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口口聲聲“共匪”，給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類。但是經過四次“圍剿”失利，已知問題嚴重，甚至擔心國民黨政權的存亡。請看蔣作賓1932年2月15日日記所透露的內情：
內部軍隊均為匪牽製，不能調動，餉糈、彈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製止。以如此情形，欲與人戰，真所謂自取滅亡也。況各處匪共蜂起，每欲躡其後，恐不亡於敵人，而即亡於匪共也。嗚呼！殆亦數也。（《蔣作賓日記》，第410頁）
了解此一內情，始知蔣介石為何一再說：“日本是癬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當他聽到第五次“圍剿”得手，高興異常，10月22日在洛陽馳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報捷，有雲：“赤匪日蹙、匪勢已窮……渠魁授首在即。”（《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三卷，第759頁）複於同月31日電令剿匪各將領，“此匪不滅，不唯民無噍類，而且國亦難於幸存，故民族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及吾人之是否能為國為民真正努力，均將於此覘之，即個人曆史之榮辱而論，亦全係於此，望切告各將士努力截追！”（同書，第761頁）然而時機仍然失之，截追失敗，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抵達陝北，另建革命根據地。
紅軍的新根據地遠在陝北，在心理上遠不如江西蘇區之具威脅，更何況紅軍在長征途中損失頗為慘重。但是絕不似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所說：“赤匪至此……僅剩二三千人，竄達陝北……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第966頁）連董顯光寫的《蔣總統傳》都說：“共匪武力雖因當年流竄的損失而削弱，然在陝北與甘肅境內仍是一個危險性的遊擊分子。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實際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們還可從其山間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陝西的不設防地區從事掠奪。”（第245—246頁）由此可見：在張其昀筆下所謂“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的“剿共”說法，在董顯光筆下，並不成立。同時，董顯光還透露這麼一段：
事實上，在西安事變一年以前之民國二十四年，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與俄國代表商議有無合力對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舉雖無結果，然亦足反映蔣總統在此時期的心情。他認識日本為我國最大的危險，甚至不憚考慮與所謂共黨合作，以對付日本。（第245頁）
這段話初看起來，覺得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蔣介石知道一時“剿滅”不了的陝北中共，背後還有蘇俄。名為試探聯共抗日的可能性，實際上是怕與日本和蘇聯兩麵樹敵，一時對於盤踞延安的“共匪”暫停用兵，以及派親信與俄國代表商議，便事出有因了。
陳立夫於1977年6月30日在《近代中國》季刊中，發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一文。從這篇回憶中透露：原來董顯光所謂的“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所請同僚，不是別人，就是陳立夫。他在回憶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戰爭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所謂希望“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才是真正的意圖，但是為了怕影響“剿共”士氣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隱秘。陳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來，因而周恩來在1935年9月1日寫了一封信給陳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
立夫·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定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麵軍到西北後，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麵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致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禦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做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麵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做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穎神馳，佇待回教。尊此並頌
時祉
（初刊於《近代中國季刊》，另見陳立夫《成敗之鑒》，第193—194頁）
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的話，“黃君”是指黃華表、“養甫”是指曾養甫、“賢者”是指陳氏兄弟，“所策劃”“所主持”是指什麼呢？指的不是別的，就是蔣介石公開“剿匪”聲中的秘密“通匪”作業。這一秘密作業，是由蔣介石這邊主動的。正因為主動的是蔣介石這邊，所以周恩來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的話，陳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與之接頭，十分困難”的話，可見主動在蔣介石這邊，是無法掩飾的。這邊主動找共產黨，那邊周恩來有了反應，就寫了這封信。陳立夫寫他在收信後：
該函經呈閱後，奉命繼續聯係，由餘等出名口頭答複，允予轉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蔣公已允予考慮。此一線索，始終聯係末斷，以待時機之來臨。
陳立夫把周恩來的信發表後，沈雲龍、李雲漢等說周恩來的信中“9月1日”，不是1935年9月1日，而是1936年9月1日。（沈雲龍文見於他的《抗戰前後國、共商談的曆史教訓》等，李雲漢文見於他的《西安事變的前因與經過》，均發表在《傳記文學》）但是蔣介石根據其個人的檔案，條例大綱，由陶希聖執筆的《蘇俄在中國》，也明列周恩來“9月1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後，正合陳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國二十四年9月收到”字樣，信是1935年寫的，應無可疑。
周恩來在1941年11月重慶《大公報》上發表《悼張淮南先生》，明說“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幹、兩至匡廬”的話，朱開來《周恩來（悼張淮南先生）文的考訂》（《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說：
周文內所謂“一登莫幹”，係在二十五年夏，由張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幹山晉見蔣委員長。所謂“兩至匡廬”，係在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由張先生陪周赴廬山晉謁蔣公。
張衝（淮南）的助手杜桐蓀在致蕭錚信（《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說：
記得在民國二十五年一個盛暑熱天，張淮南（衝）兄命弟陪送周恩來、潘漢年自南京出發，取道京杭國道，上莫幹山晉見蔣委員長，張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無非因事未至公開，避免外間猜測而已。當日弟與周、潘抵達莫幹山時，張已先期到達山莊等候，弟任務畢即下山，夜宿西湖蝶來飯店，翌日張與周、潘亦至蝶來飯店，共進午餐後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與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幹山晉見蔣委員長即周之悼張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幹兩至匡廬”之事，其事既發生在二十五年6、7月間，因此周致陳果夫、陳立夫兩先生9月1日函之年份，當為民國二十四年無疑。
應當指出，周恩來不可能於1936年的夏天見到蔣介石，“一登莫幹，兩至匡廬”都在1937年。西安事變前，國共秘密談判的對手主要是陳立夫與潘漢年。周恩來是想出馬的，但是由於談判情況不佳，所以毛澤東於1936年11月22日發給潘漢年的密電有謂：“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署名東、天亥電，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盡管如此，誠如張衝助手杜桐蓀所說：“在二十五年（1936）9月1日之前，國共雙方已有多次接觸協商，故在邏輯上周沒有遲到二十五年9月1日始致函二陳先生從頭重新接洽和談的道理。”（《誰教斯大林說話？》，《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五期，第55頁）標明是1936年2月27日的“博古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致張聞天、毛澤東電”，今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同年8月14日，毛澤東還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謂：“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5—46頁）哪裏還需要等到1936年的9月1日，由周恩來寫信給陳氏昆仲，請他們“進言”，豈非猶如“置馬於車前”（puthorsebeforethecart）之謬嗎？再看周函的內容。1935年6月3日，天津日軍演習巷戰，足稱“近者寇入益深”；8月下旬日軍武官高橋、羽山到達綏遠，迫使綏遠各級黨部停止工作，辦理結束，由偽蒙接收，正合“偽軍侵綏，已成事實”。中共第六軍團於1934年11月第五次“會剿”之後，與賀龍的第二軍團會合於貴州東北角的沿河鎮，組成以賀龍為首的第二方麵軍，即沿第一方麵軍路線北上。同時毛澤東率紅軍第一方麵軍自巴西抵河西，活躍於西北，並早已呼籲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麵軍亦已抵達陝南，劉誌丹早據陝北。閻錫山於7月22日紀念周上報告，說是陝北二十三縣幾完全赤化，蔣介石也早於6月14日發表《告川康陝甘寧青民眾協助剿匪書》。完全與周函“敝方自一方麵軍到西北後，已數做停戰要求，今第二、四兩方麵軍亦已北入陝甘”所陳述的相吻合。
正由於周恩來於1935年9月1日致函兩陳，陳立夫遂於1935年聖誕節前一天，奉蔣介石之命與懂俄語的張衝同行，二人均持化名護照，由上海經馬賽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徑往莫斯科。（參閱陳立夫《成敗之鑒》，第196—199頁）蔣介石遂改變計劃，一方麵，令陳立夫回南京與蘇俄駐華大使交涉，另一方麵，密令自俄回國述職的鄧文儀重返莫斯科，轉達和談條件。蘇聯怕刺激日本和德國，不願與華有任何同盟關係，但可考慮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蔣特別要求蘇聯不得趁日本侵華時，“直接或間接侵華”。他並不擔心蘇聯會“直接”侵華，要點是“間接”，意指援助中共。陳立夫自承：“其實我們要和蘇俄訂互不侵犯條約，旨在使蘇俄不要趁中日戰爭而幫助中共。”（《成敗之鑒》，第199頁）這段秘辛告訴我們，蔣介石之所以積極與蘇聯搭線，就是怕兩邊作戰，並借與蘇聯締約以孤中共之勢。所謂“聯共抗日”隻是表麵文章。
周恩來對蔣介石聯共抗日計劃，自表歡迎，並重述中共抗日立場，當然不知蔣之謀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聯俄製（中）共的暗盤。於是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直接談判。陳立夫說，經多次磋商後：
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周恩來（應係潘漢年之話）乃欲回延安複命，餘乃令張衝陪其去西安，順便往見張學良，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對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協議，以免張再唱抗日高調，以保實力。潘則留京續洽，不料事隔數日，西安事變忽起，當時張衝與周恩來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國難宣言》，於七七事變後，於同年9月22日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日公布。（《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
這段話，既把人名搞錯，誤將潘漢年寫作周恩來，又把日子搞錯，《中蘇互不侵犯協定》是1937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是9月22日公布的，並非“同日公布”。此外，陳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於變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體談妥”，並已告知張學良，為什麼還會發生因蔣不抗日導致西安兵諫的事呢？
原因在於根本沒有談妥。當1936年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討論《國共兩黨救國協定草案》，預定此次會議後，雙方停戰，然後由周恩來南下簽訂正式協議，解決各項具體問題，但是開會時，陳立夫忽然轉趨強硬，轉達蔣介石的話說：
蔣委員長的意思是：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隻可保留三千人，編三個團，師長以上的高級將領一律解職出洋，經過考察半年後按才錄用。共產黨作為一個在野政黨參加政府。（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第231頁）
陳立夫在《成敗之鑒》中也提及“商談內容有四點，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義；二、服從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之指揮；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四、取消蘇維埃組織”（第202頁）。潘漢年曾反問陳立夫：“當初鄧文儀在俄活動，曾養甫派人去蘇區，所談均非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為什麼目前有此設想？大概是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之提議。”（《潘漢年就與南京政府談判合作抗日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1936年11月12日）
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作業，中共當然不可能接受，誰又肯不戰而降呢？潘陳談判遂無結果，蔣介石想收編而不是合作，可見之於他後來所寫的《蘇俄在中國》；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麵著手對蘇交涉，一麵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爾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第72頁）
明言“中共武裝必先解除”，這怎麼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場是“在實行抗日與保存蘇區、紅軍等基本條件下，成立雙方之統一戰線”（見楊天石《民國掌故》，第191頁）。國民黨原在情勢所逼下，答應此一統一戰線，然而何以蔣介石的態度突趨強硬呢？因為陳立夫與蘇聯大使商談互不侵犯條約時，獲得蘇方首肯：“他們（指中共）如果不聽話，你們（國民黨）把他們消滅算了。”（轉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第232頁）這正是陳立夫在回憶中所說的：“這時候蘇聯隻希望能促成中日戰爭，他們就是犧牲了中共，亦所不惜，國家至上，勢所必然。”（《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陳立夫怎麼知道蘇聯肯“犧牲中共”？除了得自蘇方的允諾，哪有別的？蘇聯肯犧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來就不喜歡毛澤東，而且在毛打敗蔣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遲至1948年，斯大林才承認對中共估計錯誤，在二戰後猶直告中共同誌奪權無望，而應與蔣介石“妥協”（modusvivendi）。（見Dedijer，TitoSpeaks，p.322）
蔣介石知道可以蕩滅殘餘共軍，而不會影響中蘇關係，才從停攻延安到猛力進攻延安，毛澤東於11月12日複潘漢年電文中，即有“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之語。（電文見《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三、四期合刊本）這樣高姿態強迫張學良“剿共”，以致引發西安事變。蔣介石事後於《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西安事變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紅軍及蘇維埃等，停止內戰，是不確實的。果真如此，當張學良在洛陽、西安懇求蔣介石結束內戰，一致抗日時，為什麼不說一聲？難道對自己的副司令會有與事實正好相反的隱瞞？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張“剿共”？事實很明白，蔣介石帶著滿朝文武到西安來，氣勢洶洶，就是要大舉“剿滅”不肯接受收編的紅軍的。正因如此，才會有張楊兵諫。蔣介石“通匪”是真戲假做，而張學良竟把老蔣的假戲真做起來，打破了他的計劃，難怪此恨終身綿綿不絕，死也不肯饒恕張學良。
無可懷疑的，西安事變才真正改變了蔣介石的“先安內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蔣介石抗日，乃是被張學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和東北軍在陝西，處境極為苦悶，因為他們不能在東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國人。有一項記錄說，事變前張學良的機要秘書苗劍秋勸他說：“我覺得陝北共黨不過是癬疥之疾，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應該建議蔣先生放下槍杆，同陝北合作對外。”張學良聽了，說：“我的職務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這種想法太渾蛋了！”苗劍秋說：“你才渾蛋呢！放著國難家仇不報，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內戰，你憑什麼資格罵我渾蛋？”張學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說：“你說得對，我們兩個都是渾蛋！”（參閱右軍《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因此，西安事變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張學良和東北軍不願再做渾蛋。他們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去打日本人。
張學良本來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談攏，再由他向蔣介石進言，最後大家一致對外。在跟中共談攏這一點上，他已經成功，中共對他信誓旦旦，甚至“願受指揮、願受監視，任何時候可以隨意譴責”，都無不可。在與中共談攏的過程中，張學良甚至大哭，周恩來也陪他哭（參閱石川忠雄《中國共產黨史研究》），這樣子敲定，當然使張學良感動。於是“各以勿食言為約”後，就等張學良“當向蔣公竭力進言”了。不料他在“向蔣公竭力進言”一點上，始終不成功，他以“巨額私款”接濟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窯堡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兌現中國人一致對外的大希望。
在這種等待中，張學良的心理壓力愈來愈重，深感不達到“竭力進言”是不行了，最後，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蕩下，終於走上了“兵諫”的路子，即使個人遭到任何損失，也甘願為國犧牲了。
蔣介石既已決定打完內戰再說，他飛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服從他的政策，堅不聽張、楊苦勸一致抗日，更嚴厲督責，並加以威脅。最可注意的是，蔣介石在12月9日，即西安事變發生前三日，寫了一封密函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勳鑒：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中正12月9日。（《西安事變資料》第一冊，第11—12頁）
蔣介石的目的，顯然是想經過《大公報》透露他“剿匪”的決心與布置。這種布置當然也同時給張、楊以警告與威脅，可說是蔣氏要達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麵，張學良於一再試圖改變蔣介石不抗日政策失敗後，為了達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於12月12日發動兵諫，劫持蔣介石兩個禮拜。這就是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件。
張學良發動兵諫，主要是他少帥一個人的決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當南京政府懷疑蘇聯策動西安事變，莫斯科十分憤怒，並向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提出抗議。（見《蔣廷黻回憶錄》，第198—199頁）俄國老毛子既與蔣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為什麼以及憑什麼命令素無淵源的張學良抓人？
事變後一日，中共在張聞天的窯洞裏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大多數與會人士讚成。12月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十五人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說是“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又說：“公等果欲自別於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此時中共顯然仍是“討蔣抗日”的立場，然而蔣既不在他們手中，是否“交付國人裁判”，並非他們所能控製。不過，周恩來於12月17日晚上應張學良之請抵達西安後，得以商定和平解決五項條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