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什麼情緒，它的目的性和評估的法則都是本能和直覺，不是基於理智的認知，因此會有偏頗、盲區和不確定性。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在正常的道德狀態下，就像人不會易子而食一樣，人也不會易糞而食，當人們不得不依靠原始的生存本能才能活下去的時候，他們社會的正常文明秩序和道德價值一定是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因此，與其譴責奸詐、邪惡和冷血，不妨換一種方式，從人的情緒與行為的關係再好好思考一下出現在我們社會裏的易糞而食的問題。由這種思考得到的理解，它的目的不是為不良行為開脫，而是要依照心理學研究成果建立起來的對人性和人心的認識，而不是約略的印象、空洞的說教或道德勸誡，去對待原本就不單純是個人性的社會行為。
4非人化的荼毒
說起非人化，人們一般想到的首先是把人當作低賤的動物，或者根本就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魎、牛鬼蛇神。用大衛·史密斯（DavidL·Smith）在《非人：為何我們會貶低、奴役、滅絕他人》（LessthanHuman，2012
馮偉譯，重慶出版社，2012年，引文來自此譯本。）一書中的話來說，是把人當作“看似像人的生物——有著人的外形、雙腿行走、說著人話、大體以人的方式行事的生物——但卻絕不是人”。
史密斯詳細地描述了非人化概念在人類漫長曆史中的演變，他在豐富的材料上建立了一種剖析非人化的理論，從心理進化來解釋人類普遍、共同、恒久的非人化現象，在對史前人類的非人化思維和行為解釋中，他借助的是認知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這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力圖從可能的例證（藝術、畜牧業、技藝等）來重構史前人類的思維方式。例如，奴隸和家畜遭受的待遇有很多相似之處。幾乎所有用來控製牲口的方法——如類似“鞭打、上鏈、烙印、閹割、削耳”的做法——都曾被用來控製奴隸。
從人類的遠古開始，征服和恐外就是非人化的普遍動機。埃及人把敵人看作是非人的肉食者。埃及法老阿門內姆哈特一世（AmenemhetI，公元前1985—前1956年在位）誇口說：“我馴服了獅子，捕捉了鱷魚；我征服了瓦瓦特人，俘獲了梅賈人，我讓亞洲人學狗走路。”
美索不達米亞人也認為鄰邦不是人。在有著三千年曆史的巴比倫文本《阿卡德的詛咒》（TheCurseofAgade）中，古提人被說成“非我種類，雖有人之本能，卻有著犬類智力和猴類特征”。在其他地方，他們還被說成“山中毒蛇”和“狗”。亞摩利人則被說成有“狼和狗的本能”，而其他種群則是“山鶉的身子和烏鴉的麵孔”。
在史密斯看來，古代中國的華夷之辨和夷夏之防同樣滲透著非人化的想象，這是古代中國人“通過給邊境部落貼上有非人化之意的標簽，來將自己與其區分。東邊的野蠻部落被稱作‘夷’，其中包含漢字‘犬’，意為‘狗’，而北方的部落則是‘蠻’，包含漢字‘蟲’，意為‘昆蟲’。戎狄被稱為‘狼’。在記述了公元前400年以來古代中國地理的《山海經》中，隻有中國人被稱為人。傑出漢學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指出，在公元前8世紀中期以前，這些野蠻族群都被‘看作不完全是人’”。
外來者在被當作敵人和被奴役之前就被非人化了，而非人化更是強化了外來者比自己（人類）低等的看法。現代世界裏的征服和恐外，還有戰爭、種族滅絕和其他殘暴行徑中都有非人化這一古老思維在借屍還魂。
除了曆史和心理進化的非人化研究，還有一種社會人文和政治人文的非人化批判。前一種研究所討論的非人化主要是“妖魔化”，後一種批判則更重視可能並無明顯妖魔化的人的“異化”。異化是一種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被妖魔化的人們會憤怒、反彈和對抗，很少會加入對自己的妖魔化；但被異化的人們卻會由於被洗腦、操控或麻木愚昧而參與外力和環境對他們的心靈侵腐和人格扭曲，心甘情願地按變異的標準來自我要求。
人類學家蒙塔古（AshleyMontagu）和麥特森（FloydMatson）在《人的非人化》（1983）中，把非人化看作是與瘟疫、戰爭、饑荒和死亡同等禍害的人類威脅。他們強調，人一旦患有“非人化綜合征”，就會變成“活死人”（thelivingdead）。他們用阿倫特（HannahArendt）所討論的納粹分子艾克曼為例來說明，人在特定的政治生活環境中會被非人化為螺絲釘和機器人。正是納粹極權統治機器的意識形態洗腦和組織控製，使得艾克曼成為一個不能思考，沒有道德判斷，但卻能高效作惡的非人。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分析了極權統治的非人化過程，也就是她所說的三步“殺人”法。第一步是“殺法權之人”，即剝奪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摧毀人的權利，殺死他這個法權之人，這是全麵宰製一個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殺道德之人”，使被殺者“在曆史上頭一次成不了烈士”，無法用“良心來做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殺絕人的個性思想和創造性，最終把人變成行屍走肉，“摧毀人的個性就是摧毀人的自發性，摧毀人靠自己重新開始的能力”。他們在非人的待遇下，既沒有反抗的能力，也沒有反抗的意願。德國哲學家和人類學家蒙坦布魯克（AxelMontenbruck）在他的《西方人類學：民主與非人化》（1983）中，從政治人文主義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