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轉而觀我孔子之學說。其審美學上之理論雖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則始於美育，終於美育。《論語》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在古昔，則胄子之教，典於後夔；大學之事，董於樂正。然則以音樂為教育之一科，不自孔子始矣。荀子說其效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樂行而誌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之謂也。故“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而《韶》樂之作，雖絜壺之童子，其視精，其行端。音樂之感人，其效有如此者。
且孔子之教人，於詩樂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習禮於樹下，言誌於農山，遊於舞雩，歎於川上，使門弟子言誌，獨與曾點。點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由此觀之，則平日所以涵養其審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光風霽月不足以喻其明，泰山華嶽不足以語其高，南溟渤澥不足以比其大。邵子所謂“反觀”者非歟？叔本華所謂“無欲之我”、希爾列爾所謂“美麗之心”者非歟？此時之境界；無希望，無恐怖，無內界之爭鬥，無利無害，無人無我，不隨繩墨而自合於道德之法則，一人如此，則優人聖域；社會如此，則成華胥之國。孔子所謂“安而行之”與希爾列爾所謂“樂子守道德之法則”者，舍美育無由矣。嗚呼！我中國非美術之國也！一切學業，以利用之大宗旨貫注之。治一學，必質其有用與否；為一事，必問其有益與否。美之為物，為世人所不顧久矣！故我國建築、雕刻之術，無可言者。至圖畫一技，宋元以後，生麵特開，其淡遠幽雅實有非西人所能夢見者。詩詞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賤儒輒援“玩物喪誌”之說相詆。故一切美術皆不能達完全之域。美之為物，為世人所不顧久矣！庸詎知無用之用，有勝於有用之用者乎？以我國人審美之趣喙之缺乏如此，則其朝夕營營，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庸詎知吾國所尊為“大聖”者，其教育固異於被賤儒之所為乎？故備舉孔子美育之說，且詮其所以然之理。世之言教育者，可以觀焉。
古雅之性質既不存於自然，而其判斷亦但由於經驗，於是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
—— 王國維
“美術者天才之製作也”，此自汗德以來百餘年間學者之定論也。然天下之物，有決非真正之美術品，而又決非利用品者，又其製作之人，決非必為天才，而吾人之視之也，若與天才所製作之美術無異者：無以名之，名之曰“古雅”。欲知古雅之性質，不可不知美之普遍之性質。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雖物之美者，有時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視為美時，決不計及其可利用之點。其性質如是，故其價值亦存於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而美學上之區別美也，大率分為二種：曰優美，曰宏壯。自巴克及汗德之書出，學者殆視此為精密之分類矣。至古今學者對優美及宏壯之解釋，各由其哲學係統之差別而各不同。要而言之，則前者由一對象之形式不關於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於此對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藝術中普通之美，皆此類也。後者則由一對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馭之範圍，或其形式大不利於吾人，而又覺其非人力所能抗，於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觀念外，而達觀其對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風雷雨，藝術中偉大之宮室、悲慘之雕刻像、曆史畫、戲曲、小說等皆是也。此二者，其可愛玩而不可利用也同。若夫所謂古雅者則何如？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則一切優美皆存於形式之對稱變化及調和。至宏壯之對象，汗德雖謂之無形式，然以此種無形式之形式能喚起宏壯之情故，謂之形式之一種，無不可也，就美術之種類言之，則建築雕刻音樂之美之存於形式固不俟論，即圖畫詩歌之美之兼存於材質之意義者，亦以此等材質適於喚起美情故，故亦得視為一種之形式焉。釋迦與馬利亞莊嚴圓滿之相，吾人亦得離其材質之意義，而感無限之快樂，生無限之欽仰。戲曲小說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對文章之方麵言之，則為材質；然對吾人之感情言之，則此等材質又為喚起美情之最適之形式。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屬於美之對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質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他形式以表之，惟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即此第二種之形式。即形式之無優美與宏壯之屬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
夫然，故古雅之致存於藝術而不存於自然。以自然但經過第一形式，而藝術則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創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即同一形式也，其表之也各不同。同一曲也，而奏之者各異；同一雕刻繪畫也，而真本與摹本大殊。詩歌亦然，“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杜甫《羌村詩》）之於“今宵剩把銀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幾道《鷓鴣天》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詩·衛風·伯兮》）之於“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歐陽修《蝶戀花》詞），其第一形式同，而前者溫厚，後者刻露者，其第二形式異也。一切藝術無不皆然，於是有所謂雅俗之區別起。優美及宏壯必與古雅合，然後得顯其固有之價值。不過優美及宏壯之原質愈顯，則古雅之原質愈蔽。然吾人所以感如此之美且壯者，實以表出之之雅故，即以其美之第一形式，更以雅之第二形式表出之故也。
雖第一形式之本不美者，得由其第二形式之美（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茅茨土階，與夫自然中尋常瑣屑之景物，以吾人之肉眼觀之，舉無足與於優美若宏壯之數，然一經藝術家（繪畫若詩歌）之手，而遂覺有不可言之趣味。此等趣味，不自第一形式得之，而自第二形式得之無疑也。繪畫中之布置，屬於第一形式，而使筆使墨，則屬於第二形式。凡以筆墨見賞於吾人者，實賞其第二形式也。此以低度之美術（如法書等）為尤甚。三代之鍾鼎，秦漢之摹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於第二形式。吾人愛石刻不如愛真跡，又其於石刻中愛翻刻不如愛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於雕刻書畫之品評，曰“神”、曰“韻”、曰“氣”、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學亦然，古雅之價值大抵存於第二形式。西漢之匡、劉，東京之崔、蔡，其文之優美宏壯，遠在賈、馬、班、張之下，而吾人之嗜之也亦無遜於彼者，以雅故也。南豐之於文，不必工於蘇、王、薑夔之於詞，且遠遜於歐、秦，而後人亦嗜之者，以雅故也。由是觀之，則古雅之原質，為優美及宏壯中不可缺之原質，且得離優美宏壯而有獨立之價值，則固一不可誣之事實也。
然古雅之性質，有與優美及宏壯異者。古雅之但存於藝術而不存於自然，既如上文所論矣，至判斷古雅之力亦與判斷優美及宏壯之力不同。後者先天的，前者後天的，經驗的也。優美及宏壯之判斷之為先天的判斷，自汗德之《判斷力批評》後，殆無反對之者。此等判斷既為先天的，故亦普遍的、必然的也。易言以明之，即一藝術家所視為美者，一切藝術家亦必視為美。此汗德之所以於其美學中，預想一公共之感官者也。若古雅之判斷則不然，由時之不同而人之判斷之也各異。吾人所斷為古雅者，實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斷之。古代之遺物無不雅於近世之製作，古代之文學雖至拙劣，自吾人讀之無不古雅者，若自古人之眼觀之，殆不然矣。故古雅之判斷，後天的也，經驗的也，故亦特別的也，偶然的也。此由古代表出第一形式之道與近世大異，故吾人睹其遍跡，不覺有遺世之感隨之，然在當日，則不能。若優美及宏壯，則固無此時間上之限製也。古雅之性質既不存於自然，而其判斷亦但由於經驗，於是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誠高，學問誠博，則雖無藝術上之天才者，其製作亦不失為古雅。而其觀藝術也，雖不能喻其優美及宏壯之部分，猶能喻其古雅之部分。若夫優美及宏壯，則非天才殆不能捕攫之而表出之。今古第三流以下之藝術家，大抵能雅而不能美且壯者，職是故也，以繪畫論，則有若國朝之王翬，彼固無藝術上之天才，但以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則優而自運受則劣，則豈不以其舍其所長之古雅，而欲以優美宏壯與人爭勝也哉？以文學論，則除前所述匡、劉諸人外，若宋之山穀，明之青邱、曆下，國朝之新城等，其去文學上之天才蓋遠，徒以有文學上之修養故，其所作遂帶一種典雅之性質。而後之無藝術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與第一流之文學家等類而觀之，然其製作之負於天分者十之二三，而負於人力者十之七八，則固不難分析而得之也。又雖真正之天才，其製作非必皆神來興到之作也。以文學論，則雖最優美最宏壯之文學中，往往書有陪襯之篇，篇有陪襯之章，章有陪襯之句，句有陪襯之字。一切藝術，莫不如是。此等神興枯涸之處，非以古雅彌縫之不可。而此等古雅之部分，又非借修養之力不可。若優美與宏壯，則固非修養之所能為力也。
然則古雅之價值，遂遠出優美及宏壯下乎？曰：不然。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術品之公性也。優美與宏壯然，古雅亦然。而以吾人之玩其物也，無關於利用故，遂使吾人超出乎利害之範圍外，而惝恍於縹緲寧靜之域。優美之形式，使人心和平；古雅之形式，使人心休息，故亦可謂之低度之優美。宏壯之形式常以不可抵抗之勢力喚起人欽仰之情，古雅之形式則以不習於世俗之耳目故，而喚起一種之驚訝。驚訝者，欽仰之情之初步，故雖謂古雅為低度之宏壯，亦無不可也。故古雅之位置，可謂在優美與宏壯之間，而兼有此二者之性質也。至論其實踐之方而，則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養得之，故可為美育普及之津梁。雖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創造優美及宏壯之物者，亦得由修養而有古雅之創造力；又雖不能喻優美及宏壯之價值者，亦得於優美宏壯中之古雅之原質，或於古雅之製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價值，自美學上觀之，誠不能及優美及宏壯，然自其教育眾庶之效言之，則雖謂其範圍較大成效較著可也。因美學上尚未有專論古雅者，故略述其性質及位置如右。篇首之疑問，庶得由是而說明之歟？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 李煜《虞美人》
《南唐二主詞》跋
右南詞本《南唐二主詞》，與常熟毛氏所鈔、無錫侯氏所刻，同出一源。猶是南宋初輯本。殆即《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宋長沙書肆所刊行者也。直齋雲：“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嚐書之墨跡，在盱江晁氏。”今此本正同。又注中引曹功顯節度、孟郡王、曾端伯諸人。案功顯。曹勳字。《宋史》勳本傳，以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又《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紹興二十七年卒。曾端伯慥亦紹興時人。以此教條推之，則編輯者當在紹興之季。曹功顯已拜節度之後，未加太尉之前也。且半從真跡編錄，尤為可據。故如式寫錄。另為《補遺》及《校勘記》附後，諸本得失，覽者當自得之。
《片玉詞》“玉帶”考證
曩讀周清真《片玉詞》“訴衷情”一闋（《片玉集》、《清真集》均不載）曰：“當時選舞萬人長，玉帶小排方，喧傳京國聲價，年少最無量。”按排方、玉帶乃宋時乘輿之服。嶽倦翁《媿郯錄》（十二）：“國朝服帶之製：乘輿，東宮以玉，大臣以金，勳舊間賜以玉，其次，則犀、則角。此不易之製。考之典故，玉帶乘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石林燕語》（七）亦雲：“國朝親王皆服金帶，元豐中官製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別之。二王力辭，乞寶藏於家而不服用，不許，乃請加佩金魚，遂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自此始。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寧中收複熙河，神宗特解所係帶賜王荊公，且使服以入賀。荊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追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維案《臨川集》卷十八《荊公賜玉帶謝表》末雲：“退藏唯謹知燕及於雲來。”知釋去之說不妄。）大觀中，收複青唐，以熙河故事，複賜蔡魯公，而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為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辭，乃乞琢為方團。既以為未安，或誦韓退之‘玉帶垂金魚’之詩禮，告以請，因加佩金魚。”（《鐵圍山叢談》、《揮麈前錄》所記略同。）則排方玉帶實乘輿之製，臣下未有敢服者也。且宋時臣下受玉帶之賜者，可以指數。太祖時，則有李彝興、符彥卿、王審琦、石保吉。英宗時，則有王守約。（保吉、守約均以主婿賜。）神宗時，則有王安石、嘉岐二王。徽宗時，則有蔡京、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趙仲忽。欽宗時，則有李綱。（上皇所賜）南宋得賜者，文臣則有張浚，秦檜、史浩、史彌遠、鄭清之、賈似道；宗室則有居廣、士輵、伯圭、師揆、師彌；勳臣則有劉光世、張俊、楊存中、吳璘；外戚則有吳益、謝淵、楊次山（何執中以下五人賜玉帶事，見《石林燕語》。史彌遠趙師揆見《四朝聞見錄》
賈似道師彌見《癸辛雜誌》。餘見《宋史》本傳及《玉海卷》八十六）此外罕聞。唯《太祖紀》載：建隆元年正月以犀玉帶遍賜宰相、樞密使及諸軍列校。此行佐命之賞，未可據為典要。又《夢溪筆談》（二十二）雲：“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隻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值）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容齋隨筆》（四）：“駁之曰：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為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即不與此說合，且既為玉帶，而又名比玉，尤可笑。”洪氏之言如此。案《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二年五月癸亥以封禪慶成，賜宗室輔臣襲衣金帶器幣，不雲玉帶。《舊聞證誤》（四）引某書謂真宗嚐遍以玉帶賜兩府大臣，蓋亦襲《筆談》之誤。夫以乘輿禦服大臣所不得賜，宰相親王所不敢服，僭侈如蔡京猶必琢為方團，加以金魚而後敢用。何物倡優，乃以此自炫於萬人之中。此事誠不可解，蓋嚐參互而得其說焉。《宋史·輿服誌》：太平興國七年，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奏奉詔詳定車服製度，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舊聞證誤》（四）引《慶元令》雲：“諸帶三品以上得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蓋宋時便服並無禁令，故東坡曾以玉帶施元長老，有詩見集中。（《東坡集》十四）其二曰：“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味其詩意，不獨東坡可服，似了元亦可服矣。至順《鎮江誌》（十九）載此事雲：“公便服入方丈。”又雲：“師急呼侍者收公所許玉帶。”則為便服束帶之證。東坡贈陳季常《臨江仙》詞雲：“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亦其一證。陳後山《談叢》（後山集十九）亦雲：“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耳，美玉蓋不琢也。比歲杭、揚二州化洛石為假帶，色如瑾瑜，然可辨者，以其有光也。”觀此，知宋時上下便服通用玉帶，故人能辨之，漫至倡優，服飾上僣乘輿，雖雲細事，亦可見哲、徽以後政刑之失矣。
曩作《清真先生遺事》，頗辨《貴耳集·浩然齋雅談記》李師師事之妄。今得李師師金帶一事，見於當時公牘，當為實事。案《三朝北盟會編》（三十）：“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各據前項所賜條數自陳納官，如敢隱蔽，許人告犯，重行斷遣。後有尚書省指揮雲：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曾經祗候倡優之家，（中略）曾經賜金帶者，並行陳納，當時名器之濫如是，則玉帶排方亦何足為怪。頗疑此詞或為師師作矣，然當時製度之紊，實出意外。《老學庵筆記》（一）言：“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裏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太守客次有服金腰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天下朱家壞。’然則徽宗南狩時，盡以太宗時紫雲樓金帶賜蔡攸、童貫等。”（見《鐵圍山叢談》六）更不足道。以公服而猶若是，則便服之僣侈更何待言！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殆謂是歟？
《花間集》考證
《花間集》，十卷。明複刊宋本。前有蜀廣政三年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序》，後有紹興十八年濟陽晁謙之《跋》。炯為孟蜀宰相，蜀亡，入宋為翰林學士。一作歐陽炳，蘇易簡《續翰林誌》（下）謂：“學士放誕，則有王著，歐陽炳。”又雲：“炳以偽蜀順化，旋召入院，嚐不巾不襪，見客於玉堂之上。尤善長笛，太祖嚐置酒令奏數弄。後以右貂終於西洛。”又作歐陽迥，《學士年表》：“歐陽迥，乾德三年八月以左散騎常侍拜。（前曰“右貂”，此雲“左散騎常侍”，左右必有一誤。）開寶四年六月以本官分司西京罷。”則與炳自為一人。此本與聊城楊氏所藏鄂州本均作歐陽炯，恐炯字不誤。炳與迥因避太宗嫌名而追改也。集中詞十八家，溫助教、皇甫先輩、韋相之次，有薛侍郎昭蘊。
按《唐書·薛廷老傳》：“廷老子保遜，保遜子昭緯，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磎州刺史。”《舊書》略同。《北夢瑣言》（十）：“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沙》詞。”今此集載昭蘊詞十九首。其八首為《浣溪沙》，又稱為薛侍郎，恐與昭緯為一人。緯、蘊二字，俱從係，必有一誤也。李洵，則鄂州本作李珣，毛本亦同。《鑒誡錄》（四）：“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煙月之士也，與李生常為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黃休複《茅亭客話》亦紀其為波斯人。以異域之人而所造若此，誠為異事。王灼《碧雞漫誌》屢稱珣《瓊瑤集》，其所舉《倒排甘州》、《河滿子》、《長命女》、《喝馱子》四首，均此集與《尊前集》所未載。則南宋之初，蜀中尚有此書，未識佚於何時也。
唐五代人詞有專集者，《南唐二主詞》、《陽春集》均宋人所編。飛卿《金奩詞》則係贗本。《全荃詞》一卷，雖見顧嗣立、溫飛卿詩集，《跋》謂有宋本，未知可信否。和凝《紅葉稿》之名，則係竹垞杜撰。凝《紅藥編》五卷，見於《宋誌》者，乃製誥之文。（焦竑《國史經籍誌》列之《製誥》類，其書竑時已亡，殆由其名定之，是也。）非詞集，亦非《紅葉稿》也。唯珣《瓊瑤集》見於宋人所記，當為詞人專集之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