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胡漢民討蔣抗日(2 / 3)

西南抗日軍隊出發,以賢初為總師之任,渠以抗日為倒蔣,如能師出武漢,北局有變,一切正可相機而動。(胡漢民致護黃、頌雲,原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

函中的賢初,乃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之字,淞滬停戰後被調往福建“剿共”,然仍不忘抗日,與胡漢民等結合,於1933年4月2日出任“西南抗日軍總指揮”。而此時全國各地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馮玉祥於5月26日在張家口宣布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但這個時候蔣介石仍然在江西“剿共”,並於5月31日授命何應欽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日軍侵占長城以及山海關以北地區的合法化,並同意長城以南的察北與察東地區不予設防,直令華北門戶洞開。胡漢民聞之甚怒,即電馮玉祥曰:“請公立振義師,先就北平擒拿經手訂立妥協之何(應欽)、黃(膺白),即行討蔣以抗日。”(胡漢民致煥公電,原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然而無論西南或華北,抗日討蔣的情緒雖高,但實力(軍力與財力)不夠。胡漢民的“北出長江、推倒國賊”的計劃固然夭折,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在蔣介石的壓迫與分化下宣布解散,方振武、吉鴻昌的抗日討賊(蔣)軍也因孤立無援而失敗。但是胡漢民仍不肯放棄,至10月間仍在積極規劃如何“聲討獨夫,從事抗日”(語見胡漢民致何子佩函,1933年10月19日,原件藏哈佛燕京圖書館)。

討蔣抗日雖是胡漢民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主張討蔣抗日甚烈的中共,仍然是他想要消滅的敵人,敵人的敵人仍然不能成為朋友,反而與敵人蔣介石在反共上有共識。所以當閩變於1933年11月發生時,由於更改國號、換旗、聯共,雖然目標就是討蔣抗日,胡漢民不能苟同合作,堅持討蔣與“剿共”雙管齊下,聲稱“獨裁賣國之南京軍權統治,叛黨聯共之福建統治,必同時清除之”(見胡漢民對時局宣言,1933年12月15日,載《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勇氣雖然可嘉,但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而此時蔣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師,大舉入閩“討逆”,動用海陸空三軍,並親至建甌指揮鎮壓,十九路軍孤立無援,於1934年2月初宣告失敗,被蔣改編,部分殘軍則由陳濟棠改編為粵軍獨立第三旅。

胡漢民在1934年,仍然繼續聯絡各地將領,進行抗日反蔣活動,在軍事上雖然相繼失敗、乏善可陳,然而在政治和黨務上,實已將西南獨立於南京政府之外,頗有效地抵製了蔣介石,如蔣於1932年3月在洛陽召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胡斷然拒絕參加。一年之後,蔣提出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也遭胡等通電反對而被迫取消。原定於1933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亦被迫延期至翌年11月12日舉行。胡漢民仍發表有電,與蔣汪所定議題,針鋒相對,唱對台戲,並譴責南京政府“黨同伐異,自為派係,鉗製同誌,變本加厲”(語見有電,載《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揚言那隻是軍權統治的五全大會,不是中國國民黨的五全大會(參閱胡漢民《為五全大會告同誌書》,載《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開代表大會,宣布蔣介石、汪精衛等“叛黨、賣國罪狀,開除其黨籍”。(參閱胡漢民1934年9月25日致南洋英屬總支部整理委員會函以及1934年9月30日致鄒魯等函)胡漢民如此強硬,倚老賣老,自令汪蔣十分頭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寵惠親自攜孔祥熙函南下,呼籲諒解,動之以情,並邀胡“早日命駕來京,主持一切”,卻被胡刮了一頓胡子,說是不應求“私人間之諒解”,以延誤“國家之危機”,更進而把矛頭指向蔣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軍事領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發號施令,並擅自召集各級文官訓話,又可以組織藍衣黨,企圖以法西斯主義代替三民主義。”(《胡先生為寧粵合作對法報記者之談話》,載《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五期)這種指責不可謂不重,而又難以辯駁,所謂以三民主義相標榜,而行專製獨裁之實,尤其擊中蔣之要害。由於胡漢民的杯葛與譴責,五全大會就沒有開成,另於12月10日召開四屆五中全會。

胡針對蔣之集權,極力提倡均權共治,並得到西南實力派的支持。蔣介石為了爭取胡之諒解,於1934年2月3日與汪精衛擬訂了一項中央與地方如何均權的方案,且派王寵惠、孫科赴港協商。但是胡漢民知蔣並無誠意,托孫科帶回一函,言辭雖然客氣,仍拒蔣於千裏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