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先後打敗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張發奎、閻錫山等國民黨軍頭，以為天下一統，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倆不過是師承孫中山的“聯甲倒乙”，隻是在“分化收買”上青出於藍而已。結果搞掉張三，來了李四，天下並沒有一統。張學良既進關決定中原大戰，解決閻馮，華北與東北也就俱在東北軍影響之下。蔣介石既利用陳濟棠、陳銘樞弄走李濟深，廣東也就是兩陳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舊軍閥以及地方紅軍，亦莫不在內戰中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是以蔣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氣，中國人生命財產受到好大的損失，國家元氣受到好大的傷害，而他統一的天下，實際上仍然不過是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為國府主席，事實上無疑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湊巧的是，蔣介石設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正是在孫傳芳督軍衙門舊址上擴建而成的。
青年黨史家沈雲龍說，蔣介石打贏中原大戰，擴大會議失敗後，“大度寬容”地接納了《太原約法》，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製訂約法，“但為胡漢民所激烈反對，以是發生（1931年）3月1日的湯山事件，引起另一黨內重大政潮”。（沈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第282—283頁）但是蔣要召開國民會議，並非為了民主，更與“大度”無關。胡漢民反對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蔣介石的心術，知其於大勝之餘，欲借約法召開國民大會，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獨攬軍政黨大權。胡氏素主黨治，以黨領軍，當年亟力支持蔣開編遣會議，目的即在於此，而今蔣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以軍事強人一旦成為獨裁之總統，黨無疑將淪為獨裁者之工具，實非心甘情願。
《陳布雷回憶錄》1931年條記道：
2月28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係（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內黃龍巷暫住，此事幾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餘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第83頁）
胡漢民（字展堂）因政見關係辭職，何至於引起政潮，為黨外譏刺，更令陳布雷憂慮國民黨的前途？斯乃陳布雷諱而不隱的筆法，其實大有文章。
其實胡並不反對召開國民會議，而是堅決反對在訓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定約法以選舉包攬黨政軍大權的總統，且以立法院院長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堅不相讓，因此觸蔣之怒。而胡在黨中聲望之高，亦遭蔣氏之忌。中原大戰勝利之前，蔣尚需胡的合作與支持；既勝之後，已到鳥盡弓藏的時候。1931年2月28日的晚上，蔣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漢民夜宴，結果是另一個鴻門宴，但是沒有劉邦溜走的運氣，而遭拘留。目擊者之一邵元衝，留下當日的日記，記之頗詳：
7時應介石邀全體中央委員晚餐之召，赴總司令部。8時頃，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獨令高秘長淩百、吳警廳長思豫招待之於別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諸同人，中曆陳展操縱黨權，把持立法院，抗言國民會議不應討論約法等罪過，累累十九頁，由介親簽名，且有親添注之處，列座傳閱一過，皆噤不作一言。介石並謂此函已與展堂閱過，並欲餘往征展堂之意。展謂“中所列舉，乃悉無故實，餘二載以來以維持中樞，始終黽勉支持，若同人中猶有不滿因而毀謗者，餘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誣也”等語，餘乃出。旋由介石與同人會餐，並力陳國民會議應討論約法，吳、李、蔡、葉、戴諸君皆附其說，10時頃散。是夕，展堂止宿於總司令部介石宅中。（見《邵元衝日記》，第710—711頁）
所謂宿於總司令部，實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準回家。邵所記與胡自述（參閱《胡漢民自傳續編》，載《近代史資料》1983年第二期）若合符節。翌日，蔣介石在國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漢民，辭去本兼各職，並囑邵元衝與侍衛長王世和，將胡押送至湯山俱樂部幽居。邵雖是蔣的親信，但於囚胡一事，一開始即不以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於私下的日記，且時時“赴湯山訪展堂”。3月8日，又由邵元衝偕同首都警察廳長吳思豫與戴季陶，赴湯山把胡漢民接回城內雙龍巷寓次軟禁。3月20日，首都警察廳長又杜絕雙龍巷內之交通，不許汽車通過，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3月24日下午5時，邵元衝、張默君夫婦前往雙龍巷看望胡氏，守衛者不許張默君登樓，隻準邵元衝一人入內。到4月25日，連邵元衝都被擋駕，令他“意極煩懣”，然亦無可奈何。翌日，蔣介石還特別告邵，不要與胡往來，令邵忍不住借讀《劉子政新序》，在日記中發牢騷，有謂：“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鬥，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衝日記》，第711、714、717、718、726—727、739頁）胡漢民實際上是蔣介石的師長輩，古之皇帝猶不侮其臣，而蔣侮胡至此，更何況胡為蔣抬了兩年的轎子，難怪連邵元衝都有“世道衰熄”之歎！不過，邵遠衝還是照做蔣的國府委員兼立法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