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水平與消費模式和碳排放增加正相關。人口規模、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生產與消費模式的變化為載體發生作用。作為衡量一國居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標，居民消費水平對碳排放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直接的碳排放，即居民生活消費對能源的直接消耗產生的碳排放；二是間接的碳排放，即支撐居民消費需求的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的發展所引致的能源消費及其碳排放。1985年至2011年，中國居民消費水平持續提高，人均年度消費額從673.20元升至15160.89元，增幅達21.52倍，年均增長率為12.73%，財富增長刺激了人們消費的欲望，而消費增長帶動了能源需求的增長，無疑對碳排放產生了直接的促進作用。
彭希哲、朱勤應用STIRPAT擴展模型，考察近30年來中國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居民消費及技術進步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研究發現，居民消費與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已超過人口規模的單一影響力。居民消費水平提高與碳排放增長高度相關，居民消費模式變化正在成為中國碳排放新的增長點；人口結構因素中，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通過對化石能源消費、水泥製造及土地利用變化等的影響導致碳排放增長；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生產的影響大於對消費的影響，其對碳排放影響的主要途徑是生產領域勞動力的豐富供應；家庭戶規模減小導致人均消費支出的增加及總戶數消費規模的擴張，以家庭戶為分析單位考察其對碳排放的影響具有較高的解釋力。中國近30年來碳排放的解釋因素按其影響程度的大小（按各自變量標準回歸係數的絕對值衡量）依次為：人均消費額（39.28%～40.45%）、人口結構（30.97%～36.24%）、人口規模（21.79%～26.33%）、碳排放強度（2.50%～3.80%）。
由模型擬合得到的各自變量回歸係數可知，該階段中國碳排放總量對各影響因素的彈性（即影響因素變化1%所對應的碳排放總量變化的百分比）分別為：人口規模彈性1.05-1.26，人口城市化率彈性0.56，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彈性2.67，家庭戶規模彈性﹣1.38，人均消費額彈性0.30-0.32，碳排放強度彈性0.03-0.05（彭希哲，2010）。
3.2.2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因素
考察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研究比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提出和實證。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格魯斯曼（Crossman）和克魯格（Krueger）在分析NAFTA協議的環境效應時，根據經驗數據首次實證考察了“環境-收入”倒U形關係的存在，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概念。其基本內涵是，假定在沒有環境政策幹預的情況下，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生產過程中排放的汙染物規模有限，環境汙染的程度相對較低；在經濟起飛、工業擴張階段，環境資源消耗迅速加大，環境汙染與破壞加重，環境承載能力和自然再生能力受到挑戰；在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經濟結構優化，財富積累增多，人們有條件運用經濟發展的成果和科技進步的手段來減少汙染和人工修複環境，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和提高，經濟與環境逐步協調，人與自然趨向和諧共生，整體上一個國家的環境汙染變動趨勢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呈現一種倒U形曲線關係（SoumyanandaDinda，2004）。
碳排放與經濟總量。盡管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在學術界存在爭議，特別是這一理論被一些學者簡單地解釋為在一國工業化的起飛階段，環境惡化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避免，容易導出“先汙染、後治理”的宿命觀點，被人廣為詬病。
但國際國內廣大學者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經濟發展和環境質量之間的庫茲涅茨倒U形關係確實存在（李達，2007），1991年，格魯斯曼（Crossman）和克魯格（Krueger）對全球環境監測係統（GEMS）的城市大氣質量數據做了分析，發現SO2和煙塵符合倒U形曲線關係，頂點在4000美元~5000美元；而大氣懸浮顆粒含量隨人均GDP增長而升高。2011年出版的《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2011）》，根據1960-2004年45年間38個國家相關數據的經驗統計分析，認為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確實是一種倒U形的關係，即高速增長必然帶來高碳排放，而隨著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碳排放會逐步下降（薛進軍，2011）。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拐點之前，產出規模是影響能源消費、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關係的重要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