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掊擊函件”，不見於任何一種蔣介石集，有意隱其惡聲，是顯而易見的，隻奈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竟錄之於黃埔校史，被李敖發現。許崇智被人整到如此地步，還誤將“處心積慮”想作“受人挑撥”。不過，若非汪支持蔣，計必不能得逞。汪並無驅許的必要，隻是聽從了蔣的要求，汪的確以國府主席及軍委主席之尊，於9月18日授蔣以廣州衛戍司令身份，“全權處置粵局”，不啻給予倒許的合法性。益知汪當時為蔣之殷勤所迷，以蔣為可以“傾談”與“親愛”的老弟，不惜左袒其作為。從事後看，汪顯然被蔣利用了。
驅許未久，又來了熊克武及其川軍。熊字錦帆，早年參加革命，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軍人身份被選為中央委員，可知受孫中山知遇之深。孫準備北伐，熊即率師自貴州欲經湖南入粵，然為趙恒惕所阻。當熊於1925年9月24日抵達廣州，孫已逝世半年，但仍受到國民政府要員熱烈歡迎。孰料廣州衛戍司令蔣介石突於10月3日，將熊及川軍將領餘際唐、喻培棣、劉棱、熊曉岩、王子騫、吳庶鹹等拘留，並送往黃埔，後來囚禁於虎門炮台。10月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一次會議，提出“熊克武私通敵人、危害政府”案，決議將熊“先解除本會執行委員職務，聽候本會審判”。（李敖藏會議錄原件）
所謂“私通敵人”，指與陳炯明勾結，所謂“人證俱獲”，指有陳炯明手下張織萬的供詞，以及陳炯明給熊克武的親筆信雲雲。但關了兩年之後，蔣介石兵力抵達上海，致電李濟深釋放熊克武等人，說是由於“共產黨人誣毀所致”。然而“人證俱獲”的昭然罪狀，卻毫無共黨誣毀的痕跡。至少熊本人不以共黨誣毀為然，所以後來投了共，以民革中央副主席終。反而蔣介石誣毀老同誌的政治動機，倒是十分昭然。熊是具有中央委員頭銜的實力派軍人，無論黨、政、軍以及革命背景，都在蔣之上，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蔣好不容易把許崇智請走，豈肯讓熊克武再來插一腳？所以熊等一行，席未暇暖，蔣介石就迫不及待采取行動，誣毀熊等將領，導致已達粵北的川軍北撤受損，再因失去領導而全軍潰亡，削弱革命軍的實力，在所不惜。蔣之得逞，再一次顯示國府主席汪精衛猶未察蔣介石的野心，受其慫恿，任其所為。
蔣介石於拘捕川軍將領之時，又大舉東征，以周恩來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欲徹底蕩平陳炯明的武力。10月13日下午兩點起，開始總攻惠州，14日下午四點半結束，整個攻城作業是俄國顧問加俄國大炮，象征陳炯明一生大業的最後據點——惠州，惠州夙稱天險，有宋以來從未破城，就在外國現代大炮下擊毀了。10月17日的《士蔑西報》（HongKongTelegraph）報道說，鮑羅廷於惠州攻下次日，專車抵達石龍，轉赴前線視察，蔣介石親迎之於車站。國民黨創辦的黃埔軍校得自俄國的幫助，俄國顧問前來培訓，並且俄艦運來大批槍炮，早在1924年10月7日，第一艘運械俄艦直抵黃埔，運來“山炮、野炮、長短槍支、輕重機關槍及各種彈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冊，第2頁）這次蔣介石借赤俄之刀，消滅了“革命老同誌”陳炯明，達到了斬草除根的心願。他並不諱言老毛子的功勞，甚至還要拍馬屁，說“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以說是蘇俄同誌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的效力”，更大言不慚地說，如果蘇俄同誌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意受他們的指揮；不但不足為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三冊，第20頁；另參閱《蔣介石年譜初稿》第473頁，未刪改之原文）不足為恥嗎？這種說法已經可恥，更可恥的是，蔣介石說此話實乃言不由衷的權術運用。
陳炯明失敗下野後，整個廣東的革命根據地好像是穩固了，其實第二次東征的捷報大大地穩固了蔣介石個人的權勢。而適於此時，國民黨準備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初在北京的中執會政治委員會電請各執委到京視孫中山病，並擬於五個月內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李敖藏第六十四次會議錄原件）然於1925年3月5日召開的第六十六次會議上，胡漢民提議“為自由安全討論黨務起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應在粵開會，決議通過（見李敖藏原件），汪精衛又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名義，於10月31日致函再度肯定廣州為中執會以及國民政府所在地，會議須在廣州召開，終於1925年12月4日發出231號通告，駁斥北京西山會議派“反革命”言論，強調“吾黨之革命策略不出於聯合蘇俄”，並“決定第二次全國大會會期為明年1月1日”。（見李敖藏原件）
當大會於1926年元旦在廣州召開時，蔣介石與譚延闓兩人具名，繼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與宋子文的財政報告之後，作軍事報告。毛澤東則以代宣傳部長作工作報告，此為蔣、毛同列重要政治會議之始。（見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人員名單》原件）
元月6日那天下午，蔣介石以“東征英雄”，“身披鬥篷大衣，足登高筒馬靴，用濃重的浙江口音在會上作軍事報告”（《張國燾回憶錄》），極引人注目。報告完畢，由於東征勝利，全場歡呼，起立致敬（見《政治周報》第六、七期合刊本），在此聲勢下蔣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僅比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少一票。汪蔣政軍體製儼然形成。此前，蔣尚是一介武夫，黨政地位在毛澤東之下，即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亦非七人主席團之列，與權力核心還沾不上邊。然而二大之後，蔣氏直線躥升，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但是抬轎子的大都是左派激烈分子，蔣是以“紅色將軍”的形象出線的。蔣與汪打得火熱，口口聲聲“汪主席”“汪黨代表”，汪對蔣亦別具青眼，以“練成真正的革命軍隊”相期許。蔣之左傾言論，亦贏得蘇俄顧問的好感，以為出現了革命反帝的軍事強人，可以達成統一戰線的任務。哪裏料得到，強人“逼宮”之勢，已迫在眉睫了。
二、3月16日以後，汪已病不能與，18日夜自國府回家以後，即臥床不起。當時廣州數經變亂，人才凋零，四方引進賢才之不暇，安有去蔣之理。
三、中山艦噸數不大，海行更難，而且中國海以北遍布北洋軍艦，中山艦捕蔣以後而能謂可以直送海參崴，雖婦孺皆知為滑稽之事。
四、3月18日下午，當軍事委員會會議，汪提出撤換中山艦長李之龍而易以潘文治，後以無人和議，事遂暫擱。當時有會議筆錄可查。即譚組安（延闓）亦與議，可以相問。雖無人和議，人皆以為李之龍為蔣之得意門生，李之龍之為中山艦長由蔣保薦，今撤換未得蔣之同意，人遂不敢附和。
五、3月20日之後，共產黨猶極力擁蔣。4月初旬北京俄使館猶會議對蔣問題，蔣之顧問士板諾夫（切列潘諾夫Stepanoff）演說：無論蔣之為人如何，必須用之以完成國民革命。此事載之張作霖搜出俄使館之文件（《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現在上海南京路英國書店KellyandWalsh可以購買，當與臆造者不同。我絕非在今日猶為共產黨說法（話），不過證明汪更無與。
再說，蔣介石於事發之當晚去汪府探視，留下一段日記：“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但這一段還是經過修飾的，南京二檔所藏原文則是：“傍晚，訪季新兄病，見其怒氣衝天，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因歎曰，政治勢力惡劣，至於此極，尚何信義之可言乎。”（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48頁）留下一個有力的旁證。
試想一個陰謀害人之人，被害人來見，即使不窘態百出，哪可能“怒氣衝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無疑蔣氏自承，為了“政治勢力之惡劣”，可以不講道義。汪之所以“怒氣衝天，感情衝動”，豈不即因蔣之不講道義乎？不過仍然使人難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氣壯，何以躲避，最後更黯然離國？俄國人既知“‘三二○’事件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黨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動”（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此伐》，第373頁），為什麼連平定“半暴動”的意願都沒有？蔣既於呈文中自請從嚴處分，何不將計就計，對蔣於3月20日擅自全城戒嚴、大肆捕人、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以及監視蘇俄顧問與國府主席等妄舉，作出製裁？蔣固然有軍隊，但隻有第一軍在他直接控製之下，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以及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與尚未成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對蔣之“反革命”行為不滿，提議“嚴厲反蔣之法”。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也看到，“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周恩來選集》上冊，第120頁）在此種情況下，汪精衛以國府主席之尊兼軍委主席理當聯係各軍，對蔣作武力製裁。事實上，汪於事變後，在群情激憤下，確有所行動。陳公博記得汪精衛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見《苦笑錄》，第37頁）據作家茅盾回憶，當時汪曾說：“二、三、四、五、六軍聯合起來，給我打這未經黨代表副署、擅調軍隊、自由行動的反革命蔣介石。”（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第307頁）毛澤東還去找陳延年與季山嘉，主張強硬，認為蔣介石是投機，如果示弱，他就會得寸進尺。（見茅盾《中山艦事件前後》，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三期）製裁蔣介石的“反蔣聯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關鍵在蘇俄。蘇俄與第三國際方麵於“三二○”事變爆發後，頗感吃驚與不解，最使他們不解的是“左派將軍”蔣介石，怎麼會做出右派反共反蘇的事來？所謂左派、右派，最具體的劃分，乃是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時，讚成聯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對者則為右派，在俄國人看來，蔣介石一直是左派，大為吃驚即在於此。但初步與蔣接觸之後，認為蔣之“斷然措施”，並非真正的反共反蘇，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虛榮心與權力狂在作祟，而蔣於事後，也有此種表示，諸如釋放李之龍，逮捕歐陽格、吳鐵城等，乃鬆了一口氣。為了繼續國共合作與維持反帝統一戰線的大方針，俄共決定盡量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