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為風流的沒藏皇後出家而修建了戒壇寺；沒藏皇後下令修建了西北第一高塔的承天寺塔；第二梁太後和乾順皇帝一起發願，重修了涼州的感通塔；仁孝皇帝時期，羅皇後更是敬重佛教。這些西夏皇室中的女性，將西夏佛教推向一個個高峰。
佛教在西夏大地上蔓延而過，無論是距離宮廷很近的皇家寺院，還是深山僻壤中的禪院古寺；無論是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西夏內地，還是受草原遊牧文化影響的蒙古草原；無論是祁連山下的河西草原，還是青藏高原上的甘南草原、青海果洛大草原一帶，都遍布著西夏的佛教建築，裏麵出入著虔誠的僧人或信眾。佛教頂峰時期，在西夏大地出現了“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穀，佛宇遺址，隻椽片瓦，但仿佛有百者，無不必葺”。意思是說，從皇都近郊到偏遠的荒野山林，到處是寺院的遺址，裏麵隻要超過百座佛像的，就一定進行修葺。所以，後人曾用“雲鎖空山夏寺多”來形容王朝境內寺院之多。
這些寺院，尤其是一些規模宏偉的皇家寺院，大多和來自皇室的皇後、太後有關，除了前麵論述過的承天寺、戒壇寺等寺院外，位於今甘肅省張掖市的大佛寺，是西夏在河西走廊一帶修建的眾多寺院中迄今僅存的一座，寺內的佛像是全國最大的室內臥佛，也是目前研究西夏佛教史和雕塑藝術的珍貴實物。因為張掖在古時稱為“甘州”，所以這座寺院也被稱為“甘州大佛寺”，而這座寺院的修建就和第二梁太後有關。
大佛寺在今張掖市農貿市場後麵的一條偏靜的小街上，門楣上是趙樸初先生題寫的“大佛寺”3個字。大佛殿前是康熙年間重修時留下的一副對聯：“創於西夏，建於前明，上下數百餘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視之若醒，呼之則寐，臥有三千世界，方知此夢成真空。”
關於大佛寺的修建，有兩種說法。甘州成為佛教重地後，先後有西夏時期的幾位國師來到這裏。1098年的一天，國師嵬咩思能忽然聽到從甘州城西南處傳來悅耳動聽的佛曲和誦佛的聲音，他便出門循著聲音尋訪。到了發出聲音的地方，發現聲音從地下傳來，便命人開始挖掘。在距離地表4尺多深的地方，忽然發出陣陣金光，仔細一看是一堆金磚玉瓦，搬開這些金磚玉瓦，是一尊精美的臥佛像。國師喜出望外，便倡導在這裏興建佛寺。另外一個說法是：第二梁太後去世後，乾順皇帝想為他的母親大做佛事祈福。這時，甘州一個叫法淨的高僧求見乾順皇帝，說他在城西南的甘浚山下，夜晚望見山上有光，便在發光處挖掘出3尊佛像。這3尊佛像都是臥佛，便把它們獻給皇帝。乾順皇帝便下令興建大佛寺，並在這裏供奉3尊佛，親自為佛寺題寫額匾“臥佛”。民間後來逐漸將這裏稱為“臥佛寺”。
《甘州府誌》裏記載大佛寺是“西夏永安元年建”。永安元年是1098年，西夏第四代皇帝乾順時期。在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佛曾經遭到紅衛兵的破壞，臥佛像被剖腹開膛，裏麵發現了一枚銅牌，銅牌是1477年6月重修佛像時造的，上麵有這樣的銘文記載：“張掖郡流沙河，有迦葉遺跡。大夏建，崇宗皇帝永康元年嵬咩國師創臥佛聖像。”西夏曆史上有永安而無永康，這個字有誤，應該理解為是永安年間。最初，因為寺內供奉釋迦牟尼涅槃像，叫“迦葉如來寺”。當時從佛像的腹部內還出土了乾隆年間重修寺院的碑文，上麵也有“永康元年”的記載。這就初步判斷這座寺院建於1098年（永安元年），而這一時期正是第二梁太後執掌西夏皇權時期。
乾順皇帝的母親第二梁太後十分崇敬佛教，現藏俄羅斯的《佛說寶雨經》裏就記有她和兒子乾順譯經的題名。西夏前期，就開始了藏傳佛教的引入。乾順時期在涼州興建了著名的護國寺和感應塔，在甘州興建了崇慶寺。如今，在日本天理圖書館裏藏有一頁西夏文殘經，提出了當時在甘州譯經的重要線索，九行題記中有“譯主寶幢瑞禦大西夏語譯”的字樣。日本著名的西夏學專家西田龍雄在他的《西夏文華嚴經》一書中指出，這卷殘經使用了藏文佛經才有的專門用語，這卷經是從藏文翻譯來的，而它的題款明確標明是由甘州禪定寺高僧翻譯的。可見，當時的甘州已經是翻譯藏文佛經的一個中心，生活在這個時期的第二梁太後對西夏譯經的推動作用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