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第二部分討論的是人性自身的一些弱點、缺陷和幽暗意識，以及外力如何利用這些對人進行心理的和思想的操控。人在社會中表現出來的品格出錯和人心不正都與內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有關。每一種語言中都有大量關於人的品格出錯和人心不正的詞彙，如刁滑、奸詐、刁鑽、奸邪、詭詐，等等。這些詞彙通過同義詞的關係，形成了一個個“詞義簇”，辨認時會需要一些“指示詞”（如“欺騙”可以是刁滑、奸詐、刁鑽、奸邪、詭詐這個詞義簇的指示詞）。這些詞義簇的核心概念往往並不明確，在討論它們的時候，會遇到如何辨認和確定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找到一個普通人熟悉的指示詞。這就像做資料檢索時，需要知道“搜索詞”一樣。心理學和大眾心理學為許多這樣的不良品格、情緒、心理提供了案例分析及相關概念，可以在一個比較具體的知識層次上幫助心智啟蒙的工作。本書這一部分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如愚蠢、偽善、粗鄙、貪婪、輕信、偏執、忽悠、罪感、殘忍、非人化，等等，便得益於此。對人性問題的關注離不開心理學，也離不開哲學，心理學被稱為“隱藏的哲學”，心理學的良好基礎，對於了解人性的幽暗是不可缺少的。
人性的幽暗和軟弱限製了人的善行，也使得“惡”成為難以從現實生活中消除的危險。張灝在解釋“幽暗意識”時引用了美國神學家、思想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1892—1971）的話：“人行正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需。”這是一個對人性卑劣和高尚雙重性的觀察。上帝給人良知，人於是能做好事。可是人性中還有陰暗和不完善的一麵，需要有所製約。一方麵，在設計具體製度時，需要將人性中的幽暗因素結合進去，如崔衛平所說，“在不同製度建設的背後，有著不同的人性觀作為鋪墊。恰當的人性觀，是製度建設之根基和保證。關於人性的幽暗意識，不僅是一門人性學說，還是一門製度建設之學說”。另一方麵，人的內心需要有良心的力量和心智啟蒙的知識，否則難以察辨、抵禦我們自己的和別人的惡念惡行。如果沒有這樣的力量和知識，那麼，在製衡人性幽暗的製度不能建立，惡成為普遍規範的情況下，我們便會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並失去抵抗的意願，除了自暴自棄、自甘墮落，再沒有別的選擇。
第三部分討論的是政治製度與民眾德行的問題，這既關乎古典哲學家關心的政體對公民的道德教化或道德敗壞，也關乎現代社會心理學所研究的“情境”對人的道德感知和社會行為的決定性影響。政體是一種統治形態，也是一種普遍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生態。政體的製度本身可以成為現代社會心理學所關注的人的作惡情境，20世紀的極權統治便是這樣，這樣的環境是對人性的嚴酷考驗。人們普遍相信自己會聽從個人良心的指引，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展示的就是這樣一種作惡情境。他將此稱為“囚禁心靈的黑暗之地”。在那裏，“我們目睹了人性殘酷麵的各色症狀，驚訝於善人如何輕易被環境改變，成為多麼殘酷的人，而且改變程度可以多麼劇烈”。情境的力量將權威、權力及被支配的個人行為之惡推向極致，“這股力量讓我們擱置自己的人性，並從身上奪走人類最珍視的品質：關心、仁慈、合作與愛”。
雖然現代社會心理學對人性的弱點和幽暗有了更深刻的體認，但並不對人性完全悲觀。用津巴多的話來說，了解情境的力量是為了“讓我們開始認識對抗心智控製的特定辦法”。因此，這樣的知識是為了幫助迫切需要的心智啟蒙，而不是鼓勵在作惡情境麵前無所作為、自暴自棄。人性中終究有良善的力量，人是可以通過一些方法，利用個體的作為來挑戰環境與製度力量的。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馬克·吐溫說，“欺騙一個人要比讓他知道被人騙了來得容易”，同樣，開啟一個人的心智要比蒙蔽他的心智來得困難。有些個人善於抵抗，不屈服於誘惑，也許是天生就受到善良之神的嘉惠，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抵抗的能力是通過心智啟蒙獲得的，這種啟蒙是出於他們自己覺醒了的需要，也因為他們聽到了來自同路旅伴們的良心鼓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