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介石與“一·二八”(1 / 3)

蔣介石雖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動作依然不斷,身在奉化老家,並無礙遙控南京政權。他於離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親信顧祝同為江蘇省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主席,又命財長宋子文取走重要財政檔案,再命黃埔弟子賀衷寒、康澤等積極籌組複興社,以鞏固特務勢力。唐縱也透露蔣於下野之初下令組織“十人聯絡組”,又稱“十人團”,分布各地。(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28頁)他為了盡快複出,有借重國民黨內汪精衛及其改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婦一行於1932年1月16日抵達杭州,當晚與蔣團門深談,翌日報紙隻透露“晤談甚融洽”,不及內容,唯融洽屬實,是日蔣汪聯名致電胡漢民,促其入京,已發蔣汪合作的先聲。元月18日,行政院長孫科偕何應欽等飛抵杭州,張人傑、張繼設宴於煙霞洞,蔣汪同時赴宴,狀至愉快。這一批國民黨要員又於宴後辟室會商,決定共同入京。林森與孫科在南京顯然難以應付,外交與財政問題尤不堪負荷。

蔣、汪等於元月22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開緊急會議。再過兩天,孫科就主動宣布辭職,由汪精衛於元月28日繼任行政院長,並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3月6日,國民黨召開中政會,正式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自此蔣委員長成為最高領袖的代名詞,又逐步恢複到一人軍事獨裁的局麵。寧粵決裂時,粵方堅持蔣下野以及撤銷總司令以奪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費。蔣氏不僅迅速複出,而且重握軍權,隻是換了一個頭銜,由蔣總司令搖身一變成為蔣委員長。

蔣汪合作,各取所需。蔣因寧粵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粵方之勢,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種。同時蔣已得罪了胡漢民,另外需要元老級的老國民黨來抬轎子。而汪氏的改組派在粵亦有意識形態的矛盾以及權力之爭,也不難被分化。至於汪本人,無論動機在於共赴國難或政治分贓,於多年流亡之餘,終於有主政的機會,自然難以拒絕。

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變。此一事變,在國民黨史冊上,“不唯表現了我軍犧牲不屈的精神,加強了民族抗戰的意誌,國際視聽亦為之一變”。(台灣版高中曆史教科書第三十二章)其實這一作戰,卻是在對蔣介石有技巧地“抗命”情況下出現的。蔣介石與汪精衛絕不是抗日首義作戰者,他們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他們上台時就批評孫科政府陳友仁對日政策太過強硬,所謂強硬,不過是要和日本“和平絕交”。陳友仁也不客氣地批評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聲言:“餘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衛戍京滬的十九路軍。此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是陳銘樞。1930年形成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當年都是陳銘樞第四團的團附,副官,連、排長。這一陳家班的部隊,由於寧粵談判討論國民黨複合問題時,自江西調到京滬一帶,任衛戍之職,為對寧粵雙方的保證。廣州方麵是不相信蔣介石的嫡係部隊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軍的衛戍京滬,就順理成章了。雖然如此,蔣介石卻始終不放心,因為十九路軍不是他的嫡係軍隊,自然難以絕對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蔣介石的親日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東北,如今十九路軍駐在京滬,礙手礙腳,自所當然。於是,把十九路軍調走,也就是遲早的事。

正在這時候,日本海軍為了不讓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專美於前,也派遣軍艦四艘到上海示威,並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接著又把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同時,上海的日本僑民又從1931年10月12日起,接連舉行居留民大會和遊行,請日本政府迅速用斷然手段徹底解決中日間所有懸案,根本製止中國的反日運動。日本浪人更乘機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撕毀中國商店的反日標語,甚至毆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東打傷中國工人。11月2日,上海又出現了“長江流域日本人聯合大會”,日本僑民三千餘人在會中決議:“日本須斷然膺懲暴戾的中國。”1932年1月18日,五個日本和尚給打傷了,日本僑民兩千餘人,就在20日這天,借口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同時在閘北地區搗毀了中國商店,毆打行人。這些情形和關東軍假借黑龍江的日本僑民請願,向東北進兵“保僑”的手法,如出一轍。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緝拿凶手歸案法辦。但1月21日拂曉,日本浪人兩次放火燒了楊樹浦的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並砍傷了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日本陸戰隊也同時出動。1月22日,日本海軍增派兵艦趕來上海。1月23日,日文報紙傳聲警告,日本艦隊司令和日本僑民宣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製止抗日運動,並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自由行動。

日本人既已橫行至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遂在1月23日上電中央,表示說:“據報:日本海軍及陸戰隊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條件,並聞將取斷然處置。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十九路軍這種決心抗日的舉動,顯然與蔣介石處處對日本低聲下氣的政治不合。於是,他決定立刻調走十九路軍,並且向日本人屈服——答應日本人道歉、懲凶、賠款、解散抗日團體四條件。可是,雖然答應了四條件,日本人還是大動幹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已極為苛刻,而蔣汪南京政府縱使向日本人既磕頭又作揖,可是日本人還是不肯罷休,大出蔣介石意料。蔣介石在1月29日日記中說:“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認,彼亦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衝突也。”(《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發出退讓後又被日本人出賣的哀鳴!

蔣介石原是決心要調走十九路軍的,擬“以憲兵第六團接替第十九路軍防務,俾非戰鬥之憲兵緩衝其間,可保中日兩軍不發生衝突”。但是由於日本人的色急難待,突於28日晚上侵入閘北,“首向中國警察開始攻擊,繼則攻擊中國正式軍隊”。十九路軍不及調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參閱顧維鈞《關於中國政府在滬東開始時決定和平政策之說帖》)

蔣介石調來憲兵第六團固然遲了一步,但是十九路軍方麵有技巧的“抗命”,也產生了鬼使神差的結果。憲兵第六團在1月28日正午到達真如,其實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就在真如,當晚全線抵抗的命令,就發自真如指揮所。

1月29日,《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發出了,義正詞嚴,全文如下:

特急。銜略公鑒:暴日占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凶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28夜12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誌,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軍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豔子印。(1932年2月1日《中央周報》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聲稱“四天占領上海”的,可是,十九路軍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頭。關於十九路軍抗日血戰,中外文字報道極多,但是論得最具曆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這篇文章有一個重要的點破,就是說日本侵略時,“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這顯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態度曖昧。章炳麟這種點破,在另一篇《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太炎文錄續編》第五卷)裏,說得更明白。他說蔣光鼐、蔡廷鍇他們“不及俟命,率所部二萬人迎擊”,分明是說,十九路軍挺身抗日並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獲得勝利,中央也就非常顏麵無光。最要命的一點是:十九路軍的行動,無疑證明了蔣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錯誤。這種錯誤,即使是他的師保吳敬恒也不得不暗中承認,他有一封密件給何應欽,承認“不抵抗”以“保留元氣及實力”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迷夢”,“大難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許”。因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軍連日師共產黨之作戰法”,以跟日本人打個明白,才是正路。——可見連蔣介石師保級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軍的感召,不直蔣介石所為了。

在一·二八事變一開始,十九路軍的負責人之一——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就電呈中央,說:“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賜電調京滬、滬杭兩路友軍來滬增援,毋任翹企。”

當時駐軍在杭州的是八十八師的俞濟時部隊。俞濟時是黃埔一期的,又是浙江奉化人,又是蔣介石親信愈飛鵬的侄兒。這多重背景,正是嫡係的最佳人選。事實上他也是黃埔一期中露頭角最早的。

最早主動提出支援十九路軍的也是俞濟時。據1932年3月1日《蔣委員中正複第八十八師俞濟時師長勖勉調滬增援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俞濟時自杭州呈陷電大意是:“滬案嚴重。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將本師調滬增援。乞示。”蔣介石複電說:“中本日隨政府同人已到豫,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中正。東。”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想“調滬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俞濟時的主動。俞濟時主動提出電文的時間是一·二八事變後的第四天,那時八十八師的任務是“駐防蘇浙拱衛京畿”,離上海最近,“調滬增援”,自然較快。再據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四)《陸軍第八十八師——“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概述》:

1月28日,日軍遂以陸戰隊約六千餘人在艦炮支援下向淞滬進攻。此時第十九路軍之第十九軍(軍長蔡廷鍇)以其駐淞滬之第七十八師首先應戰,駐京之第六十一師及駐蘇常一帶之第六十師,隨亦陸續增援滬上,大戰遂啟。其時餘統率之第八十八師正駐防杭州,中央於1月30日電令本師限於2月5日前向蘇州集結;並令限駐南京之第八十七師宋希濂旅於2月10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區集結,第八十七師師部及孫元良旅、另軍校教導總隊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區集結;中央並委派張治中為第五軍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統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參加淞滬會戰,並均歸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統一指揮。

在俞濟時去電蔣介石後第六天,張治中也有了反應。據2月6日《何應欽部長自南京呈蔣委員中正請以張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師師長並給以軍長名義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何應欽報告蔣介石說:“張文白兄以國難當頭,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查八十七師師長正在遴員,可否即以文白充任,並加給以軍長名義,使其指揮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乞示遵。”蔣介石批複:“八十七師師長以張文白繼任,中甚讚成,請即委如何。中正。齊印。”由這個電文,可以看出,“願率領軍旅效命疆場”增援十九路軍一事,乃出自張治中的主動。(參閱《張治中回憶錄》第二章第四節)即由俞濟時和張治中的主動請纓,可見蔣介石最後同意派第五軍去上海,是出於被動的。而且除了第五軍外,蔣介石沒有再派任何部隊抵上海支援。所謂大家聲援十九路軍,卻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嚷嚷”“幹打雷、不下雨”而已,因為蔣不下命令,誰的部隊都開不上前線去。援軍不至,真的關鍵不在別處,就在蔣介石那兒!即使派出的第五軍,也是疑雲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