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清政府以“天朝大國”自居，許多國人盲目自大、安於現狀。即便鴉片戰爭後，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認識還是不足，危機意識仍不強。1894年甲午戰爭前夜，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時勢又變，屏藩盡撤，強鄰日逼”的嚴重局麵，覺得需要危言聳聽地提出一係列改革主張，但是在書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兩字，不敢說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壓力就太大了。1894年，孫中山成立了興中會，第一次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第二年，改良派的嚴複寫了一篇《救亡決論》，最先喊出了“救亡”的口號。陳天華在《警世鍾》中說：“要革命的，這時可以革了，過了這時沒有命了” ，反映出當時中國人那種焦慮和急迫的心情。
我們再來看看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流亡西安的清政府發出一道上諭，宣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可見，此時的清政府已儼然成為一個“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還是一個極端專製的政府。在民怨沸騰、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際，清政府於1908年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的第一條就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它還規定國家頒布法律、召開議會、調集軍隊、對外宣戰、簽訂條約等權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別強調“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可見，即使已到了窮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堅持那種極端專製的製度。由於生產力發展滯後，清政府財政收入一直增長緩慢。甲午戰爭前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大體在白銀八千萬兩左右。而甲午戰爭失敗後向日本的賠款就達兩億三千萬兩白銀，加上分期繳付所需利息，相當於三年的全部財政收入。《辛醜條約》按照人均一兩白銀的標準，規
定中國向各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這些錢從哪裏來？一方麵，清政府大量舉借外債，這大大加深了對列強的依賴；另一方麵，隻能加重稅收、加緊搜刮國民。至宣統年間，國家的財政收支居然提高了好幾倍，收入達到近三億兩白銀。當然，這不是生產發展而隻能是加緊剝削的結果。
如何改變這樣的危局？中國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維新變法等許多嚐試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此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了曆史舞台。他不僅首先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而且組建成立了同盟會，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也就是要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並且要通過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在當時是最進步的思想，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所以，毛澤東同誌也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現在看來，盡管孫中山的思想中有著空想的成分，並沒有找到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道路，也沒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但這些目標的提出畢竟激勵了不止一代的中國人為之奮鬥。辛亥革命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但它的曆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把自己看做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
中國在君主專製政體統治下經曆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這是一個沉重得可怕的因襲重擔。多少年來，人們從幼年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中國君主專製製度的經濟基礎是封建土地製度，而君主專製製度反過來又從政治上保障維護了封建土地製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製度的頂巔。《紅樓夢》裏的王熙鳳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見在那個時候，誰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剮”的勇氣，一般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這個封建社會的“頭”，整個舊秩序就全亂了套。從此以後，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馬燈那樣一個接一個登場，舊社會勢力卻再也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比較穩定的政治秩序來。這樣的狀況和辛亥革命以前顯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