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研究思路和章節安排
應該說，選擇從城市價值的角度研究低碳城市是有一定難度的。“城市”和“低碳”都是綜合性很強的概念，如何在城市價值的視角下將這兩個綜合的複雜概念整合在低碳城市的概念裏，並給出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評價指標體係，是本課題的難點所在。
從“城市”講，對於“城市”這樣一個基礎範疇，中外學術界也無法形成一個普遍認可的概念。“城市從根本上說是人的共同生活的最高的、最複雜的形態”（斐迪南滕尼斯，1999）。迄今為止，社會科學還沒有一個課題的複雜性能夠超過“城市”這個命題。城市的複雜性首先體現在其“雜”上。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容器”，是人類曆史和現實中最重要的物質、精神和製度文明成果集聚並得以保存、傳承、發展的空間載體，即使是那些曆史不長、功能單一的資源性城市，也是一個“萬花筒”，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予以把握。其次，城市的複雜性還體現在其“動”上。與一般具有明確邊界的封閉“容器”不同，這個“容器”還是一個開放的、隨時都在流動和變化著的研究對象，大規模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與這種價值流背後的各種社會經濟關係縱橫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係統學學者將其看作是一個“自組織體”，是一個開放的複雜巨係統，要把握這個巨係統的運行規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再次，城市的複雜性還體現在其“變”上。
城市不僅有“收納”功能，而且有“生產”功能，是一個有生命孕育能力的活的“容器”，是新的先進文明誕生的“搖籃”。城市產生以來，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最富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文明成果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在城市孕育並成長為主流文明形態的。城市在集聚著人類文明正向的、積極的具有時代標誌性的精華成果的同時，也集聚著導致既有文明破產的反向力量，是各種矛盾的集合體，是各種變革的發源地，而這種變革的發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矛盾運動過程。
從“低碳”講，“低碳”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的、經濟的、環境的或氣候的概念，在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低碳”應更多地反映人與自然、國與國、城市與農村、城市與城市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係，是一個關乎政治、經濟和文化精神的“發展”概念（Stern N，2007）。當科學家以氣候變化為標準為人類發展畫出一個明確的“蛋糕”極限的時候，既得利益的不同群體對“蛋糕”剩餘空間的爭奪，為“低碳”概念平添了濃烈的“火藥味”，不少學者認為“低碳”是西方發達國家尋求新霸權的“陰謀”。事實上，英國人首先提出的低碳經濟理論，是為發達國家占據國際經濟的製高點，以低碳貿易作為國際貿易準繩來牽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服務的。低碳貿易可以讓英國人利用低碳技術來重新領導世界經濟。在這種背景下，如果一味沿襲西方國家的邏輯，從消極的降碳角度研究低碳城市，很可能誤入西方發達國家的“圈套”，對正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關鍵時期的中國城市並非好事。
鑒於這兩個概念本身的複雜性，如果僅僅為了完成課題，最簡單的辦法是繞過“城市”，以相對成熟的技術、經濟、環境或氣候變化等學術工具來為城市降碳提供意見——就像許多學者所做的那樣，而且在事實上許多城市決策者也認為隻要降低碳排放、完成節能減排指標就是低碳城市。筆者之所以選擇從城市價值的角度研究低碳城市，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城市學是筆者多年的學術興趣所在，自2001年研究烏魯木齊城市發展戰略時提出城市價值鏈理論以來，10多年來不斷深化對城市價值的研究，先後出版了《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報告》、《中國城市價值報告》、《中國城市品牌價值報告》等多部專著，有一定的理論支撐；二是因為中國低碳城市建設的“泡沫化”現象，實踐上絕大部分城市把建設低碳城市作為一個時髦的概念和應對氣候變化及完成節能減排任務的應急措施來做，沒有真正把低碳城市建設和生態文明及科學發展觀結合起來，缺乏自覺有序地推進低碳城市建設的持久動力，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低碳城市的理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