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良心道德論還是情境作惡論，無論是“健康醫療模式”還是“公共衛生模式”，都必然關乎某種“知識”，也關乎知識可以並應該導向何種“行動”的實踐問題。良心道德論的人格修養方法的關鍵是精神（“心”）和精神的實體（“良知”）。良知是一種知識，這種知識是如何獲得的呢？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是人通過學習得來的（道德知識），第二是人天生就有的，是人就不能不已經知道的（天良）。後一種看法似乎比前一種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這樣理解的良知是一種有關是非和善惡的直覺或未加思考的知識。由於這種直覺知識在人的精神中是先天的，因此“良知”自然應該成為道德首要的和最終的依據。
一般正常的情況下，由良知所規定的道德準則不能導致道德的行為，是難以想象的。也就是說，一般人難以理解為什麼有良心的人會做壞事。人們固然在這個世界中看到許多“言行不一”的事，但在這些事例中，一般認為，那是“言”的虛假和不真誠所造成，而不是“天良”本身出了毛病。他們以為，如果一個人對先天的良知是真誠的話，那麼他總是言行一致的。人們還在這個世界中看到許多“知行不一”的事例。在這些事例中，一個人的天良起不了作用，是因為處在一個整體不良的環境之中。許多人知善而不能行善，是因為世道險惡，人心敗壞，行善不過是為他人火中取栗，或者甚至簡直就是自取其禍和自我毀滅的愚蠢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良心道德論無法提出如何改變整體不良環境的有效方案，因此隻能滿足於空談“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的一類的“思想道德建設”。
情境作惡與是藥是毒的知識
良心道德論往往把道德“知識”當作一種無可置疑的積極因素，“知”總是好的，即使是知行不一，那也是因為別的緣故，不是知的問題。但是，情境作惡論認為，“知”既不能防止惡的發生，也無法消除“心中魔鬼”，心魔是一種邪惡，不是不知，而恰恰是“明知故犯”。對此，津巴多說：“邪惡是建立於涉及傷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毀滅無辜他者的刻意行為”，邪惡也是“使用權威、係統力量鼓勵且允許他人這麼做，並從中取得利益”。這兩種邪惡都是“明知故犯”。
情境作惡論認為，善（遵從道德）和惡（背離道德）不是人在內心所固有的品格或素質，而是人在特殊情況下和情境中所做出的行動。津巴多寫道：“我們可以假設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時間裏是有道德的動物。但是道德可好比汽車排擋，平常打到空擋的時候，道德會在，但如果汽車停在斜坡，汽車和駕駛就會緩緩向下滑動。這個時候，自然情境就會決定結果，而不是駕駛者的技巧或意圖。”情境的力量可以對人進行有效的“心靈操控”（mindcontrol），對他們洗腦，迫使或誘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作惡。
社會心理學揭示人在特定的情境中作惡，這是一種關於操控和洗腦的知識，不幸的是，這種知識並不總是有利於人避免作惡。關於洗腦和操控的社會心理學知識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用來抵禦洗腦，也可以用來進行和加強洗腦。因此，情境作惡的知識麵臨了一個良心道德論往往忽視的知識運用是善是惡問題。津巴多在研究中發現，瓊斯鎮“人民聖殿”的教主瓊斯用來勸說和控製教眾的手段，很有可能是從喬治·奧威爾的《1984》裏學來的，他認為：“像瓊斯這樣的領袖從社會心理學研究取得一些他們所運用的方法，這對邪教研究的研究倫理和未來方向都提出了問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羅伯特·契亞蒂尼（RobertCialdini）也說，關於洗腦的知識“就像炸藥一樣，可以有好的用途，也可以有壞的用途。社會科學家需要特別留意的不僅僅是我們所研究、發現的心靈控製策略的有效性，而且還包括這些原理與實踐在運用時的倫理後果”。
事實上，社會心理學所研究的經驗對象基本上都是在現實生活中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和已經存在的現象。社會心理學對這些事情或現象的係統研究成果則可能為情境作惡的製造者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完整構思和理論。他們可以利用這些原則和原理對他人進行心智操控。被他們操控和洗腦的人，就算不作惡，也會受到長久的深度精神傷害。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中舉了一個受害者的例子。有一個名叫加裏·斯科特（GaryScott）的年輕人，他曾跟著他的父親加入“人民聖殿”教派，但因不服從命令而被驅逐。他在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製作的節目《父的慈愛：瓊斯鎮末日》（FatherCares：TheLastofJonesTown）播出後，打電話到隨後播出的全國熱線電話節目，描述自己如何因為違反規定而受到懲罰。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嚇如果再不乖就會受到他最害怕的懲罰——讓一條大蟒蛇在他身上到處爬。當他被問到是不是恨教主吉姆·瓊斯的時候，他說，一點也不恨。津巴多寫道：“他已經變成一個‘真正的信徒’‘忠誠的追隨者’。盡管他的父親在那次毒藥事件中死於瓊斯鎮，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蠻的折磨和羞辱，加裏還是公開表示他欣賞甚至鍾愛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瓊斯。連喬治·奧威爾在《1984》一書中構想的無所不能的黨，也做不到如此徹底的洗腦。”那些聽從瓊斯命令而去死的信徒們是更為嚴重的受害者，“為他們叫作‘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瓊斯和阿道夫·希特勒這樣的魅力型專製領導者的影響力極為巨大，即便對信徒做出極可怕的事情後仍然存在，甚至在他們死後仍可維持不墜”。至今仍迷戀“文革”光榮歲月的人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