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清代中期的詩詞文（續）
第一章 龔自珍
嘉慶、道光之際，封建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矛盾不斷積累，新舊思想的衝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龔自珍在這一時期的文壇上，以傲岸的姿態發出極具穿透力與震撼力的聲音，把清中期的文學推上更具有自覺的抗爭性的高度。卒於1841年的龔自珍，其作品與鴉片戰爭引起的劇烈變化關係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鴉片戰爭前夕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對社會危機的思考，也主要集中於封建專製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與人格墮落，並以個性解放、人格完善為社會發展的前提。這是整個清中期文學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元明以來幾經波折的進步思潮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龔自珍（1792-1841）一名鞏祚，字璱人，號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官禮部主事。
四十八歲辭官南歸，兩年後暴卒於丹陽雲陽書院。他少時從外祖父、著名學者段玉裁受文字學，二十八時轉歲從劉逢祿受經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學，並往往用之來"譏切時政，詆排專製"（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他學識宏富，通經史、諸子、文字音韻及金石學，精研西北曆史地理，晚年愛好天台宗佛學，並以詩、詞、文著名，既是敏銳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於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學家。著有《定文集》等，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位列下僚，而關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個站在獨立的學者立場上以個人的思考為依據縱橫議論時政的人物，這是他受後人尊重的重要原因。這類文字中，一部分是關於實際政務的建議。如《西域置行省議》主張移民屯墾新疆，以發展西部經濟、鞏固邊防；《罷東南番舶議》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絕鴉片貿易有關，以文章的題目結合他寫給林則徐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來看，龔自珍對發展正常的中外貿易的意義認識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鴉片入侵對於中國的巨大危險。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遠見。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現他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際著議》、《壬癸之際胎觀》、《古史鉤沉論》、《明良論》、《尊隱》、《論私》等。
在哲學上，龔自珍把自我的主體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謂"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壬癸之際胎觀第一》），是把"我"視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誌力量，它等於宗教中的"上帝"。這種唯心主義思想，為維護具體個人的自我價值提供了哲學根據。在《論私》中，龔氏強調"私"乃是人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基點，在公認的美德中，愛國並非愛他人之國，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們孝其父母，愛其子女，貞於其夫，無不是有"私"的表現，完全離於"私"的行為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種議論不僅僅是對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觸到道德作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實質，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
而社會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龔自珍看來，是個人的尊嚴和創造才能受到壓抑，尤其是作為社會中堅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麵，士大夫屈服於專製政權，唯知阿諛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論二》）。官場中"累日以為勞，計歲以為階"，一片死氣沉沉（《明良論三》）。另一方麵，當"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
社會以其物質與思想的統治力量使有才者歸於平庸或沉默，以至"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同上）。而社會使個人失去發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樣失去發展的可能，遂成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亂亦竟不遠矣"（同上）。在《尊隱》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於作為統治力量中心的"京師"不能受容人間的智慧精英，才士淪落在野，將"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這意味著社會將發生巨大的變動。
從封建體製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機而不僅是從一些具體現象來看待清王朝的衰微，這是龔自珍不同凡響之處。
他不僅預言了這個王朝的敗落，實際也預言了整個封建體製不可挽救的敗落。
龔自珍的思想與乾嘉學術有內在的聯係，乾嘉經史考據之學，固然有逃避現實矛盾的弊病，卻包含著"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從中國數千年曆史來看待現實的寬廣眼界，這就是龔氏所謂"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他的很多議論，更是直接運用了經今文學闡發"微言大義"的立論方法。但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龔自珍絕少援引明人學說，但他的許多核心論點，卻恰與李贄相近。
譬如對自我的重視、對私利的肯定、對"童心"的讚美，以及以"才"之盛衰為"世"之盛衰的標誌等等。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專製、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龔自珍吸引後人的地方，不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於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個高傲的人，在當時那種衰腐而壓抑的社會氣氛中，特別表現出一股勃發的英銳之氣。他鄙視庸庸碌碌的卑惡世俗，《識某大令集尾》痛詆身為"陽湖派"領袖、頗有文名的惲敬學浮行偽，唯以巧言欺世，顯示出對這一類正統派人物的極度憎厭。他激烈地追求個性解放，堅定地維護自己獨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稱的，"天地之間，幾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隻是他自己，不必合於任何既定的準則！這種傲岸的精神和"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的激越追求，是支撐他的詩文創作的內在骨架，也是使後來的改革誌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龔自珍的政論及學術論文，議論縱橫無羈，也常帶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記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種抒發人生感想的雜文，文學性更強。他描寫人物，喜歡凸現其兀傲不群的個性，從中也寫出自己的性情與好惡。如《吳之臒》、《記王隱君》、《杭大宗逸事狀》、《王仲瞿墓表銘》等，均有這種特色。《吳之臒》所寫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這位"臒"於世多憂，好言人過，指京師郎曹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剛愎"；責"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鋒芒銳利，反映了龔自珍對他所處"衰世"的特異眼光。紀行文中，《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從揚州表麵的"承平"氣象中，感受到一種"蕭疏澹蕩、泠然瑟然"的衰暮氣氛，寄慨良深。《病梅館記》借物抒誌，更為人們所熟悉：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
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複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辟病梅之館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閑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數百字的短文，熔敘述、議論、抒情於一體，借梅喻人，揭露病態的社會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長，表達了掙脫枷鎖、追求自由發展的願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長。
龔自珍的散文恰與桐城派形成對立，不僅思想旨趣大異，文章風格也完全不同。龔氏文無定式，不屑斤斤於結構與辭藻，其風格或切直或詭奇，均是隨筆直書，任意驅使語言，顯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時文句詰屈而不通暢，文意奧澀而難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內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筆，非徒為怪異者可比。
龔自珍是一個思想家，又有詩人的氣質，猶如《己亥雜詩》所寫："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黠，童心來複夢中身。"作為一個時代的先覺者，一個不甘遁世自適的誌士，他的精神常是痛苦的。"簫和劍"是他反複使用的意象，代表著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俠的兩麵。從早年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湘月》詞），到晚年的"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他在人間走過與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樣，他的詩中總是有一種睥睨俗世的奇氣、高揚飛越的人格精神。
抨擊時弊之作代表著龔自珍詩歌的一個方麵。如大型組詩《己亥雜詩》中，"津梁條約遍南東"一首寫鴉片的危害，"不論鹽鐵不籌河"一首揭發統治者的無能和對民間的搜括；
另外，《餺飥謠》用活潑的歌謠體詼諧地描繪了當時物價暴漲的情況，下麵這首《詠史》詩，則尖銳地刻畫出士林的卑瑣情狀：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在"金粉東南"，官場士林是一片苟且無聊卻自命風流的景象，而這正是清王朝運用高壓手段，使"天下之廉恥"被"震蕩摧鋤"（《古史鉤沉論一》）的結果。詩人不禁追問：像田橫五百壯士所表現的英雄主義精神，難道在世間已不可複得了嗎？這裏交雜著對於民族前途的絕望和希望。
更多的詩作，抒發了詩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這樣一個思想敏銳、感情和個性強烈的人物，與周圍鬱悶的環境不可避免要發生衝突；在這種衝突中，他又始終保持著桀驁不馴的姿態。他曾這樣吟詠：
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抒懷》）
"驕無垠"的"貴人"和瞋目而視的"群公"構成巨大的壓迫，令詩人感受到在天地間的"孤絕"。這首詩雖是就某一具體事件而發，但在詩人的生活中卻有普遍性的意義。因此，在龔自珍詩中，常常會看到浩蕩湧發的悲哀："情多處處有悲歡，何必滄桑始浩歎"（《雜詩》），"百髒發酸淚，夜湧如原泉"（《戒詩五章》），如此等等。但這絕不是弱者的哀號，而是壯士在孤獨的抗爭中的自傷，在這種自傷中，詩人的精神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擴張力。他的詩以奇特瑰麗著稱，就是這種精神力量的藝術表現。
黃金華發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夢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為陰陽卦象，以指造化循環的劫數。在這裏，詩人以自由的夢想幻造出氣勢磅礴的瑰麗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罷龍慘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詩》），"秋心如海複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三別好詩》），"今日簾旌秋縹渺，長天飛去一征鴻"（《己亥雜詩》）等等，無不具有想象突兀、辭句奇麗、意象飛動的特點。
甚至，詩人寫落花，會是"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這一類詩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緒律動，和詩人的靈魂在重重壓抑中飛騰起舞的姿態。
有時候，龔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擺脫種種矛盾的糾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壓。《寒月吟》之一述欲與妻何氏共隱杭州、幽居以老之意，開頭"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數句，寫出一種淒冷景象和幽憂之情。但他的詩總體上還是表現著奮發進取、衝決奔放的力量。
情詩在龔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這固然是其"不檢細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悶的人間尋求性情之真、尋求美麗的人生夢想的記錄。下麵是《己亥雜詩》中的一篇：
能令公慍公複喜，揚州女兒名小雲。初弦相見上弦別，不曾題滿杏黃裙。
語言很輕快，卻是一往情深，寫出狂士的灑落之態。而有的詩，則以瑰麗悱惻之筆，描繪若仙若幻的異性風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節：
美人十五如花穠，湖波發鏡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長眉豐。一索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朧，吳歈楚詞兼國風，深吟淺吟態不同，千篇背盡燈玲瓏。
這是幻想中的俊侶。《己亥雜詩》中一篇言及秦皇漢武，有所謂"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情成了人生的最後寄托，這和《紅樓夢》所寫人生感受，有著相同之處。
龔自珍論詩，嚐言："人以詩名，詩尤以人名。......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書湯海秋詩集後》）又稱：
"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書扇者》）
詩的個性和激情是他最為重視的，其餘均可不論。他的詩也正是他一生的寫照，具有獨創和新異的麵目。形式上包括古體近體、長篇短章，《己亥雜詩》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絕句組成，述其辭官南歸時經曆和平生感慨萬端之意，尤為特別；語言風格則有時平易有時深奧，多議論而熱情洋溢。他曾說："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清深不自持。"（《雜詩》）欲平易而不得，是因為他的獨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複雜而活躍的情緒，需要有異常的意象和語言結構來表現。他的詩，給人以奇麗非凡、縱橫浩博的感覺，非漢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龔自珍獨有的風格。有些詩寫得奧澀，有些詩情緒幽暗，或許與可以指為缺點，但他的天才創造是值得欽服的。當然，這裏也有時代的因素，其詩歌的張力，根本上來自不斷高揚的個性精神對於封建壓抑的激烈衝擊。
龔自珍也擅於同，於哀婉綺麗中多嵌崎不平之氣。如下麵這首《湘月》寫作者離開家鄉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
鄉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才見一抹斜陽，半堤香草，頓惹清愁起。羅襪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蕩入雲水。
龔自珍的各方麵的創作，既有狂傲的個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對國家與民族前途的熱情，這對於隨後的社會發生劇烈動蕩時期的文人，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梁啟超說："自珍性詄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騷；喜為要眇之思，其文辭犿詭連俶，當時之人弗善也。......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清代學術概論》）這裏指出了龔自珍的思想學說及人格精神對於清末有誌於改革的"新學家"的啟蒙作用，也實際證明了自元明以來到龔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進，具有內在的連續性。至於梁氏譏龔為"淺薄"，未免有以"新學"自負的味道。但這又說明了另外一點，即由於清末引進了先進的西方文明，中國的思想界產生了一種跳躍式的前進。
第二章 《儒林外史》、《紅樓夢》及其他
乾隆時代文學的複蘇與成長、孕育了兩部偉大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與《紅樓夢》。這兩部小說所描寫的人物類型、生活內容很不相同，但它們卻也有不少一致之處。《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和《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都是敗落的世家的子弟，都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特殊的人生經曆使他們更清醒和冷峻地看到了世態人情中某些本質的東西，並對社會所宣揚的價值觀與實際生活狀態的背離，以及統治階層人物的墮落與虛偽有了更深切的體驗。同時，如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這兩個核心人物的言行所表現出的，作者對封建正統文化的價值提出了深刻的懷疑，並試圖探求某種新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前途，但他們都無法找到這種新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前途到底在哪裏。在《儒林外史》中，重倡原始儒學的文化精神似乎被當作一條出路，然而吳敬梓分明清楚這是一種虛幻的向往。因之，小說中所寫群賢祭祀泰伯祠的聚會不像是慶典，倒像是一場無可奈何的哀悼--到了小說的結尾，這具有象征性的泰伯祠也早已荒蕪。對曆史、社會與人生的荒蕪感，到了《紅樓夢》中表現得更為強烈，天生我材無所用、美的理想遭到毀滅的悲哀，始終籠罩著這部精美的小說。雖然作者未必意識到，但他們確實描繪出一種封建末世的氛圍，反映了具有新的人生理想的文人在這一時代中的困惑與痛苦。
《儒林外史》與《紅樓夢》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嚴肅的小說創作，它們既很少受社會通行觀念的影響，也未嚐有意迎合世俗閱讀趣味，貫穿於其中的，是作者獨特的人生體驗、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傾注心血的藝術創造。同樣作為注重寫實的小說，像《金瓶梅》中常見的粗糙疏漏，以及缺乏審美價值的性描寫，在這兩部小說中已不再出現。小說文體便於通過描摹世態、刻畫人情來反映人性的真實狀態和人類生存處境的優長，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這對中國文學向現代方向的轉變，有著重要意義；它們的藝術成就，也啟迪了包括許多現代作家在內的後來人。
除了《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清中期還有不少其他小說作品，雖然成就較低，但也有值得注意之處。
第三章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
一、吳敬梓的生平與著作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絕，官也做得相當發達，有過五十年"家門鼎盛"（吳敬梓《移家賦》）的時期，但到了他父親時已經衰敗。他少年時代生活還頗優裕，隨父親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這種教育並不局限於八股文訓練，還涉及到經史、詩賦。
祖輩的科第發家和當時的家門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舉業，二十歲時考上了秀才，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後父親亡故，他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繼承了一筆豐厚的遺產，族人欺他這一房勢單力孤，蓄意加以侵奪，這使他看到人情世態的涼薄，並由此產生了對家族的厭惡和反抗的情緒，祖傳遺產也在短短幾年內隨著這種情緒的增長而加速散盡：他一麵往來於家鄉與南京，涉足花柳風月之地，肆意揮霍；一麵隨意散發錢財給向他求助的人。他被鄉裏視為"敗家子"而"傳為子弟戒"（吳敬梓《減字木蘭花》詞）。而且他幾次鄉試都沒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親友的歧視，感到在家鄉很難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歲時把家搬到了他所喜愛的有著名山勝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後，家境雖已很困窘，但他仍過著豪放倜儻的生活，與四方文酒之士交遊，甚至在沒落之中，仍變賣了家產，以葺先賢祠。同時，他對仕途也失去了興趣。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推薦他入京應"博學鴻詞"科考試，他也稱病不去。而他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主要靠賣文和朋友接濟過活，有時竟到了"囊無一錢守，腹作於雷鳴"，"近聞典衣盡，灶突無煙青"（程晉芳《寄懷嚴東有》）的地步。雖然他性格豪爽，但內心的辛酸還是難免的。當他的好友程晉芳也陷入困境時，他感慨地說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吳敬梓是舊時代一種很特別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對杜少卿的批評，描繪出他自己的精神麵貌來：
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裏，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裏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麵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
這裏正是寫出了吳敬梓與由"正經人"所組成的世界和他們的人生規範的衝突。在吳敬梓看來，在所謂"正經人"的世界裏，人心為功名富貴和虛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應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熱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須從這個"正經人"的世界中逃脫出來，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裏，這對吳敬梓仍然是艱難的課題。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墮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學以人格修養為先的原則，覺得講求禮樂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處"，才是挽救士風的途徑。他晚年曾用心於經學，認為這是"人生立命處"（《文木先生傳》），並曾著《詩說》（已佚）。他的這種努力，與時代風氣是一致的。清代重實證的經學，在一部分學者那裏具有同教條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學相對抗，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闡釋來改造社會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錫瑞論清代"經學複盛"的原因，謂"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指八股）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經學曆史》）。
當然，這種以古老經典為依據的思想學說所能達到的實際效果是極有限的，它對於吳敬梓也隻是一種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約作於吳敬梓四十歲至五十歲時，這正是他經曆了家境的劇變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時期。此書現在所見的最早刻本（臥閑草堂本）為五十六回，而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記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吳敬梓長期交往的好友，所言當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為後人所添加，這已為學界所公認。而我們認為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內容也是後人竄入的，這主要是兩大塊：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麵一大半，即蕭雲仙在青楓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結尾至四十四回前麵一小半，即以湯鎮台野羊塘大戰為核心的故事。這兩部分偏離全書的主題和結構，思想傾向與全書不合拍，藝術性也很差。
此外，吳敬梓還著有詩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
《儒林外史》雖然一般歸類為長篇小說，但它的結構卻不是現代意義上嚴格的長篇小說的結構。全書中沒有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故事的連環套；前麵一個故事說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這些新的人物便成為後一個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場表現一番以後，就不再出現，有的人物還再次出現，但基本上隻是陪襯性的了。這種特點，魯迅謂之"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中國小說史略》）。但全書也不隻是若幹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為背景，揭露在封建專製下讀書人的精神墮落和與此相關的種種社會弊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中心主題，也有大致清楚的時間線索。在情節上，也存在內在的統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書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寫各地和各種類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後，隨著杜少卿從天長遷居南京，全書的中心便轉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動，並以祭泰伯祠為主要事件（在剔除後人竄入的部分以後，上述麵貌就很清楚）；最後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結全書，與第一回遙相呼應。總體說來，這是一部短篇藝術與長篇藝術相結合的作品。
在封建時代，"士"是社會的中堅階層。按照儒學本來的理想，士的職業雖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標卻應該是求"道"（《論語》所謂"士誌於道"），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為驕傲的。然而事實上，隨著專製政治的強化，讀書人越來越依附於國家政權，而失去其獨立思考的權利乃至能力，導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瑣。如何擺脫這種狀態，是晚明以來的文學十分關注的問題。
《儒林外史》首先對科舉大力抨擊。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評因有了科舉這一條"榮身之路"，使讀書人輕忽了"文行出處"--即傳統儒學要求於"士"的學問、品格和進退之道。第二回進入正文開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寫了周進與範進這兩個窮儒生的科場沉浮的經曆，揭示科舉製度如何以一種巨大的力量引誘並摧殘著讀書人的心靈。他們原來都是在科舉中掙紮了幾十年尚未出頭的老"童生"，平日受盡別人的輕蔑和淩辱。而一旦中了舉成為縉紳階層的一員，"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房子、田產、金銀、奴仆，也自有人送上來。在科舉這一門檻的兩邊，隔著貧與富、貴與賤、榮與辱。所以，難怪周進在落魄中入貢院參觀時，會一頭撞在號板上昏死過去，被人救醒後又一間間號房痛哭過去，直到口吐鮮血；而範進抱了一隻老母雞在集市上賣，得知自己中了舉人，竟歡喜得發了瘋，幸虧他嶽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複了神智。讀書人--特別是那些出身貧寒的讀書人如何為科舉而癲狂的情狀，通過這兩個人物顯露得極其充分而又帶著一種慘厲的氣氛。
作為儒林群像的畫譜，《儒林外史》的鋒芒並不隻是停留在科舉考試上。小說中所描寫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進、範進這一類型外，有張靜齋、嚴貢生那樣卑劣的鄉紳，有王太守、湯知縣那樣貪暴的官員，有王玉輝那樣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窮秀才，有馬二先生那樣對八股文津津樂道而完全失去對於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蘭江、趙雪齋之類麵目各異而大抵是奔走於官紳富豪之門的鬥方名士，也有像婁三公子、婁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樣的貴公子，喜歡弄些"禮賢下士"或自命風雅的名堂，其實隻是因為活得無聊......。這些人物並不能簡單地一概歸之為"反麵角色"，但他們都從不同意義、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讀書人中普遍存在的極端空虛的精神狀況，從而反映出社會文化的萎靡狀態。他們熙熙攘攘奔走於塵世，然而他們的生命是無根蒂的。在這些人物中，像馬二先生好談文章而不識李清照，範進當了一省的學道而不知蘇軾為何人，反映出科舉對士林文化修養的破壞；像上至某"大學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窮秀才王德、王仁標榜"倫理綱常"而取利，則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義原則上的虛偽性。《儒林外史》描摹出這種普遍性的社會景觀，從根本上揭示了封建製度對人材的摧毀和它自身因此而喪失生機。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為作者所肯定所讚頌的人物，大致可以分為二類：一類是士林中為數不多的賢者，一類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眾和"市井奇人"）。而他們又有共同之處，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則，前者不為功名富貴所驅，後者與之絕緣。這一部分人物刻畫得不是很成功。書中的杜少卿有著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對當時被定於一尊的朱熹的經解表示大膽的懷疑，在南京遊清涼山時，他一手攜著妻子，一手拿著金杯，一邊走一邊大笑，使路旁遊人都"不敢仰視"，他的身上帶有比較多的離經叛道的味道。但這隻是表現出一種生活態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會理想的則是莊紹光、遲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來，他們身上表現出的原始儒學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會價值。但這是一種觀念化的、缺乏真實生活基礎的願望，因此他筆下的"真儒"們成了一種賢人政治的符號，性格顯得單調而蒼白。作為全書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場麵，也貌似肅穆莊重，實際是腐氣騰騰。寫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時，作者往往把下層社會的忠厚本分視為美德；而所謂"市井奇人"，其實是隱士情調的化身。這表明盡管作者觀察社會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對於如何糾正這些弊病，他實在有些茫然。由於對原始儒學精神的迷信，他難以從活生生的現實中找到社會變革的方向。
但同時應該注意到，作者通過描寫的這一部分人物，也還是觸及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即：隻有擺脫政治權力體製，人們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嚴。這些人物中也有寫得比較成功的，如傲然以"敗家子"麵貌出現的杜少卿，表現了對社會公認價值的蔑視和對自由生活的熱愛。另外有一個沈瓊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個被鹽商騙娶為妾而隻身逃至南京、企圖以自身的技藝謀食的奇女子，大膽潑辣，敢作敢為。這一形象，反映出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女性開始有了一種掙脫其自古以來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現，標誌了中國小說藝術的重大發展。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曾這樣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