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依稀發黃的卷本裏，那些逐漸模糊的背影中，中國第一個女飛行員林鵬俠、民國四大阿訇之一的王靜齋、在“中國的西北角”裏完成《塞上行》的範長江、在騰格裏沙漠邊促成中國沙漠學的竺可楨、在毛烏素沙漠裏穿行後發現中國農牧交錯帶的侯仁之，在他們的筆紙之下，又是一個怎樣的寧夏？
一 林鵬俠：中國第一女飛行員的峽穀俠影
1932年4月18日早晨，從蘭州出發駛往寧夏的一個牛皮筏子正作著出發前的準備，當時乘坐的30多人中，有一個南方人模樣的女性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中國第一個女飛行員林鵬俠。
林鵬俠的祖籍在福建莆田，她的父親是新加坡的橡膠大王。林鵬俠早年曾留學英國、美國，“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她正在新加坡幫父親料理橡膠園，突然接到母親從國內發來的電報，要她立即動身回國。回到國內，母親對林鵬俠說：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際，你們生為大中華國民，如果不能為國家雪恥分憂，那就是厚顏偷生，對家庭來說是不孝，對國家來說是不忠。
林鵬俠的母親讓子女們看自己派人搜集的西北地區有關資料，並向他們說：“吾國之國防當在西北，而非全在東南。”她指出：東南地區雖然富庶，但已經被西方列強盤踞，中國假如沒有西北作為後盾，恐怕難以保全。要複興中華民族，完整錦繡山河，就必須鞏固西北的國防，“可惜西北氣候嚴寒，交通梗阻，國人視為畏途絕域，相戒無前。政府及人民，不早並力關心，吾恐一角版圖，仍將隨時易色。一旦大戰再起，我且盡失根據，永入沉淪。”說到這裏，老人淚流滿麵，長久地注視著子女們，突然破涕為笑並對林鵬俠說：你作為一個女子，假如能夠前往西北考察，尤其能打破國人對西北的畏難心理，有助於國家開發西北。你如果能夠前往考察，不枉我培養你一場。
就這樣，林鵬俠領受父母之命，決定前往西北考察。1932年11月24日，林鵬俠離開上海北站，12月1日抵達西安，正式開始了她的西北考察。大半年的時間裏，她在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等地留下了考察的足跡，並將自己的沿途考察整理成書，於1936年3月結集為《西北行》出版，這位當時的“中國奇女子”“中華第一女飛行員”是民國時期中國第一個自費前往西北地區進行考察的女性。
1933年4月24日晚上，林鵬俠乘坐的牛皮筏子抵達黑山峽，開始了她的寧夏之旅。“是時群山入睡，同舟之客，亦無一醒者。”她披衣而起，坐在皮筏邊上，在湍急的河水中，靜靜地觀賞著沿岸的景色。25日晚上，抵達中衛，26日淩晨5點，林鵬俠乘坐的皮筏子開始進入寧夏平原地段，在“河流既緩、微波不興”的平原河道上緩緩行駛了一天，到了今天中寧縣的縣城邊上，看到河邊的10多家居民的醫療條件不好，她發出了這樣的感歎：“人生對醫藥嚐試不可過於缺乏，而旅行尤有攜取藥囊之必要。”行到今吳忠市金積鎮時，當地的村民剛剛修築完河堤回來，他們邊幹活邊唱歌，一幅愉快耕作的勞動圖景，讓林鵬俠認為他們的生活“亦似較富足，不如甘肅之苦寒，人民均有生氣”。
在青海考察時期，林鵬俠就注意到西北回族婦女的諸多風俗和漢族相同，區別僅在宗教信仰上，在禮教、纏腳等方麵完全漢化了。回族婦女的勤勞及愛好清潔使林鵬俠驚歎，她的記錄為這種驚歎作了注腳：“房間灑掃，一塵不染，家庭整秩，不稍紊亂。”她沿途看見的回民家庭，雖然家徒四壁，但卻修整清潔，衣服雖然破舊，卻洗刷縫補得完整幹淨，在這兩個要素下，隨便走進任何一戶人家，都能分辨得出是回民還是漢民家庭。那時的回民家庭娶了漢民女子，這個女子如果不知道一個回民家庭要求的烹調、女紅、家政、相夫、教子等知識，甚至要送回娘家，等她學會了這些再接她進入婆家。尤其是回族家庭“其間無重男輕女之習，夫婦平等，伉儷無間”的氛圍更是讓這位留學英倫的知識女性歎服。
和她從內地深入西北地區考察時沿途看到的荒旱、水災之地相比，寧夏平原映入她眼簾的是“兩岸壟畝連雲，土壤肥沃，皆黃河灌溉之功”。平原上的水利工程之利使林鵬俠再次感歎：假如疏導河流、造林墾荒，人民怎會落入流離失所的悲慘境遇呢？整個平原上發達的水係工程造就了富庶的平原，當時年出大米12.95萬多石，穀米約3.25萬多石，小麥20多萬石，高粱、豆類、胡麻、菜籽、麻、馬鈴薯更是無法數計。在眾多平原特產中，她特意列出4種：一是皮毛。當時的阿拉善屬於寧夏管轄，所以，境內的蒙古人活躍了寧夏的皮毛商貿，其中的灘羊皮製成的皮衣“為全國珍重，皮毛之質均甚美”。二是主要分布在阿拉善境內的堿湖，生產出的堿運銷於陝西、甘肅、寧夏、內蒙古等省區，年外銷量300多萬斤。三是當時寧夏出口貨物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鹽。四是甘草。當時甘草年產200多萬斤，出口40萬斤左右。
27日黃昏，林鵬俠乘坐的皮筏抵達銀川市東郊的橫城古渡，在這裏登陸上岸，騎著毛驢前往銀川城。在銀川城，林鵬俠首先拜訪的是當時的寧夏教育廳廳長葛武棨。在葛武棨的引薦下拜會了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及其母親，馬鴻逵安排林鵬俠下榻在當時條件一流的六國飯店。林鵬俠記錄下的資料是：當時的寧夏麵積約13.3360萬平方裏，居住著134萬人口，周長15裏多的銀川城裏居住著3000多戶人，有300多家商鋪，其中不少是洋式門麵。中山街、西大街、南北門大街尤其平坦繁榮，新建築中有中山公園、圖書館和國貨陳列館等，整個銀川城市麵繁盛、街道整齊，“具內地都會之風味”。
5月1日中午，林鵬俠應邀赴寧夏第一女子師範的宴請，她給400多位師生做了一場關於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報告。第二天，林鵬俠穿越賀蘭山前往阿拉善，成為中國當時第一個去阿拉善盟遊曆的內地女性。一星期後返回銀川，前往馬鴻逵的軍營，給官兵作了一場國內形勢的演講，並遊覽了西塔、北塔。
5月9日，林鵬俠選擇陸路離開銀川，前往包頭、北京。她在平羅一帶看到“沿途村落星羅、路亦平坦、川澤交流、景物殊勝”的平原景貌，尤其是路兩邊田地裏盛開著的或紅或白的花，引起了林鵬俠的極大關注，一問才知道那是罌粟花，在這樣一片沃土上種植鴉片，林鵬俠認為是誤用良田。在平羅住了一晚上後，林鵬俠沿著惠農渠繼續北行，從平羅到黃渠橋的這段路途上，“渠水在望，沿途皆沃野平疇，垂楊夾道，田家樂境也”。在寧夏平原的最後這個板塊上行走了一天，傍晚抵達石嘴山地區，這裏盛產煤炭，林鵬俠在店家的帶領下前往礦區觀察，看到當地不僅有豐富的煤炭資源，而且還有距離黃河東邊200多裏的堿湖，當地巨紳鄭海峰雇人采掘，年產20多萬斤，銷售到陝西、甘肅、山西等地。
二 範長江：“中國西北角”的“塞上行”
1935年前，範長江對寧夏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這年7月，年僅27歲的範長江，隻身一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帶著《大公報》預支的部分稿費，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名義，從四川成都出發，開始了他著名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旅行。
當時，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進行兩萬五千裏長征。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新聞封鎖，紅軍的情況很少為外界民眾所了解。紅軍北上對整個中國政治動向的影響，成為範長江當時最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他認為，抗日戰爭全麵展開以後，西北地區將成為抗戰的大後方，而荒涼偏僻的西北地區的現狀卻很少為人所知。
沿黃河進入黑山峽，兩岸行動迅速、不時出沒的岩羊和野雞的叫聲，成為了範長江穿越峽穀時伴行的音樂。從蘭州出發的第四天晚上，他所乘坐的牛皮筏隊停於黑山峽的絕壁下，讓範長江看到了黑山峽“峽勢頗不減於長江三峽中巫山峽的作風”。露宿的夜晚，他聆聽水手們講述各自得意或失意的事情，他知道了當時散布於青海、甘肅、寧夏的一些回民輕視藏人和蒙古人，在商業往來中欺負藏人和蒙古人，他們將這種欺騙手段叫“抓番子”或“抓韃子”。範長江認為“這樣不平等的民族關係，無組織的貿易關係，對於一個國家的前途，絕對不會有好的影響”。
在距離中衛20裏的地方，範長江考察了黃河南岸分布的煤礦以及煤工的生活。他注意到，中衛本地人多從事受苦營生，而在煤區開飯館、小店鋪的，卻多是外地人。在一個小煤區，範長江乘筏子休息的空當，和借吃飯的機會下象棋的煤工們下象棋，剛開始，那些吸食鴉片、營養不足的煤工的棋藝讓範長江心存輕視。民間常有龍鳳在，就在範長江在一種輕視心態中準備離開棋攤時，一個瘦弱的、衣服襤褸、煙毒遍身的煤工要和範長江對弈，這個寧夏平原上的普通農民，精密高遠的棋步，使範長江明白隻有同歸於盡或穩紮穩打才有希望打成平手。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寧夏農民，讓範長江發出了這樣的讚歎：“他的態度之大方，內心之沉著，皆為不易多見者。”範長江內心裏湧出的感動，使他想起自己曾在某處見到過一個黃包車夫作的一副對聯：莫笑拉車受辛苦，請看當年宋太祖。
中衛縣城當時正在翻修下水道，所有的城樓廟宇都在大規模改造中，各種苦力活均是士兵在做，那些幹活的士兵穿的衣服十分破爛。範長江走進縣黨部的民眾書報閱覽室，看到的是厚厚的灰塵蒙蓋的幾本舊書，除寧夏、甘肅兩省黨部辦的民國日報各一份外，隻有兩張1年前的《天津大公報》，難怪範長江對中衛發出了“經濟文化，皆無甚可言者”的喟歎。但他對寧夏平原上發達的水利建設發出了由衷的讚歎，認為這些水利設施完全合乎科學：“故寧夏渠工，其機微巧妙，直使以科學水利自稱之專門人士，亦不能補驚其完備。”
範長江乘坐中衛至銀川的長途班車前往銀川。那時，中衛至銀川的路途山大溝深，路麵上坑坑窪窪，坐在班車上左擺右晃，顛上顛下，十分辛苦。剛出中衛時，天氣晴朗，路兩邊的農民正在耕作，一幅江南的田園風光，中衛鄉村的風景，在範長江的眼裏，“也是至少可以和淮河流域相比。”兩個小時後，沙塵暴突然降臨，早上出門時看到的鄉間恬靜的景致，眨眼間全變了樣，這種現象當地人習以為常，但在範長江看來卻十分少見。這讓他想起了劉邦打敗項羽取得天下後，從長安回到故鄉沛縣，也正巧碰上了一場大風，衣錦還鄉的劉邦隨口誦出了《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寧夏平原上遭遇的沙塵暴，讓範長江認為劉邦的“那個風，遠不及寧夏的大風厲害，這個風讓人眼也張不開”。他把自己經曆的寧夏風和劉邦風比較，對這一場大風，範長江幽默地翻新出這樣幾句：“大風起兮沙飛揚，土填耳目兮內心慌，安得家屋兮躲一場？”因為當時正飛經寧夏平原上空的歐亞航空公司2號機就被那場大沙風吹得被迫在寧夏上空墜落了下來。
到了中衛和青銅峽交界處的賀蘭山南端，路上不時有沙窩，有一兩處需他們下車推車才能通過。賀蘭山留給範長江最初的印象是這裏在隋代開始成了中國的“華夷”分界處，他在山下首先想到的是這裏的戍邊角色，那些散落在山下的長城、城堡見證了千百年來發生在這裏的“華”和“夷”，“夷”和“夷”之間在這個地區發生的爭奪和廝殺。因此他把一首唐詩寫進了當天的日記：“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夜半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當時的銀川人口不足3萬，東西南北等六大城門駐守著馬鴻逵的部隊，對出入城的人盤查非常嚴格，範長江是從南門進城的，他亮明身份後，守城士兵立即把這一情況報告給馬鴻逵，馬鴻逵指示省政府交際處安排住宿。於是，範長江被安排住進寧夏省城接待賓客條件最好的“銀川飯店”。“銀川飯店”坐落在今寧夏銀川利群東街原銀川一中位置，是餘鼎銘任寧夏知縣時的大公館。餘鼎銘離任後，民國寧夏省政府就把這個大公館改造成“銀川飯店”。範長江在政府有關部門辦好出入城手續後，便懷揣采訪本，身背照相機，馬不停蹄地先後深入到東門外的紅花渠、掌政，北門外的滿春，西門外的良田等地采訪。
當時的寧夏省在政治與軍事上給他的印象是“內部很少暗潮，亦不如蘭州之易發生謠言。寧夏城的政治空氣，亦相當安定。”當時的寧夏大地生活著約80萬人，這些人口的祖先主要來自戍邊的軍人，這就使得由國庫支出的邊防軍人的費用大量流入民間，加上寧夏平原的富庶，人口密度在飽和狀態下，使寧夏的社會經濟一度十分繁榮。1926年～1927年，西北軍從寧夏進入甘肅、青海，在寧夏征收各種牲畜、資金，使得寧夏積累的財富遭到掠奪。加上土匪橫行、鴉片泛濫和東方都市的工業品對於當地民間金融的衝擊，寧夏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出現了農民大批逃亡、高利貸橫行、糧食投機行為遍地、稅收負擔重等情形。
範長江來到銀川時，正是罌粟開花的季節。見城外農民家家戶戶都在種植罌粟，範長江通過和當地農民交談，了解到罌粟是農民養家糊口的主要經濟作物。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民情，記錄罌粟在寧夏泛濫成災的真實情況，範長江到坐落在舊銀川新華街、柳樹巷等有名的大煙館去采訪。當他親眼看到當時在省城銀川流傳非常廣的一首民謠“三十萬畝大煙，三十萬杆槍（煙槍）”所描述的真實情況後，範長江在一個個不眠之夜奮筆疾書，每天天一亮，他就早早來到省城電報局（今寧夏銀川玉皇閣處的自來水公司位置），把所采寫的稿件發回《大公報》。寧夏人給範長江的一個印象是熱情：“寧夏的朋友們在他們可能的範圍內，已經給予了記者以充分的方便。電報局的朋友們，對於拍發記者的電報，更是大家一致地幫忙，讓我的新聞非常迅速地從發報機上鑽了出去。”難怪範長江臨離開寧夏時，發出了“人生最可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友誼”的感歎。
在《中國的西北角》裏，範長江這樣描述了當時寧夏百姓飽受鴉片之害的境況：“寧夏人口之中，除回族人以外，其不抽鴉片者，實比較占最少部分。婦女之有鴉片嗜好者，更隨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婦女，其胎兒在腹中即中煙毒，脫離母體之嬰兒，往往必須用煙氣噴麵之後，始知啼哭！如此再放任下去，將來一般民眾過半皆成骷髏，則一切問題，將致無從說起！”範長江以犀利的筆鋒，深刻地揭露了鴉片給當時社會和民眾帶來的巨大危害。銀川城裏給範長江留下印象最深的景點是如今的中山公園，那裏立有嶽飛寫的送張紫岩北伐的石碑，範長江誤認為那些字如拳大、筆勢飛舞的字是嶽飛的真跡。
在青銅峽，因為條件所限，範長江住了一夜羊圈，第二天乘坐羊皮筏到今天吳忠市的金積鎮。這是一塊讓範長江看到希望和活力的地方：那裏的水渠是井然有序的、田地是阡陌整齊的，根本看不見荒廢的地方。那些在田地裏勞作的回民婦女穿著大團花紅色衣褲，帶著麵罩，遠遠看上去像新疆的纏頭女子，讓範長江認為這是保持了土耳其人的遺風。
遊曆靈武時，博學的範長江提到了一個很多寧夏人都不知道的當地人——張煦，清代末期的湖南巡撫。當時的兩湖總督張之洞是朝廷紅極一時的實權人物，今天主張這樣改革，明天又主張那樣改革，沒有人敢說張之洞的不是，張煦卻給他寫了一封信指責他說：你自命為國家名臣，當被海內外的人欽仰，我豈敢不敬服？但是你卻好大喜功，往往言不顧行，既然行動了卻改悔，如果能夠加以涵養，才能成為完人。如果你繼續恃才傲物，以你的權勢欺辱別人，人們縱然甘願接受，那豈是海內的君子所期望的麼？我希望你能為良臣純臣，而不願意你僅僅成了一個有才能的大臣。對於當時的張煦，能夠寫出這樣一封冒著仕途甚至生命危險的信，足見張煦的個人膽識和為了國家著想的胸襟，難怪範長江到了靈武能想起這個靈武人。
在寧夏北部考察和采訪的當天晚上，範長江抵達平羅，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寧北第一鎮——黃渠橋幹淨寬敞的街道和繁盛的商業，這裏農民的田地和房屋建築也是整整齊齊的，田地裏的灌水和除草等活計都是用了八九分的人力，呈現給人們的是一派蓬蓬勃勃的氣象。20世紀30年代的黃渠橋，回漢人民幾乎各居一半，這裏的漢民和回民相處得很好。範長江經過采訪後發現回民“自己已經發生了讀漢書的需要，自動送孩子上小學”。當時黃渠橋一帶的回民孩子開學後讀漢書，放假後便到清真寺裏去讀《古蘭經》。
石嘴山是範長江在寧夏考察的最後一站，這裏是地處寧夏和內蒙古之間的交通要道，他看到這裏最多的是客店和妓女。下午三四點，隻要來往的駝鈴或車輪聲響起，稅收人員、旅店主人、妓女都會到臨街的門口，招攬各自的主顧。
從1936年4月29日進入寧夏到5月24日離開石嘴山，範長江在寧夏總共考察了近一個月的時間。他的考察日記陸續在《大公報》上發表，不僅使人們知道了荒僻的西北在抗日戰爭期間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和風情民俗，也向讀者回答了這些民族地區長期集結的民族問題和一些解決的辦法，還報道了日本人覬覦西北的意圖和紅軍長征在這些地區的情況。就藏在中國深處的寧夏而言，他的報道使人們知道了寧夏的一些情況，尤其是他的這些文章彙集出版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後，總共5章，寧夏就以《賀蘭山的四邊》為主要內容占了1章，這本書在幾個月內連續出了7版，使人們通過這本書知道了寧夏當時的政治、軍事、文化、民族、宗教、教育等方麵的情況。
範長江在寧夏考察後認為，寧夏是甘肅和青海兩省的門檻。如果日本人攻破了寧夏，那麼甘肅和青海就難以安寧，他認為鞏固寧夏必須開通青銅峽的道路以連接寧夏和平涼、西安。同時，他對寧夏實行大規模的移民的想法，直到20年後新中國成立，才得以實現。
1936年的夏天，結束西北行後的範長江在北戴河遇見了一個留居中國20多年的外籍記者，這個記者剛從中國的西北考察歸來，他這樣告訴範長江：“我到過你們寧夏省的賀蘭山，山上最重要的關口，是三關口，三關口現在是由阿拉善蒙古兵把守。就阿拉善的現狀來說，你們鄰人的經營是有計劃，而且有力量；你們則隻有幾位力量薄弱的調查員，這樣如何可以和對方競爭？”這位外籍記者的提問讓範長江悚然：他從這席談話中知道，外籍記者說的鄰人是日本人，日本人已經占領了中國的東北，許多中國人包括高層領導都看到日本人正準備發動在華北地區的對華戰爭，卻沒想到日本人已經覬覦西北到如此地步，而且是將計劃與力量已經鎖定在中國的腹地寧夏。一個外國記者不僅深入到寧夏而且觀察得如此透徹，而中國內地的許多記者卻連那裏都沒去過。接著，這個外籍記者的見解更讓範長江吃驚：“綏遠在實際上是河套的長城，熱河、察哈爾被相繼不保之後，綏遠如果再成問題，則寧夏與阿拉善及甘肅河西之門戶洞開，你們大好的西北河山，恐怕又要成不安之地了。”
範長江聽出一身汗，最後，這個外籍記者的話更是直接刺進了他的內心：“一個國家，不能沒有一個國界，不能沒有一個國防線，我不知道你們中國將來的長城究竟在哪裏？”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震驚國內外的“西安事變”。範長江憑著一個新聞記者的敏感，預感到中國政局將發生重大變化。“西安事變”爆發後，報社命令範長江親曆西北視察。作為個人，範長江也想弄清“西安事變”的真相，向全國、全世界報道這一事件，他毅然決定涉險去西安、延安等地進行采訪。當他完成了在內蒙古西部和中部的采訪後，1937年1月18日，範長江決定離開綏遠乘飛機進入寧夏。
這次，範長江是從空中看寧夏的，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黃河，和上次離開寧夏時順著黃河而下不同，這次是逆黃河而上。上次的黃河展示給他的是夏天塞上江南的景致，這次卻是一片死寂的感覺，結了冰的黃河沒有一絲生機可言，色彩上也是單調的一抹白。黃河的這種死寂感讓他想起沉滯的中國——“骨子裏的進展不能說沒有，然而不在冰開凍解，萬頃波濤一瀉千裏之後，外間人總不容易認識中華民族的力量。”“這時的寧夏，無論如何，不會給人以‘江南’的印象。”或許是夏天的景致和物產沒能真實地袒露寧夏真實的一麵，或許是範長江不適應寧夏冬天和夏天巨大的反差。這次，他住過的銀川飯店更是冷落淒涼，服務人員已經是一減再減，普通的顧客幾乎碰不到。大街上人們的臉上，在他看來是一片愁苦和緊張，仿佛看不到光明。由於“西安事變”爆發，胡宗南和關麟征等數十萬大軍屯集在寧夏和甘肅交界處，寧夏成了這批軍隊的後方供應基地。當時，寧夏的大片土地種植鴉片，糧食不多，大戶人家乘機囤積糧食，造成了寧夏的糧食價格飛漲。普通的士兵一個月的收入連吃飯都不夠，底層老百姓的生活更是無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