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上升的、具有充分自信力的民族，總是善於吸收他民族文化之長，作為自己的養料。盧卡契認為：“就這方麵來說，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顯然自私的，莫裏哀說過：‘哪兒有好的東西，我就去要。爺這種說法也正適用於對外國文學的汲取和排斥。冶淤但是，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的東西，就怕得要命，抖成一團。魯迅在《看鏡有感》裏，讚揚漢代人勇於吸取異族文化，將外來動植物毫不拘忌地拿來充裝飾的花紋，認為這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現；而批評宋代的文化國粹氣味熏人，對外來東西推拒、惶恐、退縮、逃避，認為這正是衰弱的表現。他說：“無論從那裏來的，隻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雲雲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冶如果說，在封建社會裏，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還受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閉關自守政策的限製，那麼，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隨著商品的流通，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日益發達了。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冶於現代社會為這種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學的形成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文化交流的範圍很廣，有器物方麵的，也有意識方麵的。文學上的交流和影響當然屬於後者，它包含幾方麵的內容。
淤《托爾斯泰和西歐文學》，《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二），第450頁。
於《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
首先是文學思想的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旦出現一種新的文學思想，隻要它符合時代的潮流，很快就會風靡各國。例如，文藝複興時期，首先在意大利產生了人文主義思想，19世紀，英國的拜倫、雪萊開創了一種“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冶的個性解放文學，都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魯迅曾經描述過20世紀初期俄羅斯文學對我國影響的情形：“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麵，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紮；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冶淤十月革命以後，以高爾基為代表的蘇聯社會主義文學對我國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魯迅把翻譯蘇聯文學比作偷運軍火給起義的奴隸，可見其作用之大。
其次，藝術形式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古代就存在，如唐代的樂曲，受龜茲樂的影響，宋元的話本、彈詞，受佛教的寶卷影響；而到近代，藝術形式上的交流就更加普遍了。以“五四冶新文學為例，許多藝術形式都是外來的。話劇、自由詩都是從外國移植進來；散文、小說雖然古已有之，但其中有些文體———如隨筆和報告文學，有些格式———如短篇小說截取橫斷麵的結構方式，卻是從異域文苑采擷而得；木刻，原是從中國傳向西方，而中國的現代木刻卻又是從西方反流回來；意識流手法，雖然有人考證出我國古代就有，但有意識地運用則無疑是近代西方心理學所引起的，而中國晚近的意識流作品，則毋庸諱言，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其實，吸取異域的東西，並非壞事，魯迅說：“一切事物，雖說以獨創為貴，但中國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國，則受點別國的影響，即自然難免，似乎倒也無須如此嬌嫩，因而臉紅。單就文藝而言，我們實在還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冶於魯迅就毫不諱言他的小說是受外國小說的影響，而且還具體地指出，他的《狂人日記》是受果戈理同名小說的影響，而《藥》則分明留有安特萊夫式的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