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氣候變化催生了人類文明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全球性轉型，低碳城市是全球文明轉型的產物；低碳城市絕不僅僅是急功近利的城市“減碳”手段，而是探索如何在資源環境約束條件下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城市發展模式，是生態文明在城市的實現載體；低碳城市不僅要研究“低碳”，更要研究“城市”，研究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的價值及其發展規律；以城市價值鏈理論為指導，在係統分析城市價值的基礎上構建中國低碳城市要素分析模型和指標評價體係，為中國低碳城市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1.1研究背景
1.1.1氣候變化與人類文明轉型
早在1896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斯凡特·阿雷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就預測：化石燃料燃燒增加大氣中CO2濃度，從而導致全球變暖。根據氣象觀測資料，過去100多年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0.74C，與此同時，人類向大氣中排放了大量的CO2和其他溫室氣體，大氣CO2含量濃度增加了60%左右。美國NASA 戈達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NASA）主任James Hansen 呼籲：大氣中的CO2濃度已經到了危險水平（385ppm 是“引爆點”，2007年是383.1ppm）。控製大氣中CO2濃度，人類社會刻不容緩。研究表明，隻有到2050年將大氣中CO2濃度控製在工業化前（18世紀60年代前的280ppm）水平的2倍（560ppm）以內，才可能避免發生極端的氣候變化（顧朝林，2009）。
氣候變化以及工業文明發展中日益凸顯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和人類精神危機，引發了人們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思考（Ewing H，etal，2005）。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女科學家蕾切爾·卡遜以《寂靜的春天》揭示了傷害自然必然危及人類自身生存的事實，提出了人與自然共存共榮的問題。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討論並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同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提出了均衡發展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人們開始對工業文明進行了初步反思，各國政府開始把生態文明保護作為一項重要的施政內容。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萊斯.R.布朗出版了《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一書，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問題。
1983年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該委員會1987年發布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對可持續發展作了理論表述，形成人類建設生態文明的綱領性文件。1992年裏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大會上《21世紀議程》中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理念，標誌著人類文明一個新時代——生態文明時代的來臨。
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的救贖之道。從廣義角度來看，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後的新型文明形態。它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為基本準則，建立新型的生態、技術、經濟、社會、法製和文化製度機製，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強調從技術、經濟、社會、法製和文化各個方麵對傳統工業文明和整個社會進行調整和變革（曲格平，2010）。與工業文明相比，生態文明的核心價值在理念層麵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製度層麵是生態優先的製度體係，在物質層麵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當文明掙脫了環境可持續性的韁繩之後就會麵臨崩潰的威脅。工業文明的本質是資源型經濟，其生產和增長依賴於大量的資源投入。而自然資源並不是無限的，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持續地破壞生態係統，最終會導致總崩潰。正如《增長的極限》所說的那樣，“如果讓世界人口、工業化、汙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像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的增長極限將在今後100年中發生。”而地球的增長極限意味著整個人類生存環境的毀滅。事實上，這種災難正在不斷逼近，核輻射和核汙染、臭氧層破壞、土地荒漠化、淡水危機、能源危機、氣候變暖、物種滅絕等，每一種都關係到人類未來的生存。僅僅其中之一的全球氣候變化便足以讓人們惴惴不安。人類隻有以平等的心態調整同自然的關係，才能擺脫巨大生態風險，遠離滅頂之災。生態文明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需求，是人類未來發展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