，蔣介石隻接受了臨難死節的一種，卻不知道，臨難不死節的，有許多時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為例。史可法死於亂軍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卻是一個“被俘不屈”的顯例。文天祥並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為個人定有這種下限，我們才可以了解：為什麼王莽篡漢後十四年，龔勝才一死；為什麼宋亡元興後十四年，謝枋得才一死。這些誌士仁人，他們都是“無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們也都去求。蔣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懸格不可謂不對，但他忘了：宋朝養士三百多年，隻出了一個文天祥；明朝敦勵近三百年，隻出來一個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難臨頭、望風跪倒的投降漢?選何況，蔣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別人為他死節？他自己若適用同一標準，在“西安事變”被俘時，為何不“隻有自殺”？他為何對在衡陽抗敵被俘歸來的將軍們，大頒青天白日勳章？他在兵敗山倒時，為什麼不“國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蔣介石所謂的軍人要被俘不屈、“隻有自殺”，連自己都做不到，卻以最高標準要求杜聿明。杜為他賣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為已甚，不準別人親人團圓?選杜太太曹秀清由蔣介石手諭送往台灣，當作人質，過著慘淡的歲月。長子杜致仁在氣憤之下，就吃安眠藥死了。直到大女兒杜致禮的丈夫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物理獎，蔣介石和宋美齡才另眼看待，大獻殷勤，希望杜夫人影響楊振寧回台灣，“幫助蔣校長反攻大陸”?選
杜聿明戎馬半生，又坐牢半生，還不夠?選手下被敵人懲罰後，還要被自己人懲罰，這就是蔣介石的新三綱五常標準——強製別人做烈士。
最具諷刺性的是，他雖強製別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將仍然是一大堆（詳閱李敖《蔣介石與自己降將——為活先烈開清單》，《蔣介石研究五集》，頁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許烈士太少了，蔣介石有意無意製造“活先烈”過幹癮，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澤。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上，做了一個重要宣布，據第二天《大公報》內容如下：
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
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布
這位政工局長口中的康澤，在襄陽之戰中真的“業已殉難”了嗎？這根本是一廂情願，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聞天地》的報道，證明康澤並沒有殉難，康澤是被俘的，中共的新華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選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一個心腹、一個心中內定的烈士樣板。曾任軍委會別動總隊總隊長。在蔣記特務係統中，重要一支是“複興社”。“複興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賀衷寒係的“政訓”係統，一支是康澤係的“別動隊”係統，一支是戴笠係的“特務處”係統。康澤的“別動隊”係統起源在南昌開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這班召集軍官再加訓練後，編入“廬山訓練團第四營”（團長蔣中正、副團長陳誠、第四營營長韓文煥）。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廬山成立“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別動隊實際上是一支突擊隊兼負責軍事特工訓練的隊伍。隊員或三兩組成——小組或個別單獨一組，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公開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他們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訊和槍斃人。其為人也，到處生殺予奪，自然炙手可熱。康澤的炙手可熱，延續到抗戰開始，更是風光。他在抗戰中的職務是一九三七年兼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複興社總社書記。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團考察第二次大戰各同盟國家戰後複員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國。翌年一月膺選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蔣介石要他做熱河省主席，他沒做，改到襄陽去做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正好趕上襄陽之戰。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開始的襄陽之戰，蔣介石方麵說，“文武雙全的康澤將軍戍守”，由於“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戰役定卜全勝”。可是言猶在耳，短短六天以後，康便以被俘聞了。最令我們注意的，是康澤副手郭勳棋被俘歸來“偽裝聾子”的事。這位將軍為什麼要裝聾子？因為裝了聾子，才可以做啞巴；做了啞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顯然是不能說的?選在襄陽失守時候，蔣介石為了人造奶油式的趕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宣布：“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於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蔣介石在聚餐時，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在蔣介石眼中，康澤是“壯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卻放水了?選——康澤並沒有死。所謂康澤“殉難”襄陽之說，既是純屬子虛，為什麼蔣介石卻要硬說康澤殉難了呢？我們已分析了他複雜的意識形態，他是槍杆子出政權的人，他的天下從打鬥中得來，得到後，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於一些“忠”的觀念。不幸的是：在時代的巨變下，還沒建構好這種觀念，他在大陸就麵臨了考驗。“忠”在國民黨的要求中，是臨難死節。臨難不死，是謂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當的。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很沉痛地告訴了我們，在“大陸沉陷的大失敗之中”，真正臨難死節的，隻有“二人”。（參閱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頁一六七二）蔣介石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所以，他對“臨陣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興趣了。他感興趣的，顯然隻在誰誰誰死了、誰誰誰臨難死節了。這種興趣過分膨脹的結果，就會在情況不明時，先一廂情願給他死了再說，甚至先給他進了忠烈祠再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羅列入祠”事件。蔣介石在逃到台灣後，痛感於臨難死節的烈士缺貨（參閱《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二十期），所以，對臨難死節的謠言，也不無從寬錄取之處。在台灣做過“陸軍總司令”的羅列將軍，在沒逃到台灣前，就被從寬錄取，進過圓山忠烈祠?選不料羅列入祀忠烈祠後，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灣，大窘之下，隻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陸軍總司令”。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疇降清。洪承疇降清後，明朝的皇帝還不知道，並斷定洪承疇一定臨難死節。於是皇帝大為震悼，為之輟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為洪承疇立專祠，並把所部官兵並列祠內。皇帝又禦製祭文，要親自哭喪。不料最後消息傳來，洪承疇竟在前線投降了。於是大窘之下，喪事也風光不起來了。
和“羅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澤沒死，幸虧證實得早，否則小笑話之後一定會鬧大笑話，因為康澤比起羅列來，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這種分量，使蔣介石在康澤未能殉難以後，仍舊不肯死心，而要強調康澤“抗節不屈”的事跡。康澤如“被俘不屈”，縱然沒死，也是雖敗猶榮?選一九六四年七月，蔣介石在第九次黨務工作會議上，講康澤“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說他“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過的”、說他“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另外再請看一副挽聯：
襄陽當南北要衝，彈盡而莫之濟；糧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閣部揚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黨國史乘，勞改而終不變；酷刑而終不屈。
廿五載文山土室，丹心正氣，獨有千秋。
這一挽聯所顯示的心態，就是一個顯例。挽聯上“十七日閣部揚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載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這種典豈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揚州，最後是殉難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後是死節了的，而康澤被共產黨關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後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產黨釋放後，還在到處參觀、留影紀念、遊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來“廿五載文山土室”呢？至於說康澤“卒為中共所俘，備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樣引起對康澤死難的錯覺。文筆也好，史筆也罷，措辭總不能這樣瞞天過海吧？康澤既是一九六三年釋放的第四批，比後麵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見他行為“良好”，不在話下，他要是“不屈”，共產黨是不會那麼痛快放他的。蔣介石說康澤在牢裏“破衣一襲，寒徹骨髓”過的“隆冬天氣”，一個人能不能這樣一過十五年，姑且不論，但是中共放了康澤以後，康澤在特赦戰爭罪犯大會上，當場穿上共產黨發給他的“新衣一襲”時，卻全無“不屈”之色。“康澤同誌”會“抗節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產黨多年的“惡作劇”中，終於證明老康放水無誤?選
在鄧文儀發表康澤殉難後三十五年，同一位鄧文儀先生又發表了大手筆，他在《黃埔學生六十年（中）》（《中國人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裏，有這麼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後誓不屈服，腳鐐手銬，囚首垢麵，種種非人的折磨，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至於各級被俘的十數萬軍官與三萬政工人員，其中十分之八均為黃埔學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體屠殺，或監禁在集中營裏做勞工，受盡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陽之康澤、成都之曾擴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氣之顯揚，萬千黃埔學生隨著大陸淪陷而壯烈犧牲的戰績，更締造了中國無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戰史。
請看這又是何等荒唐之錯啊?選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產黨釋放了，照《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傳，他被釋放後，
……稍後任“政協”全國專員，補任“政協”全國委員。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與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屆“人大”代表、四屆“政協”全國委員。六十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共，應邀出席“國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二度在“國宴”上露麵。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屆“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五屆“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腎病複發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時二十七分，因並發心髒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歲。
試問這是“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於死節”嗎？鄧文儀的“脂粉作業”、“塗金作業”，目的就是要給人死節的錯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當杜聿明及其二個兵團被圍於陳官莊之時，傅作義正坐困北平。華北“剿總”傅作義原有五十餘萬大軍，實力不容藐視。毛澤東又洞燭先機，棋快一著，急命林彪在東北新勝之師，迅速入關，切斷了傅作義大軍西退或東進之路。而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徐蚌戰役已弄得焦頭爛額，竟無暇正視平津局勢，傅作義於十一月三日親自飛抵南京求見，蔣不知故意還是真無時間相見，隻命國防部長何應欽接見，轉達幾點意見，未必切實可行，更無積極支援的保證。當十二月十四日，共軍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義乃決定與中共和平談判，達成協議。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軍入城，和平解放。傅作義不戰而降，免除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毀，實有功於中華民族，所以他的命運與戰而後降的國民黨將軍完全不同，不但沒有勞改，而且當上新中國的水利部長。當然蔣介石視為不忠，但是蔣要求傅對他個人效忠，他還不配，因為他從來就沒有視傅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蔣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損失了百萬以上的軍隊。長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懸西北的兵團外，盡是解放軍的天下，南京的蔣政權已搖搖欲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