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世界第一，雖然國內采取了很多積極的措施，但增速還是比較快的。中國的人均排放也接近於或者是相當於國際上的人均排放水平，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在國內實行科學發展方麵，中國確實麵臨著非常大的挑戰。國際上，經濟增長和溫室氣體的排放有一個規律：隨著經濟的增長，二氧化碳的排放或者溫室氣體的排放也在增加；當經濟增長到一定的水平，二氧化碳的排放會出現穩定；然後出現拐點，隨著經濟的增長，還會下降。中國現在正處於爬坡的階段。中國在警惕西方國家使用資源、環境“兩根大棒”打壓的同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必須關注全人類的命運。
2.1.2中國的城市化進入發展加速期和成長關鍵期
1979年，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Ray M.Northam）在其《城市地理》一書中把世界城市化發展過程所經曆的運動軌跡形象地概括為一條稍被拉平的S形曲線，即城市化率在30%之前和70%之後發展相對緩慢平穩，在30%-70%之間發展最快。（圖2-2）中國目前正處於這樣一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區間。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中國的城市發展亦有悠久的曆史。然而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由於深受重農抑商的社會製度約束，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呈現長期的超穩定性特征。而作為社會結構轉換的城市化現象是近現代工業化的產物，城市化在中國的啟動日程一直推延到20世紀中期。1949年中國城鎮人口比重為10.64%，剛剛達到10%的國際城市化起步標準。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隨即開始進行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進程才在中國啟動。根據城鎮人口比重的變化情況，中國 50年的城市化進程大致經曆了4個時期。
一是城市化健康發展時期（1949-1957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中國城市化進程也隨之啟動。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複，中國很快進行了大規模城市建設和城市改造。1953年開始實行國民經濟的第一個5年計劃，拉開了工業化的序幕，依托城市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3年是中國城市化的真正啟動之年。這一階段中國城市化起步在很大程度上與工業化起步密切相關。
二是城市化曲折發展時期（1958-1978年）。1958-1960年，中國曆史上發生了所謂“大躍進”運動，出於政治動機提出一些嚴重脫離實際的生產指標。為了實現這些指標，全國各行各業掀起大煉鋼鐵的熱潮，這一階段城市人口劇增。
這種城市化進程完全違背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發展規律，是一種不正常的城市化。大躍進使中國經濟陷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困境，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城市發展方麵實行了反城市化政策。在這一時期，城鎮人口絕對數量減少。1960年政府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規劃”，1964年則更進一步調整了市鎮建製標準，撤銷了一批城市和大量城鎮，中國城市化進程出現倒退的狀況。
從1966年開始，中國發生了曆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間，城市企業大麵積停產，農村生產無序，國民經濟衰退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這一階段，由於組織了大量城市人口外遷等原因，中國城市人口數量銳減，城市化進程處於停滯不前狀態。
三是城市化初步發展時期（1979-1996年）。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了通過改革開放促進發展和現代化的方針。在這一時期，改革中心在農村，並逐步在城市進行試點。由於經濟的複蘇與發展，國家開始重新重視城鎮的發展，並適時適度地在1979年前後實施了一係列新的政策，從而使城鎮人口、特別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加快。1983年以來，隨著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小城鎮和農村集鎮得到迅速發展。1984年國家頒布了新的戶籍管理政策，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鎮務工經商和進鎮落戶；同時國家又調整了60年代以來的市鎮建製標準，從而使全國城鎮數量迅速增加。另外，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全國城市經濟開發區不斷增多，特別是沿海地區一些大城市通過設置各類開發區，使城市麵積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總體目標和基本框架，城市作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中心，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中心城市均得到發展，城鎮數量迅速增加，城鎮人口比重也明顯上升，達到了城市化快速階段的臨界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