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王世傑認為同蘇聯簽約，可對蘇聯有個約束，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為在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前，蘇聯至少已有過二十三次違約背信的紀錄。（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四集》，第199—200頁）這麼多違約背信的紀錄，除幾次有待1945年以後正式證實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簽訂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前違約背信在案。有這麼多次前科的國家，居然還同它“友好同盟”，這豈不太無知了嗎？何況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已同蘇聯訂過一個《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第二條中明說：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但在1941年3月，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在訪問德國之後，訪問蘇聯。蘇聯外交部次長在3月27日對國民黨駐俄大使說：“斯大林接見鬆岡，是純禮貌問題。”4月11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國民黨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鬆岡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定》竟在第三天——4月13日公布了。1941年違約背信如彼，蔣介石、王世傑居然於1945年還同它簽約如此，還要相信它如此！
蔣介石於1945年要王世傑拆下的這個爛汙，又要蔣廷黻在1949年替他絞盡腦汁，去進行控蘇案。這就恰像1879年（清光緒五年）崇厚跟俄國人訂的誤國條約一樣，害得1881年（清光緒七年）由曾紀澤替他擦屁股。中國人真倒黴，在對付老毛子的問題上，老是碰到庸吏誤國，並且蔣介石、王世傑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嚴重得多少，除東北的利權外，失去了麵積五十八萬平方英裏，比台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
外交史家出身的蔣廷黻在《三年控蘇的奮鬥》一文裏，有這樣的評論：
關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日中蘇簽訂的條約和換文，我一認真研究，就感覺詫異。這個條約與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條約太相同了。
條約及換文，就全體看起來，是極有利於蘇俄的，簡直可說是片麵的、不平等的。蘇俄如嚴格遵守這條約及換文，於蘇俄隻有利而無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員，不能避免這個結論。
所以，結論是，蔣介石、王世傑之罪浮於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敗的滿清政府，當崇厚拆了爛汙，都要拔去花翎、革職鎖拿、下獄論罪，但是國民黨政府的王世傑呢？因為肯背黑禍、肯替主子“斷腕”，在蔣介石的護航下，一路官運亨通！他不但一身同兼黨（中宣部、青年團、監事會、中訓團、）政（參政會、中央設計局）軍（參事室）七機構之首長或幕僚長重任，並且自“外交部長”而“總統府秘書長”、而“中央研究院院長”、而“世仰高賢”（這是國民黨《中央日報》所登鄭彥棻的話）而死！
在高壓的政治統治之下，沒有公道與是非可言，然而曆史必不容抹殺公道與是非，但是學曆史的“海外學人”許倬雲，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說：
中國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下，不得不簽訂中蘇間的新約。明知這是喪權辱國的條約，沒有人願意擔任簽約的任務。但是國家在那種情勢下，此約又非簽不可。雪公忍辱負重，毅然出使，不僅任勞，而且為國任怨。天下事，任勞易而任怨難，也隻有仗這份問心無愧的書生本色，他才能吞下這口難忍的內心傷痛。這番國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氣僨張的虛驕之輩能了解的。（《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僅不秉筆直書，反而要留下呈獻諛詞的記錄。許倬雲談“國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這個故事嗎？就是“軍閥”收回外蒙古的故事。1919年，外蒙古鬧獨立，“軍閥”徐樹錚任西北邊防籌備處處長，決定派兵入蒙，於是以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資格，親自擺平，前後花二十二天，不費一兵一彈，完成了收複外蒙的工作。他的功業，引出了一段公論。據他的兒子徐道鄰在《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裏說：
先生到京之後，除了向政府報告，還有電報報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11月24日），中山先生也有回電慶賀他的成就（26日），內中有下麵這幾句：“比得來電，諗知蒙回心內向。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裏。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複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
徐樹錚因為不是國民黨，國民黨中有些持“非我族類”觀點的人，就感到這個賀電太肯定別人了，不高興。據《國父年譜》：“中山先生這個賀電，還引起了黨人（淩鉞）的抗議。中山先生批複：‘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公論自不可沒！”這表示出真正愛國者的與國同休戚、真正愛黨者的與人為善，這種公道與胸襟，實在值得學習、值得反省、值得作為榜樣。遠在1912年，國民黨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在《蒙古丟了》一文中，警告：“若猶夢夢也，則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可見國民黨深知外蒙古絕不能丟。外蒙古由“軍閥”手中收回，國民黨卻不如“軍閥”愛國；外蒙古由國民黨手中失去，國民黨卻反罵“軍閥”賣國，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公論”嗎？
許倬雲說“國家在那種情勢下，此約又非簽不可”，亦非事實。連蔣介石都在《蘇俄在中國》中說：“我中華民國未曾參加雅爾塔會議，而美政府當時亦未曾谘商我政府，我們自可不受其拘束。當然我們與蘇俄談判訂約，亦是受他們美國的勸告，不過曾經我們自己的考慮。”所謂“我們自己的考慮”，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慮、為他自己政權的生存考慮，而不是為國家民族百年大計考慮。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權，更怕蘇聯公然支持中國共產黨搶他的江山。我們從他的考慮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滿蒙的高價來收買蘇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顯。其實，斯大林原來瞧不起中共，認為其不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產黨徒”（MargarineCommunists），得到蔣介石的天文數字好處之後，確也盡了力氣不支持中共，更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取蔣介石而代之。1945年8月中旬，蔣連發三電，邀毛赴重慶談判時，延安於8月22日約略同時收到斯大林的電報，促毛去渝和談。蔣介石一再說，蘇聯把部分東北日械給了中共，然而毛澤東更以為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可以從蘇軍手裏接收東北哩！結果全不是那回事。蘇軍坦克第六集團軍司令克拉夫欽科上將向於1945年9月6日抵達沈陽的曾克林說：“我們接到莫斯科的電報啦！知道你們確實是毛澤東、朱德的部隊，是中國的八路軍。不過，我們蘇聯和中國國民政府訂有條約，規定國民政府接管東北的主權。”（轉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第38頁）後來，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大敗，蘇聯大使跟國民政府一直跟到廣州，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談談了。相比之下，蘇聯還有勝美國一籌之處哩！蔣介石罵“蘇俄是沒有信義的國家”，美國又如何呢？
蔣介石把毛澤東得天下，說成蘇聯侵華，絕非事實，不過是把自己失敗的責任推給蘇聯，隻是遺憾賣了外蒙，仍無法挽救他在大陸的政權。長久以來，除了李敖之外，沒有人敢直指蔣介石出賣外蒙，不過，蔣是自承罪愆的。他在1952年10月13日，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談話說：“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讚成的，但是我個人仍願負其全責。”（第120頁）他還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第121頁）。蔣介石明確地歸屬了責任所在。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第120頁）在這《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開始，蔣介石就表示他“對總理、對革命、對國家和人民應該引咎自責”。互勘與對比了這些文件，我們對抗戰勝利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才會有完整的了解；並對自稱“民族救星”的“高瞻遠矚”，才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