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亞洲盟軍對日作戰分四個戰區，即尼米茲（Ninitz）海軍元帥的中太平洋戰區、麥帥的西南太平洋戰區、蒙巴頓的東南亞戰區，以及蔣介石的中國戰區。從地緣來說，蒙巴頓與蔣介石的盟邦並肩作戰關係最為密切，但因中英關係不洽，根本談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爭論頗多。蒙巴頓對蔣介石的印象尤其惡劣，認為蔣委員長永遠是一個問題：“他不會說英語，他不重視英國的作戰能力，他對軍事後勤沒有概念。他真正要我們做的，隻是幫他守住運輸通道，以便將美援物資，源源送到中國。而此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這可能是我主持東南亞戰區所遇到的最頭痛的問題。”（TheLifeandTimesofLordMountbatten，p.135）史迪威對蔣印象惡劣，豈偶然哉？
至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欲打通自東北到越南的交通，作全線進擊，奪取長沙、衡陽，窺及桂林、柳州，中國戰場出現崩潰的危機，深恐日軍深入，造成結束戰爭之困難，羅斯福遂於7月6日發電，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統帥中國國共軍隊，以挽危局，有謂：“予覺中國已瀕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補救，則吾人之共同目的，勢將受到挫折之危險。”（《大溪資料》，引自梁敬《史迪威事件》，第308頁）蔣介石不敢一口拒絕，回電表示“原則讚成”，但謂中國情況複雜，需要準備時間，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來“調整予與史迪威間之關係”，婉轉道出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羅斯福當天徑複，促蔣“將史迪威統率華軍案迅付實施”，並認為史所統中國軍隊不應排除共軍，說是“拒絕支援任何殺日本人者，是不恰當的”。蔣介石表麵上“原則讚成”，私下裏十分“苦悶”，認為是“最難堪最難處之問題”也。（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447頁）
6月底，羅斯福曾派副總統華萊士（HenryWallace）至渝，蔣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態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斷。華萊士隨即向羅斯福報告。然而到9月6日，羅斯福派赫爾利（PatrickHurley）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國戰場如艾森豪威爾之在歐洲”。蔣初不同意，“但終非同意不可”。（參閱Lohbeck，PatrickJHurley，p.269-286）在蔣介石身邊的唐縱於7月8日至9日認為，“史迪威為中國戰場總司令，這已成為無可避免之事實。”他憂慮“史迪威有權指揮中共部隊，也有權接濟中共部隊械彈藥品”，擔心可能因此更壯大了中共的力量。唐縱還透露，蔣對美國人的壓迫“極為焦急”，向陳布雷說：“美國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憤然說，“我何愛乎四強？”（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458、459頁）氣得連“四強”的頭銜都不在乎了。
蔣介石雖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討價還價，諸如限製共軍、掌握租借物資，以及以陳納德接替史迪威等，均未得逞，難怪他懊喪至極。而9月間日軍一號作戰已進入第二階段，以奪取美國在桂林、柳州的空軍基地為目標，同時向怒江方麵增強壓力。在此緊急情況下，蔣仍不肯調動圍堵共區的胡宗南精銳之師南下赴援，反欲將雲南遠征軍自緬調滇。羅斯福得報後，發了一封極為侮慢的電報給蔣，形同最後通牒：
予詳細閱讀關於中國局勢之最近報告後，曾與各高級參謀交換意見，深恐在最近之將來，閣下將麵臨一非常危急之局麵。閣下統率之遠征軍勇越怒江，對於緬北戰事裨益甚大，但予相信該軍隊如不得補充與援助，直接協助滇緬公路之開放，則其以絕大犧牲而換得之勝利，將必歸於烏有。
更有進者，如該處部隊於渡過怒江後按兵不動，或竟提議撤回，則將適中日軍以詭計，日軍佯在中國東部加緊攻勢，誘取閣下發生遲疑。日軍又深知，如果閣下繼續進攻，並與蒙巴頓將軍最近即將發動之攻勢互相呼應，則接濟中國之陸上路線，可望於1945年初開放。中國抗戰之繼續，與閣下之控製權，均可更得確定；反之，如閣下不立即補充緬北部隊，或不派生力軍援助怒江方麵之華軍，則吾人將完全消失開放接濟中國陸路線之機會，直接危害現下之空運途徑，如果至此，則閣下必須準備接受必然之結果，擔負全部之責任。
數月以前，予曾迭次請求閣下采取斷然步驟，以消除對於閣下個人與對於中國漸漸發展之危局。茲因閣下延擱委派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全部軍隊，致中國東部之重要土地為之損失，影響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測。日軍陷桂後，吾人之昆明空軍站，將受直接威脅，而中印之空運噸數，亦將不免因而銳減。
在世界各前線之盟軍，雖已每戰必克，但對中國之直接影響，尚需時日始能實現。盟軍在太平洋上之躍進，誠屬迅速；但除非閣下立采積極行動，則太平洋之迅速躍進，對於中國戰局亦將不生影響。閣下必須立采行動，方能保存閣下數年來英勇抗戰所得之果實，與吾人援助中國之效果，否則政治上軍事上種種策劃，皆將因軍事之崩潰完全消失。
予與丘吉爾首相在魁北克會議中，因深信閣下必能在怒江方麵推進，故決定加緊作戰，以開放對華接濟之路線，予深信唯一破壞日軍對華計劃之方法，即係閣下立刻補充怒江方麵之部隊，並飭加緊推進，同時必須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以全權，指揮中國全部軍隊。此步驟之實現，將更增美國援華之決心。目前吾人雖在歐洲及太平洋兩麵同時作戰，然對援助中國，猶當刻刻進行。餘深信閣下之卓見，亦必認予所請求之行動，乃立應采取之步驟。予與此間各高級人員，均認為閣下及吾人對於援助中國所有之計劃，如再延擱或猶豫，便將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聞，諸希亮詧。
1944年9月18日·羅斯福
（引自梁敬《史迪威事件》，第324—326頁）
語氣之侮慢，詞露意顯。而羅斯福之電又經史迪威轉手，恰給史以公報私怨的機會，無疑侮上加辱。塔奇曼女士也認為此電不能掩藏白人的優越感，她懷疑羅斯福會以這種語氣對待歐洲國家元首。（見Tuchman，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p.629）史迪威19日前往蔣氏黃山寓所，赫爾利亦在，勸史僅述大意即可，但史正欲出氣，哪肯罷休。蔣介石受辱後一聲不響，隻在當天日記中記道：“此實為餘平生最大之恥辱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第2441頁）史迪威對蔣之無聲反應感到出乎意料，不過仍感興奮，“過江時，喜見重慶燈火輝煌”。（見Tuchman，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p.631）
不過，此一“侮慢事件”給蔣以借口來反悔授史中國戰區及中美聯軍統帥之任，堅決要羅斯福另派高明，請赫爾利轉達。然而蔣介石於9月25日要求撤換史迪威後，一直沒有消息，使“委座為史迪威事大傷腦筋”。蔣又在中常會上表示，“如羅斯福不讚成，即決裂亦所不惜”。但無回音，仍使“委座近來甚為苦悶”。終於在10月19日得到羅斯福的複電，同意調回史迪威，“中美嚴重之局麵算已解除”。（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462、464、465、466頁）
在渝都與華府之間緊張的二十幾天裏，雙方管道還是暢通的。羅斯福初不願再派別人，因為他認為史迪威搞不好，別人也不可能搞好。然經蔣一再懇請，最後派來魏德邁（AlbertC.Wedemeyer），但不再認領統率中國軍隊的責任。中國戰場的情況繼續惡化，羅斯福由輕視更轉為鄙視。在1945年2月裏，羅丘二人在雅爾塔秘密允諾斯大林旅大權益，恢複俄國在東北的鐵路權益、南薩卡琳與庫頁島歸還給俄國等。為什麼？為了請求斯大林於德國戰敗後兩至三個月內，出兵遠東。為什麼？因為對中國戰力的失望與鄙視。如果珍珠港事變之後，中國軍隊再能像八一三、台兒莊那樣打幾仗，國共若能真正合作，擴大像平型關那樣的戰果，則中國戰後地位必將大大地不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常說《雅爾塔密約》出賣了我們，但我們已先出賣了自己。孰令致之？孰令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