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給一些人帶來了難得的曆史機遇，讓他們得以利用自己痛恨的主子的錯誤和過失，自己成功地變成了主子。他們擺脫了主子的統治，並從主子那裏得到了不止一種好處，其中最有價值的便是從主子那裏繼承了當主子必須懂得運用的馭民謀略、政治權術、凶狠手段、君王的偽善和專製的野心。托克維爾感歎的是，一種看不見，但卻幾乎是萬能的鎖鏈把革命後的現實與革命前的曆史，“把兒輩的誌趣與父輩的愛好聯結在一起。不論一代人如何徹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戰，但是與前一代人作戰容易，要與他們截然不同很難”。托克維爾所感歎的那個“萬能的鎖鏈”便是中央集權和人民對於這樣一個製度的持續依賴。
我們應該從《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汲取的教訓也許是，必須終結那種以取消和壓製人的自由為代價的中央集權製度，而不是想方設法地修補和挽救這樣一個製度。托克維爾說：“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的每個部分時，我從未將新社會完全置之不顧。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於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以免於一死。”有人閱讀《舊製度與大革命》也許是為了找到那種能讓舊製度“免於一死”的辦法，而似乎忘記了，在托克維爾扮演這樣的醫生角色時，舊製度已經死了。托克維爾還說：“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製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托克維爾把那些壞死的東西揭露在讀者眼前，為的是要他們“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我們既然知道了舊製度在我們身上作惡，那還有什麼理由期待它或幫助它苟延殘喘，而不是祝願它盡早壽終正寢，遠遠地離我們而去呢？
15怎樣的“籠子”能關進三種權力
最近，中國新領導下了決心，“要對權力運行作製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形成不敢腐敗的懲戒機製”。伴隨著無度權力而來的往往是道德的墮落和敗壞，因此必須製約和監督權力。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民主憲政理念，它的出發點正是阿克頓（LordActon）在《自由與權力》（EssaysonFreedomandPower）中說過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偉大人物也幾乎總是一些壞人，甚至當他們施加普通影響而不是行使權威時也是如此；而當你以自己的行為增強上述趨勢或由權威導致的腐敗真的出現時，情形更是如此。”
製約和監督是關權力的籠子，這應該是製度化的製約和監督，不是一時的政策，更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運動。這個製度化的籠子建造得是否安全可靠，是否結實，關係到能否真的關住權力這頭怪獸。製度化的籠子便是共和製度和它的憲政法治。從曆史上看，羅馬共和國首次創立了這種製度的成功先例。正如阿克頓所說，“古羅馬人發現了這麼一個道理——正是按這個原理建構了羅馬共和國，那就是：權力，一旦它處於分立狀態時，那麼，就沒有必要取消它的存在”。
羅馬共和是一個混合政體，以三個部分的權力相互製衡為其建構原則。羅馬共和的最高行政權由兩個權力完全相等的“執政官”（consul）掌握，以收相互鉗製之效。貴族有他們的元老院會議，平民有他們的公民大會。執政官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他們平時主持日常政務，並負責召開元老院會議和公民大會，戰時則為軍隊的統帥。美國憲法所設計的也是三個部分的權力相互製衡，但與羅馬共和不同的是，那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而且，羅馬共和的元老院權力很大，始終是羅馬國家的最高決策機構。美國的立法分為參議院和眾議院，相互牽製，參議院的權力遠不如羅馬的元老院。再者，晚期的羅馬共和因為權力內鬥，失去穩定而終於瓦解，美國的建國者們為了汲取這個教訓，用憲法和憲政，而不單純權力機構製衡來防止重蹈羅馬的覆轍。
羅馬共和國時代最具破壞、威脅性的權力是個人獨裁。馬基雅維利在論羅馬共和的《論李維》中就說過：“若要建立新共和國，或撇開其古老製度，對其進行徹底改造，隻能大權獨攬。”共和既反對專製，又需要專製，因此是一種非常脆弱的製度，隨時有可能蛻變為專製。共和國經常需要采取非常手段，采取能夠刺激民眾感官，使其秩序重新煥發活力的措施，這就會需要魅力型的政治人物。民眾把自己的自由不存戒心地托付給他，讓他輕而易舉地獲得不受約束或製衡的權力，等到民眾不堪專製，想討回自由和限製這一權力，為時已晚。古往今來，把獨裁者的權力關進籠子的唯一辦法似乎是把他本人送進棺材，要麼等他自己慢慢老死，要麼就是弑暴君。羅馬共和後期，愷撒大權獨攬，布魯托斯這個“最高貴的羅馬人”為拯救共和，刺殺了專製的愷撒。然而，愷撒雖死，共和卻再不能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