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清代後期的詩詞文
序
自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間，中國社會處於劇烈動蕩、迅疾變化的過程中。以詩文為主的傳統文學形式，由於自身曆史的束縛，已難以應付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對一部分詩人來說，它也難以充分表現激烈的情感活動。所以到了清末，與"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一起，出現了"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號。但這種"革命"仍是不成熟的探索。在新文學形式出現以前，作者們仍然隻能在舊的形式中朝不同方向尋求變化，以順應現實的需要。所以，作為古代文學最後一個階段的詩文創作，麵貌顯得紛繁複雜。
第一章 清代後期的詩
一、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夕
鴉片戰爭作為中國第一次反抗西方侵略失敗的恥辱紀錄，既暴露了清政權的腐敗無能，也宣告了中國所麵臨的深重危機，它在人們心中引起了極大震動。這一時期留下了眾多揭露時弊和抒發憂國之情的詩篇，作為時代的紀錄，有其特殊意義。
以虎門禁煙而名垂史冊的林則徐（1785-1850），並不以詩著稱，但由於地位與經曆的關係，他的詩作對了解鴉片戰爭前後的形勢有重要的價值。他謫戍伊犁時所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出嘉峪關感賦》等，表達了憂念時事、以身許國的熱情。前一首中"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他常吟誦的句子，從中可以感受到一個正直的政治家的心跡。
反映鴉片戰爭史實的詩篇，著名的有貝青喬的《咄咄吟》，由一百二十首絕句組成。作為作者投效揚威將軍奕經軍中所見所聞的紀錄，這些詩在揭露清朝軍隊的腐敗與落後、反映士兵的生活與心理方麵，具有較強的真實性。另外，張維屏的《三元裏》紀述了廣州三元裏鄉民圍困英國侵略軍的經過；朱琦的《關將軍挽歌》歌頌愛國將領關天培，都廣為人知。同類詩歌還有很多，不一一提及。這一類詩作往往有思路簡單、敘事淺直的弱點，所涉及的問題也多停留在表麵。但它們不僅反映了那一段特殊曆史的麵貌和人們悲憤的心情，也進一步推進了自龔自珍以來以詩歌縱橫議論時政的風氣。
詩歌的形式，也變得比較自由，不太拘泥於格律，語言大都平易直達。在詩風的轉變上，這一類詩也是有影響的。
鴉片戰爭前後，魏源和姚燮是較有影響的作家。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和龔自珍是好友。他是一位有見識的學者和思想家，曾受林則徐囑托編纂敘述各國曆史地理的《海國圖誌》，為中國放開眼界看世界的先驅者之一。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代表了那個時代進步的士大夫中一種比較普遍的思想。有《古微堂集》等。
魏源的不少詩篇，如《江南吟十章》、《寰海十章》及《後十章》、《秋興十章》等，都是議論時事、抒寫感憤的政治詩。所表達的見解，主要是在堅持中國固有傳統的前提下反對閉關自守、主張學習西方技術，具有曆史價值。
在普通的抒情詩篇中，魏源的山水詩很有名。他喜歡寫雄壯奇偉的景象，《太室行》、《錢塘觀潮行》、《天台石梁雨後觀瀑歌》、《湘江舟行》等均有此種特點，可以看出作者豪邁活躍的個性。另外，他的詠史詩也頗為人稱賞。《金陵懷古》之一中的兩聯："隻今雨雪千帆北，自古雲濤萬馬東。千載江山風月我，百年身世去來鴻。"寫得氣勢雄渾，感慨蒼涼。和龔自珍相比，魏源的詩在表現開張的個性方麵與之一致，語言則較為明白流動；但他顯然缺乏龔自珍在特異的語言構造中所表現出的尖銳的人生感受。
姚燮（1805-1864）字梅伯，號複莊，浙江鎮海人。道光舉人。有《複莊詩問》等。他寫有很多關於鴉片戰爭時事和有關社會情況的詩篇，孫廷璋《複莊詩問序》以"烽火驟警，竟罹杜陵之愁"為喻，說明他的詩有"詩史"的特點。
《哀江南詩五疊秋興韻八章》之二，寫陳化成之戰死：
颶風卷纛七星斜，白發元戎誤歲華，隘岸射潮無勁弩，高天貫月有枯槎。募軍可按馮唐籍，解陣空吹越石笳。最惜吳淞春水弱，晚紅漂盡細林花。
這一時期關涉時政的詩篇，無論歌頌還是譏諷，通常都寫得比較誇張。這固然和作者激動的情緒有關，但未免有損於詩的感動力。而姚燮此詩從年老的陳化成無力支撐頹勢落筆，流露了深深的哀痛和同情，也反映著作者對時局的感受，所以能夠動人。
鴉片戰爭結束不久，太平天國運動再一次從內部給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在重重危機之下，統治集團中一批主張變革的人士推進了一場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核心口號的"洋務運動"，這是林則徐、魏源政治主張的延伸和發展。
但正因是以"中學為體"，這一派人物在文學上也是以堅守傳統的麵貌出現的，這就是散文中承桐城派餘緒的"湘鄉派"和詩歌中的"宋詩運動"，其核心人物是因鎮壓太平天國而獲得顯赫地位並成為洋務派領袖的曾國藩。
"宋詩運動"的興起並非始於曾國藩。早一時期的程恩澤和祁寯藻已提倡在前。曾國藩的登高力呼，使推崇宋詩尤其是黃庭堅詩的風氣更盛極一時。曾氏自謂"自仆宗涪公，時流頗忻向"（《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施山亦稱"今曾相國酷嗜黃詩，詩亦類黃，風尚一變"（《望雲詩話》）。除曾氏本人外，這一派中較著名的詩人還有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他們的詩論，既重視正統道德的修養，又強調自我獨立品格的表現，以此求得"不俗"的詩風。如何紹基《使黔草自序》說："直起直落，獨來獨往，有感則通，見義則赴，則謂不俗。"又引黃庭堅語："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
總之，他們希望在詩中顯示一種基於正統倫理而又矯矯自立、不隨俗俯仰的人生姿態，這確實很符合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
當時提倡宋詩的人物多身居高位，鄭珍則與之有別。鄭珍（1806-1864）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舉人，曾任縣學訓導，一生窮愁潦倒。有《巢經巢全集》。他的詩內容廣泛，有些揭露時弊，反映民間疾苦之作，寫得很尖銳。如《經死哀》述一老翁因無力交納捐稅而自經，官吏即追逼其子，怒稱："吾不要命隻要銀！若圖作鬼即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
寫出了農民走投無路的絕境。他也善於描寫自然景物，如《晚望》：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碧雲收去鳥，翠稻出行人。水色秋前靜，山容雨後新。獨憐溪左右，十室九家貧。
此詩字麵平易，實有刻煉之功。頷聯"收"、"出"兩字以淺為深，用得很特別；開頭和結尾，構成不平衡的對照。
差不多同時的金和（1818-1885），是宋詩派以外一個比較著名的詩人。他喜作長篇，如《蘭陵女兒行》、《烈女行紀黃婉梨事》分別寫兩名女子反抗清軍官兵的劫掠，用散文化的句式、小說化的結構和細致描寫來敘述故事，形式上有新的特點。
宋詩派在清末民初演化為"同光體"，下文再說。
二、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
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中、日都是曾受西方壓迫的封建製國家，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差不多同時，區別在於日本的變革更為迅速和徹底。甲午戰爭的結果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激起更為激烈的變革要求；而隨著一般稱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進一步陷入危機，又激起以推翻清王朝為目的的革命運動。中國社會在經濟和文化準備極不充分的情況下，向著畸形的資本主義政治製度轉化。在這過程中，西方文化更為迅捷地湧入，思想界的動蕩尤為劇烈。這些都在當時的文學中留下鮮明的印記。
我們首先介紹戊戌變法和反清革命中一些風雲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炳麟、秋瑾等人的詩。這不僅因為他們的詩具有愛國思想，反映了重大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些詩篇表現出力圖在變亂時代重新創造曆史的精神氣質。與鴉片戰爭時期政治人物如林則徐等人的詩相比，兩者的麵貌很不相同。這種差別顯示了才智之士在曆史中更為積極和自信的人生姿態。因為他們都是眾所周知的曆史名人，故於生平介紹方麵從略。
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他是戊戌變法的發動者，當反清革命興起後，又成為保皇派領袖。康氏為人雄強自負，其詩亦氣勢不凡。如《登萬裏長城》之一：
秦時樓堞漢家營，匹馬高秋撫舊城。鞭石千峰上雲漢，連天萬裏壓幽並。東窮碧海群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且勿卻胡論功績，英雄造事令人驚！
詩中景象宏偉，詩人自我的精神形象也異常高大。第三句把神人鞭石下海為秦始皇造石橋的傳說改造為鞭石上山，以表現英雄人物驅使一切的非凡力量。結末兩句尤可注意：在康氏看來，始皇建長城禦匈奴之實績可以置而不論，最值得驚歎的，首先是"英雄造事"的氣魄！此詩的寫作距康氏投身戊戌變法尚有多年，而以英雄自許、以曆史創造者自命的豪氣，已洋溢在這些詩行間了。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參與戊戌變法，失敗後拒絕出走，欲以自身的死為警世的力量、為人格的完成。《獄中題壁》雲："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早年的詩就寫得慷慨豪邁，有英雄氣，如《潼關》：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
大河的不可羈勒，群山的兀立爭勝，便是詩人個性的象征。聯係他在《仁學》中要衝決一切羅網的宣言，可以感受到很強烈的自由解放精神。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早年師事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後與康氏一起組織保皇會。但梁的思想能與時為變，不斷接受新事物，故後期在推進文化革新方麵仍有許多建樹。他學問博雜，筆力縱橫，著作宏富，有《飲冰室合集》。下麵是他的《太平洋遇雨》：
一雨縱橫亙二洲，浪淘天地入東流。卻餘人物淘難盡，又挾風雷作遠遊。
此詩作於梁氏於戊戌變法失敗後亡命海外時，但詩中境界宏闊，意氣飛揚，絕無沮喪之色。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號太炎，浙江餘杭人，為當時著名學者。甲午戰爭後從事政治活動，曾因在《蘇報》發表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為鄒容《革命軍》所寫的序文痛斥清廷而入獄。章太炎精通文字學，好用古字，但一首《獄中贈鄒容》卻寫得極為明快：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
詩寫得不甚講究，但氣度軒昂。後四句集中抒情，謂偌大乾坤，隻兩顆好頭顱，寫出豪傑氣概。
秋瑾（1875-1907）字競雄，號鑒湖女俠、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她是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因策劃武裝起義被害。秋瑾喜酒善劍，果敢明決，以女俠雄豪的形象流譽人間。
下麵是她赴日留學途中所作《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
漫雲女子不英雄，萬裏乘風獨向東。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銅駝已陷悲回首，汗馬終慚未有功。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詩思壯闊，憂念深沉，而由此凸現出的，是一個獨立風雲的女英雄形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蔣智由（1866-1929），他字觀雲，是清末鼓吹君主立憲製的重要人物，又與黃遵憲、夏曾佑一起被梁啟超推為"近世詩家三傑"（《飲冰室詩話》），他的《有感》寫道：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這是以現代自由意識看待封建社會曆史的感受。
以上選列的，均是晚清推進曆史變革的重要政治人物的詩篇。在反映社會思潮上應有較大代表性。我們看到，不論各人具體立場如何，詩中無不以英雄自許，由此而產生令人感動的豪壯之情。政治人物必然要承擔某種社會使命，甚至不惜犧牲，但作為自我的主動選擇，作為英雄之誌的實現，這絕不構成對個人價值的抹殺。所以這一類詩和居於依附地位寫出的政治詩有完全不同的氣質，它是自由思想不斷成長的曆史環境中的產物。回顧龔自珍對人性奴化、人格墮落、人材凋零的社會狀態的批判，可知前引梁啟超說光緒間新學家讀龔氏著作"若受電然"，其感通之處究竟何在。
這一時期詩歌中重要的現象，是以黃遵憲為代表的"新派詩"的興起，和梁啟超對"詩界革命"的提倡。這兩者相互關聯，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今梅縣）人。光緒舉人，曾任駐日、英使館參讚及舊金山、新加坡總領事。回國後積極參加維新變法，變法失敗後去職家居，老死鄉裏。有《人境廬詩草》、《日本雜事詩》等。
黃遵憲很早就有詩歌革新的意識，二十一歲所作《雜感》，對"俗儒好尊古"提出批評，宣稱"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不過這還是泛泛之論。戊戌變法前夕，他提出了"新派詩"的名目，《酬曾重伯編修並示蘭史》雲："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詩中他是以"文章巨蟹橫行日"（指橫寫的西洋文）和"世變群龍見首時"為其"新派詩"的背景。換言之，這是對西學日興的形勢的反應，並有著欲為群龍之首、領風氣之先的用意。後來在《人境廬詩草自序》中，他對自己在詩歌方麵的追求作出了更詳盡的說明。其要旨大體是最廣泛地汲取古代文化和現實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終"不失乎為我之詩"。
尤具特色的有兩點：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曆，皆筆而書之"，這表明他重視以詩反映不斷變化和日益擴大的生活內容；一是提出要"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並"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這表明他的詩歌愛好有散文化傾向，這一傾向同他多以詩敘事寫物有關。
在具體創作方麵，多記時事是黃遵憲詩的一大特點。如《馮將軍歌》、《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度遼將軍歌》等均反映了中法、中日戰爭中的大事件，對國家的衰危表示了極大的憂慮和悲憤。另外，《拔自賊中述所聞》、《天津紀亂》、《聶將軍歌》等則記述了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中的事件，並表示強烈的反對。今人對上述兩類作品的評價不同，但在作者本身而言，卻是同樣性質的。黃氏以詩為史的意識很強，這些詩也確有史料價值。
在上述詩作中，黃遵憲也有求新的表現，如《馮將軍歌》仿《史記·魏分子列傳》筆法，疊用十六"將軍"字麵，以表示對馮子材的敬重，這是以"古文"之法入詩的顯例。但真正使人耳目一新的，還是那些與他的外交官經曆有關的反映世界各地風土人情和包含著新的科學文化知識的作品。以前者言，譬如《櫻花歌》描述了櫻花開時日本舉國若狂的歡騰景象，《紀事》記述了美國總統競選、兩黨哄爭的情形，《登巴黎鐵塔》寫登埃菲爾鐵塔所見所思，《番客篇》反映南洋華僑的生活，凡此種種，對於當時一般中國人而言，真是聞所未聞，大開眼界，在中國古典詩歌中，開拓了全新的題材。他的詩友丘逢甲稱：
"茫茫詩海，手辟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人境廬詩草跋》）以後者言，像《今別離》四首寫傳統遊子思婦題材，而以火車、輪船、電報、照相等新事物以及東西半球晝夜相反的現象構成離別與相思的情景，寫得極有新鮮感。下麵是第四首：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麵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裏，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隻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複深，難以量相思！
因為東西半球晝夜相反，寢起各異，所以夢魂不得相見。在古詩的傳統裏，這種立意自然顯得很新奇。
黃遵憲詩以五、七言古體長篇最具代表性。五古擅於鋪陳，七古縱橫變化，而均有筆力雄健、富於氣勢之長。不過，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自稱五古"淩跨千古"，七古"不過比白香山、吳梅村略高一籌"（《與任公書》），其言甚誇。黃氏的詩常寫得張揚外露，力求新異，但思想並不深刻，也缺乏能夠表現獨特人生感受的意象。他的時事詩篇有意為史，因此敘述和議論多，抒情則流於簡單的誇張；反映國外風情的詩，偏重於介紹新事物，"差能說西洋製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於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錢鍾書《談藝錄》），也就是說，他並沒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切的東西引入到詩歌中來。
但黃遵憲在詩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他清楚地意識到古典詩歌傳統不足以充分表現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知識，要求詩與時為變，在題材、風格、語彙諸方麵打破一切忌諱，對於推進詩歌的變革有重要意義；他的創作有力地擴充了中國詩歌的內容，表現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態。他還有一部分詩，如《出軍歌》、《軍中歌》等，語言通俗而形式自由，雖然藝術價值不高，但已帶有向白話詩靠攏的意味。
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提及，戊戌變法前，夏曾佑、譚嗣同等一批新派人士均好作"新詩"，其特點為"喜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這種"新詩"或謂"新學之詩"與黃遵憲的"新派詩"有某些相同的特點和趣味，但它僅有新名詞而並無新的生活素材與詩歌形象，兩者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廣泛接觸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並移借日語中"革命"一詞的用法，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力圖把已有的詩歌變革推向深入，並加以理論化的解釋。這裏需要說明一點：過去自胡適以來，普遍把黃遵憲的"新派詩"和夏曾佑、譚嗣同及梁氏本人在戊戌前所寫的那種"新詩"視為"詩界革命"的實踐，把這些人都列為"詩界革命"的倡導者，實是一種誤解。這種"新詩"，在梁氏看來"已不備詩家之資格"（《夏威夷遊記》）；
黃遵憲的許多詩（如前麵提到的《今別離》及《出軍歌》、《軍中歌》等），確實被梁啟超推許為"詩界革命"的成功之作，但黃本人始終諱言"革命"二字，而且他對"新派詩"的解說和梁啟超提出的"詩界革命"的明確標準也大有出入。
在《夏威夷遊記》中，梁啟超就"詩界革命"的方向提出要兼備三長：一為"新意境"（主要指詩的題材、內容），二為"新語句"，三為"以古人之風格入之"。他對黃遵憲詩評價最高，謂詩人之"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但他也指出"其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簡言之，在較低的標準上，黃可為"詩界革命"的模範；在高標準上，則連他也不合格。而梁氏所期望的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則根本就沒有發生，他本人後期對詩歌的態度也向古典傳統回歸，向"同光體"靠攏，更宣告了這一"革命"的結束。
晚清的詩歌變革運動成效不大，有多種原因。如過分強調社會功用（這和"小說界革命"一樣），片麵趨新求異，都有礙於藝術上的成就，但關鍵一點，還是梁啟超所謂"古人之風格"的問題。中國古典詩歌有悠久的傳統和輝煌的成就，也有其審美心理、欣賞習慣上的局限。要在充分保持古詩之優長、不背離"古人之風格"的條件下，成功地、富有創造性地表現現代人的生活與心理，實際上是很困難的。這也就是新詩必然要興起的原因。
與"詩界革命"有關的重要人物還有台灣詩人丘逢甲（1864-1912）。他寫過許多悲悼台灣淪陷的詩，又因能以民間俗語入詩，受到梁啟超的推重，謂之"詩界革命一钜子"（《飲冰室詩話》）。
在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倡導變革的同時，詩壇上還存在一些傳統詩派，這些詩派在當時的實際影響要比新派詩人大得多。最有聲勢的，有沿承宋詩派、以陳三立等為代表的"同光體"和以王闓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另外，還有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中晚唐詩派。名士李慈銘不專取一派，但也不脫離傳統的範圍。
王闓運（1833-1916）字壬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是清末民初在政治、文化各方麵都很有影響的人物。他的詩善於以傳統風格抒寫舊式文人的情懷，雖感覺陳舊，但造詣頗高。以《寄懷辛眉》為例：
空山霜氣深，落月千裏陰。之子未高臥，相思共此心。一夜梧桐老，聞君江上琴。
所謂"同光體"，以這一派主要詩論家陳衍的說法，是指"同、光以來不墨守盛唐者"（《沈乙庵詩序》）。這說得有點含糊，實際這派主要是學宋人，其活動年代也主要在光緒中期以後，影響一直延續到"五四"前後。其中又分為以陳衍、鄭孝胥為代表的閩派，以沈曾植為代表的浙派，以陳三立為代表的贛派。陳三立的成就最為特出。
陳三立（1853-1937）字伯嚴，號散原老人，江西義寧（今修水）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官吏部主事。後在湖南輔助任巡撫的父親陳寶箴推行新政。戊戌變法失敗後，父子同被革職。此後他不再參與政事，自稱"神州袖手人"。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憂憤絕食而死，有《散原精舍詩、續集、別集》和《散原精舍文集》。
陳三立雖在清亡後以遺老自居，但他的情況和王闓運很不一樣。王氏抱守舊文化傳統頗為安然自得，陳則始終對社會政治與思想文化的變化很敏感，並不排斥新事物。戊戌變法以後，社會處在混亂狀態，許多"新派"人物之醜陋更有過於舊官僚，這也許是他不願再卷入政界的重要原因；而長期處在更為保守和更為激進的兩派中間，令他對世事產生很深的失望與無奈。陳三立的詩也常以新名詞入舊格律，如《讀侯官嚴氏所譯社會通銓》就使用了不少"新學"名詞，不過這不是他的主要特色。他的詩以宗法黃庭堅為主，力避熟俗而求生新；其用意卻不在模仿，而是通過一種"鐫刻"的功夫，凸現他的尖銳的人生感受。
陳三立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種個人被外部環境所包圍和壓迫而無從逃遁的感覺。《曉抵九江作》以"合眼風濤移枕上，撫膺家國逼燈前"寫憂國之情，內容是向來的詩歌中常有的；但在這裏，引起憂患的"風濤"與"家國"以主動的姿態強行擠壓到詩人的內心，卻是特異的表現。這種感覺在有些純粹描寫自然景物的詩中，也同樣強烈，如《十一月十四夜發南昌月江舟行》：
露氣如微蟲，波勢如臥牛。明月如繭素，裹我江上舟。
露氣和水波幻化成活的生命，蠕動著向詩人湧來，而向來作為柔靜的意象出現在傳統詩歌中的月光，在這裏卻像無數繭絲要把詩人捆縛起來，還有像"江聲推不去，攜客滿山堂"（《靄園夜集》），"掛眼青冥移雁驚，撐腸秘怪鬥蛟螭"（《九江江樓別益齋》），自然都逼向詩人，向著他覆蓋、擠壓過來，震顫著他的神經。再如《園居看微雪》：
初歲仍微雪，園亭意颯然。高枝噤鵲語，欹石活蝸涎。凍壓千街靜，愁明萬象前。飄窗接梅蕊，零亂不成妍。
微雪園亭，向來是詩家所愛的優美景象，在這裏卻呈現為令人窒息的世界。
現實成為無可逃遁的、具有強大壓迫力的存在，而詩人的痛苦無法借語言的虛構獲得消解，從客觀原因來說，這是由於處於文化變異中的中國前景極不明朗，使人精神不寧；同時也由於個人與社會的關聯愈加緊密，難以退回到舊式隱士的情懷。但另一方麵，這根本上源於需要自由空間的自我意誌與壓抑的社會總體環境的衝突，源於個人對外部世界敏感程度的強化。而所謂"壓抑的社會總體環境"往往難以實指，似乎是無形的存在，所以詩人多用自然意象來象征它。這種感覺在後來的新文學中繼續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實際已包含了現代文化的氣質。
在上述意義上，陳三立堪稱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最後一位重要的詩人，他的創作也表明在一定範圍內古典詩歌形式仍有活力。事實上鼓吹"詩界革命"的梁啟超對陳三立也有很高評價，稱"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濃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飲冰室詩話》）。
在清末民初，"南社"是一個活躍的革命文學團體，發起人為陳去病、高旭、柳亞子。這一團體在宣傳反清革命方麵做了許多工作，與政治上保守的"同光體"詩人處於對立地位。他們的詩歌藝術成就不高，但其中的蘇曼殊情況較為特別。
蘇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穀，曼殊為其僧號，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日本，母親是日本人。幼年隨父回國，為族人所歧視，多曆磨難。後去日本學習美術、政治和陸軍，並參與了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二十歲回國後，從事教育及翻譯等工作，並與章炳麟、柳亞子等革命者交遊。他一生曾兩次為僧，蹤跡無窮，行止奇特，性情放浪。有《蘇曼殊全集》。
蘇曼殊是一個極富靈性和浪漫氣質的人。他能詩善畫，還寫小說，且通日、英、法、梵諸種文字，曾譯過拜倫、雪萊的詩作和雨果的《悲慘世界》。他既是和尚，又是革命者，而兩者都不能安頓他的心靈；他以一種時而激昂時而頹廢的姿態，表現著強烈的生命熱情。
蘇曼殊早期參加反清活動時所寫詩篇，常在豪壯的少年銳氣中滲透淒清之情，異於一般關涉時政之作。如《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之二：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發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在後來的詩作中，孤獨與傷感的情緒愈發深長，如《本事詩十章》之九：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蘇曼殊的情詩最為傾動一時。他一生與許多女性發生過感情糾葛，但既不能以此為歸宿，又不能依佛家之說了斷塵緣，總在空幻與沉溺中苦苦掙紮。下麵是《寄調箏人》之三：
偷嚐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
鬱達夫《雜評曼殊的作品》說："他的詩是出於定庵的《己亥雜詩》，而又加上一脈清新的近代味的。"此所謂"近代味"，主要表現為抒寫感情的大膽坦然，和與此相應的語言的親切自然。蘇曼殊熟悉雪萊、拜倫的詩，他的愛情詩中無所忌諱的真誠放任，以及對女性的渴慕與讚美，融入了西洋浪漫主義詩歌的神韻。隻是他不用新異的名詞概念，而在傳統形式中選出新鮮的氣息。在當時那種陳舊的思想壓迫開始被衝破卻又仍然很沉重的年代，渴望感情得到自由解放的青年，從他的熱烈、豔麗而又哀傷的詩歌情調中，感受到了心靈的共鳴。
第二章 清後期的散文
清後期的散文，主要為兩大流派，一是由曾國藩所領導的承桐城派餘緒的"湘鄉派"，一是由梁啟超所提倡的"新文體"。前者在"古文"的傳統上求變化，後者則是一種以淺俗的文言寫成的恣張飛揚的文章體式，帶有向白話文靠攏的意味。但無論哪一派，都看重文章的實用功能，所以這一時期單純文藝性質的散文並不見發達。
曾國藩作為洋務派的領袖，並不是簡單的守舊人物。但在文化思想方麵，他確是力圖通過發揚儒教義理來為清王朝重建穩定的秩序，倡導宋詩和桐城派古文，均有這方麵的意義。王先謙曾說："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為不足為，梅郎中（曾亮）、曾文正（國藩）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姚鼐）餘緒，賴以不墜。"（《續古文辭類纂序》）曾氏也一再對姚鼐表示推崇，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聖哲畫像記》）。
但桐城派的偏執迂腐，既向來受到一部分讀書人（尤其漢學家）的厭棄，又不切時用，所以曾國藩對此作出一定的修正。最重要的有如下三點：一是在姚鼐所提出的義理、考證、文章三要素中，加入"經濟"，謂"此四者闕一不可"（《求闕齋日記類鈔》）。這是重視文章在政事上的實用性，以糾正桐城派古文的空疏迂闊。二是進一步調和漢學與宋學之爭，以爭取更多人的支持，擴大桐城派古文的影響範圍。三是在強調以儒家義理為先的同時，也重視古文的文藝性質。曾氏對桐城派諸宗師均有批評，尤其對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風韻屢表不滿。他也不滿於宋儒崇道貶文、"有德必有言"之說，主張講求文采，追求"文境"，並把姚鼐提出的陽剛、陰柔再分為八，"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同上）；他還主張"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同上），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經常兼用駢偶句法。
總之，在桐城派係統的理論中，曾國藩的觀點視界較廣，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狹，有較多的合理性。他本人的創作，也被梁啟超讚為"桐城派之大成"（《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但他並沒有放棄桐城古文以闡發儒家倫理以根本宗旨的立場，在封建政治極度衰弱、西學日興的形勢中，"桐城派中興"表麵上熱鬧一時，其生機卻是有限的。到了曾氏嫡傳弟子那裏，就已不能不對變化的形勢作出更積極的反應。
曾國藩門下曾彙聚眾多文士，不少人負一時文名，尤著者為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世稱"曾門四弟子"，而吳汝綸更被視為桐城派最後一位宗師。但吳氏不僅關心西學，甚至聲稱"仆生平於宋儒之書獨少瀏覽"（《答吳實甫》），並預言"後日西學盛行，六經不必盡讀"（《答姚慕庭書》），這在前代桐城派人物中，實屬不可想象。此外，以"古文家"自命的嚴複和林紓，前者翻譯《天演論》等多種西方社會學著作，引起巨大的社會震動，後者與他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西洋小說。在他們身上有舊派人物的色彩，但又有很多新思想（特別是嚴複），對於社會文化的變革起了很大作用。
在曾國藩重振桐城派古文的前後，反對這一派的意見也並未消歇。如以古文著稱而不為桐城派籠蓋的馮桂芬（1809-1874），雖主張"文以載道"，卻要求擴大"載道"的內涵，以為"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製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同時要求打破"義法"的程式，以為"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也；文成法立，不必無義法也"（《複莊衛生書》）。他的看法在推進文體解放上有一定意義。而王韜（1828-1897）作為較早以私人身份漫遊海外、深入接觸西方文化的人物，他對文的看法距桐城派更遠。其《弢園文錄外編自序》說："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在《弢園尺牘續抄自序》中，他把講究家法、師承、門戶的程式化的古文稱為"今世之時文"，說自己為文"以胸中所有悲憤鬱積，必吐之而始快"。這些意見上承袁宏道、袁枚、龔自珍等人重性情和自我表現的理論，又同作者接觸西方文化有關。王韜後來在香港主辦報刊，發表大量政論文章，並廣泛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一類報刊文字，可視為從舊式散文到梁啟超新式"報章體"文字的過渡。
在戊戌變法前夕和變法過程中，梁啟超作為當時最有影響的《時務報》的主筆，發表了大量宣傳變法的文章；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他繼續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撰文，議論政事、宣傳西方學術文化。這種文章當時人稱為"報章體"或"新文體"，雖還屬於文言的範圍，卻和曆來的古文不同，與桐城派古文更相去不可以道裏計。其主要特點為：從內容來說，它視野廣闊，包容了著眼於世界範圍的新事物、新思想，並大量運用新的名詞概念；從結構來說，它講究邏輯的嚴密清晰，不故作搖曳跌宕之姿；從文字來說，它力求通俗流暢，為說理透徹而不避繁複；從風格來說，它感情發露，具有強大的衝擊力。和桐城派古文肅斂雅潔的基本特征相比，正是背道而馳。下麵是梁氏《少年中國說》的結末：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洲，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畫麵絢麗，文采飛揚，朗朗上口。雖是得於駢文的修養，但它的恣肆熱烈，卻和向來講究淵雅的駢文不同。又如《新民說·論私德》：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諒哉言乎！夫所謂公德雲者，就其本體言之，謂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個人對於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群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視於眾而忽明，聾者不能以聽於眾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於眾而忽勇，故我對於我而不信，而欲其信於待人；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於團體，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雲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欲從事於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
邏輯嚴密，層次分明，說理透徹。
梁啟超的這種"新文體"，主要是宣傳性而不是文藝性的，要指出它的某些方麵的缺點也很容易。但在當時，它完全打破了傳統的古文的束縛，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內心的熱情，造就了新的文風。在古代散文向現代散文推進的過程中，它的作用極為重要。梁氏後來對此總結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第三章 清代後期的詞
清後期詞學很盛。在詞集的整理方麵，譚獻選輯清人詞為《篋中詞》，王鵬運校刻五代至元人詞總集、別集及《詞林正韻》共五十七種為《四印齋所刻詞》，朱孝臧校刻唐至元人詞總集、別集一百七十九種為《彊村叢書》，都是詞史研究的重要資料，朱刻尤為集大成者。在傳統詞論方麵也出現眾多著作，較著名的有譚獻《複堂詞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況周頤《蕙風詞話》等，立論多以常州派為宗，重視有寄托而表現含蓄。
這一時期詩文的創作與時事關聯密切，麵貌多變，詞仍以傳統的麵貌出現，顯得比較陳舊。但詞也並不是完全與時代脫離的，不可避免的曆史變化，尤其是傳統文化所麵臨的深重危機所引起的傷感，也滲透在許多詞作中。如以一般的標準來衡量，清後期的詞不僅較多地保持著純文藝性質，而且寫作的技巧也相當高。但缺乏全新的創造，卻是它致命的弱點。在那一時代，詞比其他文學樣式更像是哀婉的"古典"回聲。比較重要的詞人有蔣春霖、文廷式、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等，後四人並稱為"清末四大家"。
蔣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蘇江陰人。曾為淮南鹽官，一生落拓。少年工詩，中年後專力為詞，負盛名。有《水雲樓詞》。他的部分作品在反對太平天國的立場上，寫出由戰亂而引起的世事衰殘之感，其餘則多抒發個人身世的哀傷。情調低徊，語辭精麗。下麵是他的《唐多令》：
楓老樹流丹，蘆花吹又殘。係扁舟、同倚朱闌，還似少年歌舞地，聽落葉，憶長安。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
王鵬運（1849-1904）字佑遐，號半塘，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同治舉人，官至禮科掌印給事中。有《半塘定稿》。他的詞頗有關涉清末時事之作，透露出傷感的情調。
《念奴嬌·登暘台山絕頂望明陵》以懷古形式寫一種現實的感觸：
登臨縱目，對川原繡錯、如接襟袖。指點十三陵樹影，天壽低迷如阜。一霎滄桑，四山風雨，王氣銷沉久。
濤生金粟，老鬆疑作龍吼。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終古，滾滾邊牆走。野老也知人世換，尚說山靈嗬守。平楚蒼涼，亂雲合遝，欲酹無多酒。出山回望，夕陽猶戀高岫。
朱孝臧（1857-1931）原名祖謀，字古微，號彊村，浙江歸安（今吳興）人。光緒進士，官禮部侍郎。詞風近薑夔、吳文英，有《彊村語業》。下麵是他的《鷓鴣天·庚子歲除》：
似水清尊照鬢華，尊前人易老天涯。酒腸芒角森如戟，吟筆冰霜慘不花。拋枕坐，卷書嗟，莫嫌啼煞後棲鴉。燭花紅換人間世，山色青回夢裏家。
朱氏詞作多閃爍其辭，不易理解。此篇寫對世情的不滿和厭倦，算是比較明白的。
另外，文廷式（1856-1904）有《雲起軒詞鈔》，詞學蘇、辛，與時流有異，多憂時傷政之作。鄭文焯（1856-1918）有《樵風樂府》，詞風近周邦彥、薑夔，詞作多寫作為一個遺老對於故國覆亡的痛切。況周頤（1859-1926）有《蕙風詞》，所作《蕙風詞話》對常州詞派的主張有所發揮。
王國維作於清末的《人間詞話》，是具有新的文藝觀念的詞論。
第四章 清代後期小說
鴉片戰爭爆發以後，隨著中國社會的劇烈動蕩和各種思潮的紛紛湧起，小說的創作發生了顯著變化，不但數量有驚人的增長，從內容到形式，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
清後期特別是到了清末的一二十年間，小說印行之盛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僅清末小說（包括翻譯）就在一千種以上。造成小說如此興盛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商業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市民對這種主要娛樂性讀物的需求不斷增長；二是新式的大眾傳播媒介的成長。清代後期以外國租界為主要基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報紙和期刊，據統計，至一九一二年，全國有報紙約五百種，期刊約二百種。這裏麵除了專門刊登小說的期刊如《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等之外，許多報紙為了吸引讀者，也以副刊的形式登載小說，隨報紙分送。這些報刊為孕育和傳播小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同時也在若幹方麵造成了這一時期小說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