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蔣介石的要求，撤換季山嘉等。斯即陳公博所指出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即蔣介石所稱的“史顧問”，於事變後，仍謂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但是此一對蔣妥協政策，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或布勃諾夫的決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針，他堅持中共尚無力單獨完成革命，必須要聯合國民黨先完成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參閱Brabdt，Stalin’sFailurein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張，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堅持，蔣介石竟成為斯大林錯誤政策的受惠人。
由於決定對蔣妥協，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麵當然反對“反蔣同盟”，以為會造成國共破裂的“災難性後果”，於是讓“蔣介石對右派和左派輪番進行打擊，從而把愈來愈大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393頁）中共方麵雖已有人確定蔣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張決裂與反蔣，但是蔣於事後目的已達，展開雷厲風行的反右行動，再加上在第三國際大力影響下，亦隻好繼續與蔣合作。在此情況下，汪精衛變成光棍主席，若不負氣出走，豈不要成了蔣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蔣於致張靜江函中還要作態說風涼話：
靜江先生大鑒：刻閱精衛先生致兄一書，其意不願複出，殊堪駭惶，事既至此，弟亦隻可休養以償共同進退之約，請兄設法力促其出來任事，以安人心，否則弟必請兄出來，即以《民國日報》通訊。弟中正頓首。（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原件影印）
還要“共進退”哩！這封信主要還是請他的老搭檔出山。汪精衛當然不會讓蔣介石任意擺布，在那種情況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陳璧君更馳函罵蔣，蔣於4月9日複汪書，極盡矯情、狡猾與無賴之能事，不僅將責任推給別人，而且還要口口聲聲與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說“革命事業欲期其成，弟固不能離兄，而兄亦不可離弟”，還說“弟自信與兄無論相隔至如何之久遠，精神絕無貳注”，更假惺惺地說：“如有益於黨國、有利於貴恙，即刎頸謝罪在所不計。”（長函原文見《自反錄》第三卷，第44—49頁）汪氏夫婦於4月初已離省赴港，於5月11日乘輪前往法國馬賽，形同流放。在香港時，汪曾作了一首雜詩，很可見其怨憤的心情：
處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嫌。
水清無大魚，此言誠詹詹。
汙渚蚊蚋聚，暗陬蛇蠍潛。
哀哉市寬大，徒以便群僉。
燭之以至明，律之以至嚴。
為善有必達，為惡有必殲。
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兼。（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第59頁）
汪精衛無疑是中山艦事變的最大犧牲者，被蔣介石的野心所犧牲，為俄共的政策所犧牲，還要被蔣介石反咬一口，認為出走是心虛，而有口難辯。然而青史有眼，汪畢竟於此事問心無愧，責己已周，責人無嫌。他終於深刻體會到政治的肮髒，汙渚中“蚊蚋”雜聚，還有潛伏在他身邊的“蛇蠍”，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為了便於國共合作，向蔣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並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終必明朗，且以善者必達、惡有必殲自慰。在台北曾任國民黨關務署長的周德偉認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內容均非實錄，不過借以排汪而已”。（《餘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寫稿本，第112頁）汪精衛此次挫敗於蔣介石之手以後，永難脫離蔣氏陰影，蔣之飛黃騰達，汪之身敗名裂，恐未必善者必達，惡有必殲！抗戰以後，汪精衛降日，蔣於1938年12月24日日記中竟將“今日通敵圖降”與昔日“投共賣友”掛上鉤，重申汪“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之謊言。（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第1325—1326頁）
總之，汪精衛一走，蔣介石便成為國民黨的老大，在俄共“妥協懷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負重”下，接受蔣事先擬好的“黨務整理案”，共產黨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均退出部長職位，使蔣更大權獨攬，儼然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頭號人物。不過，蔣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必須要靠蘇俄的軍援、經援以及中共的協助，故於4月中被選為軍委主席後，即向國民黨右派開刀，於17日要求取消孫文主義學會，23日免去吳鐵城公安局長職務，以及於5月9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國的胡漢民。這些舉措，果然贏得蘇俄的好感，以為蔣畢竟不是右派，隻是個人英雄主義，仍可利用。鮑羅廷回到廣州後，雖知蔣有嚴重缺點，但除蔣之外無人可有力打擊右派反革命陰謀，實際上更願意與蔣合作，接受其條件。至5月12日，蔣介石提出“黨務整理辦法”，規定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將參加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執會主席，不允許國民黨參加共產黨，以及共產黨員任職國民黨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以蔣介石為革命重心。（參閱Wil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19）至此，蔣不僅違背孫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軍事獨裁，並向鮑羅廷直言：“革命不專製不能成功。”（《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1926年5月16日）鮑羅廷居然一一接受，並以蔣嚴重打擊右派為慰，遂全力支持蔣。大陸學者一般將俄國顧問與中共方麵對蔣之退讓，視為“右傾錯誤”（見盧晃持《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曆史原因和蔣介石兩麵策略》，第81頁），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並非一時的錯誤。老毛子想利用蔣介石，竟不知被蔣介石耍了。《中國革命之悲劇》一書的作者艾薩克斯（HaroldR.Isaacs），將蔣介石譬作守地獄門的“三首犬”（cerberus），一首向右，實屬戴季陶的頭；第二首向左，乃蔣戴假麵具的頭，滿口左傾與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間，麵向猜忌與野心（見艾氏著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90），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左派將軍”或“紅色將軍”蔣介石的臉譜，絕對是張假麵具，隻是老毛子被蒙在鼓裏而已。斯人之內右外左，早可見之於自俄歸國後寫給廖仲愷的信，見之於與右派巨子戴季陶、張靜江等的不尋常關係。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前，蔣介石日記處處可見對汪精衛與季山嘉的怨憤、疑懼和批評，覺得自己在左派設計的陰謀之中，以至於容易被認為“自1926年1月起，蔣介石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以及汪精衛之間的矛盾急遽尖銳”。（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第431頁）然而這種急遽尖銳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為他們一直是把蔣當做反右的左派同誌看待的。一些具體的不同意見，原來並不尖銳，如北伐問題並無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問題，而是到不到時機的策略性問題。由於季山嘉覺得北伐尚非其時，爾後有蔣北上與馮玉祥的國民軍聯係以及練兵的建議，汪精衛豈有反對之理？蔣本人亦一度甚為讚同，最後卻作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參崴陰謀的“事實根據”！最根本的是，檔案資料充分顯示，無論汪精衛或俄共方麵，對蔣絕無陰謀之可言。即以理據而言，俄共於事變之後還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於事前搞掉他？然則，蔣介石於中山艦事件發生前三個月日記中所表現的心態，顯然是把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左派勢力當做假想敵，不斷而劇烈地自製矛盾，把一些尋常的事刻意擴大與扭曲，把疑慮轉化成陰謀，幾成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敵人，當做鬥爭的對象，並作為采取斷然軍事行動的借口與根據。此一心態實已見諸事變前一日蔣氏的日記：“19日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引自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47頁）是以若認定國民黨右派之挑撥和煽動為引發中山艦事變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蔣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裏，一貫以左派為敵的事實。
蔣介石以左派為敵，並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於其個人權力有礙，如果真誠合作下去，固然有利於革命事業的發展，卻不免為他人做嫁衣裳，絕對建立不起蔣家王朝。國民黨右派自1924年改組後即處劣勢，可為己用，而不致受製於人。右派顯然於中山艦事變前後興風作浪，為虎作倀，然當老虎與北極熊談妥條件，卻又被虎魚肉；後來老虎稱王，卒成虎倀之下的蝦兵蟹將。蔣介石左顧右盼而左右逢源，處處有利於個人權勢的締造、野心的滿足！
中山艦事變可說是蔣介石生平的一場豪賭，雖一家獨贏，然贏得險象環生，並不如一般強人強悍作風的印象。事發當晚何香凝曾向蔣責問，蔣“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台上哭了”（引自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第443頁）。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對蔣“稍加責言”，蔣則“百方道歉”。（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34頁）隻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堅持國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俄國顧問遂千方百計向蔣妥協，以為反蔣會導致國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衛已著手組織的“反蔣聯盟”。設若“反蔣聯盟”組成，獲得中共與俄國顧問的支持，豈蔣介石及其第一軍可敵？如果蔣因中山艦事變弄巧成拙而一敗塗地，則其政治生命勢必就此結束，更無論蔣家王朝之興，亦雲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