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統一全國至滿族興起前的南北各民族（續）
第一卷 藏族
第一章 清朝初年的西藏政局
一、達賴五世受清世祖之請抵達北京
1644年（順治元年）正月，清朝派遣官員入藏迎請達賴五世，並寫信通知固始汗。此後，清朝又多次派人敦促達賴五世前來內地，達賴五世卻一再推托，直至1652年（順治九年）始成行。
達賴五世遲遲未能成行的原因，與清初政局尚未穩定有關。當時世祖雖已登基，但實權仍在其叔睿親王多爾袞手中；明室諸王和舊臣，以及李自成、張獻忠舊部的抗清勢力依然存在；加以蒙古衛拉特四部對達賴五世朝清意見尚不統一，而衛拉特又是黃教寺院勢力的主要支持者。在這樣的形勢下，達賴五世自然不會貿然決定起程。至1651年（順治八年）年底，清朝再一次派出迎請達賴五世的官員抵達拉薩，此時全國形勢已趨於穩定，世祖在皇室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南方的抗清勢力也將被次第削平，世祖已牢牢地掌握對全國的統治權力，於是達賴五世決定了朝清的行期。
1652年正月，達賴五世在清朝官員的陪同下自拉薩起程，前往內地。蒙、藏統治階級為他安排的隨行人眾多達3000人，包括蒙、藏二族官員，高級僧侶和保衛軍隊。
清世祖在迎請達賴五世來內地時，並未確定朝見地點。當達賴五世路經青海、寧夏向內蒙古進發時，曾向世祖提出在歸化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或代噶（今內蒙古涼城縣）朝見，請世祖決定。可見達賴五世原想在內蒙古某地完成朝清使命，就近會晤內外蒙古各部的領袖人物，並無進京初衷。
世祖曾有親赴內蒙古與達賴五世相見的考慮，他擔心如果自己不去內蒙古，達賴五世與內外蒙古各部領袖會晤後徑返西藏，便會影響到衛拉特、喀爾喀蒙古諸部對清朝的歸順。滿大臣大都附和世祖的想法，但漢大臣則多持反對意見，認為皇帝乃"天下國家之主"，殊無必要親赴內蒙古，可由皇帝派諸王大臣一人，專迎達賴五世輕裝進京，去時多帶金銀，厚予賞賜。世祖最後作出決定，派遣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去內蒙古迎請達賴五世進京。此時達賴五世也改變初衷，決定隻帶少數隨從進京朝見世祖，大批隨行人員則暫留內蒙古待命。
1653年（順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達賴五世抵北京。世祖在南苑會見、賜坐、賜茶、賜宴，待以殊禮，當日，即由戶部撥供養白銀9萬兩。達賴五世在北京一直居住在安定門外為他專門修建的西黃寺中。
達賴五世到達北京後不滿10日，固始汗便派人到北京向清朝貢獻方物，順便請求達賴五世返回西藏，擔心清朝將達賴五世長時間留在北京。當達賴五世以"此地水土不宜，多病，而從人亦病"為由，向世祖提出返藏的請求時，世祖當即準許，並未深加挽留。行前，世祖賜給達賴五世黃金550兩，白銀1200兩，大緞100匹以及其它貴重禮品多種；皇太後也賞賜了金、銀、緞等禮品，待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以特殊禮遇。
二、達賴五世受清廷正式冊封
達賴五世於1653年（順治十年）二月二十日離開北京，他在北京隻居住了兩個月。在此期間，清朝尚未對他進行冊封。達賴五世在以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為首的官員護送下回到代噶，與前此留駐此間的隨從人員會合。四月間，清朝派出以禮部尚書覺羅郎球和理藩院侍郎席達禮為首的官員趕到代噶，齎金冊金印，正式冊封達賴五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清朝給達賴五世的封號，前半部分沿用了明朝封噶瑪噶舉派黑帽五世得銀協巴封號的一部分，隻是在"領天下釋教"之前，加一"所"字。明代藏傳佛教的教主黑帽五世並未管轄漢地佛教，說他"領天下釋教"，即統領全中國的佛教，已經與事實不符，這是因為明朝簡單地繼承元朝的傳統而疏幹核實的結果。元代，由薩迦派的帝師"領天下釋教"，入明，實際情況有了變化，明廷仍率爾沿襲元製，以致出現失誤。清朝在"領天下釋教"前所加的"所"字，在藏文封號中意為"在一個很大的範圍"，表明達賴喇嘛不是統領全中國的佛教，而是管轄一個很大範圍以內，實際上是指信奉藏傳佛教的蒙、藏地區的佛教事務。足見清廷對達賴五世的封號是根據實際情況，經過認真考慮的。
封號的後半部分沿用了明代俺答汗給達賴三世·索南嘉措的尊號，隻是譯名稍有改動，"普通"，意為普遍通曉，與"識一切"意義相同，為藏傳佛教對在顯宗方麵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稱呼："瓦赤喇怛喇"即"瓦齊爾達喇"，梵文音譯，意為執金剛，為藏傳佛教對在密宗方麵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稱呼。表明清廷在冊封達賴五世時，尊重達賴喇嘛這一稱號的曆史淵源。
從清朝對達賴五世的封號還可以看出，清朝隻是封達賴五世為"所領天下釋教"的宗教領袖，而不是封他為西藏政治上的領袖。對此，清朝統治者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確的。
清朝在冊封達賴五世的當年，又派專人攜帶金冊、金印入藏，正式冊封西藏地方的掌權人、和碩特部領袖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清朝冊封固始汗主要由於當時清朝入主中原不久，尚未直接統治青海、西藏，對固始汗已經建立的地方政權，隻能采取承認既成事實的態度，因而明確地封他為領有封地的"汗"。但是清朝也向固始汗規定了應盡的職責，即給他的封文中所說的"作朕屏輔，輯乃封圻"，要他克盡職守，治理好皇帝封給他的領地。
清朝在一年之中對西藏的達賴五世和固始汗都進行了冊封，然而在清朝統治者的心目中，二人的職權範圍是明確的，前者是宗教領袖，後者是政治領袖。清朝初年在西藏實行宗教和政治分開的政策，對當時清朝在西藏尚且未能實現直接統治，無疑是有利的。不少宗教史籍認為黃教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權始於達賴五世，與清朝冊封達賴五世和固始汗的史實不符。
三、桑結嘉錯出任第巴
固始汗為了便於在西藏的統治，也是有意借助於達賴五世的聲威，將總管達賴喇嘛事務的第巴任命為地方政權的第巴，使第巴一職成為西藏的政務總管。在固始汗去世（1655）前，西藏的蒙、藏統治階級的矛盾還不突出，此後，地方政權中藏族官員自第巴以下羽翼日益豐滿，和碩特部世襲汗王在西藏的統治因而有所架空。
1679年（康熙十八年），桑結嘉錯出任第巴，逐漸集中權力，與和碩特部汗王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
第巴桑結嘉錯（1653-1705），拉薩貴族，屬仲麥巴家族。8歲時（1660）入布達拉宮，從達賴五世學習佛教、文學、史學、曆算、醫藥等學科，得到達賴五世的特殊鍾愛。隨著年齡的增長，桑結嘉錯成為一名出色的青年學者，1679年（康熙十八年），桑結嘉錯在達賴五世的精心安排下出任第巴。此時和碩特部領袖達賴汗當政，達賴汗與新上任的第巴桑結嘉錯尚能相安無事。
第巴桑結嘉錯上任三年後，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圓寂。第巴桑結嘉錯出於穩定社會秩序，鞏固自己的權勢以應付蒙、藏統治階級之間日益明朗的權勢之爭，秘不發喪長達15年之久，對外宣布達賴五世"入定"，除第巴外不見任何人，一切事務都委托第巴辦理。當時向清朝奏報和發布文告仍用達賴五世的名義，實則是第巴桑結嘉錯按照自己的意誌處理事務。
在第巴桑結嘉錯隱匿達賴五世之喪的10多年中，發生了蒙古準噶爾部領袖噶爾丹反清叛亂的事件。由於噶爾丹早年曾在西藏出家學經，深得達賴五世的賞識，與當時尚未就任第巴的桑結嘉錯也有較密切的關係，噶爾丹出兵反清，第巴桑結嘉錯於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派濟隆呼圖克圖去噶爾丹處，明為勸和，實則助戰。噶爾丹在烏蘭布通（今內蒙古自治區克什克騰旗境）戰敗（1690）後，第巴桑結嘉錯預感到噶爾丹前途堪憂，為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於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假借達賴五世的名義上奏清聖祖玄燁，請求賜第巴桑結嘉錯封號。當時，盡管聖祖尚未得到達賴五世已經去世的確息，但是卻對第巴桑結嘉錯有所警惕。聖祖經過認真考慮後，決定封第巴桑結嘉錯為"王"，賜金印，印文為"掌瓦赤喇喇達賴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迪之印"。第巴桑結嘉錯原想利用清廷封給他的爵位對付和碩特部汗王，但聖祖鑒於西藏的行政權已封給固始汗子孫世襲，桑結嘉錯雖受封為"王"，卻將其權力嚴格地限製在宗教範圍以內，這樣，既無損於達賴汗的權力，又滿足了達賴喇嘛的"請求"，同時又將第巴桑結嘉錯的權力局限於宗教上，可謂照顧得至為全麵。
四、第巴桑結嘉錯被拉藏汗擒殺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噶爾丹兵敗自殺，聖祖獲悉達賴五世已去世15年，向第巴桑結嘉錯嚴厲責問。第巴桑結嘉錯誠惶誠恐地向聖祖奏明情況，不乏為自己辯解之辭。當時清朝對西藏政務尚未得手直接過問，對受權管理西藏政務的和碩特部汗王亦有一定的疑慮，因此並未深究第巴桑結嘉錯，而是承認了既成事實，包括承認第巴認定的達賴五世的轉世倉央嘉措。
達賴六世·倉央嘉措（1683-1706），西藏門隅人。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由第巴桑結嘉錯認定為達賴五世的轉世"靈童"，被安置在家中居住。至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經清朝認可，始自門隅迎來拉薩坐床，以班禪五世·羅桑意希為師，成為第六世達賴喇嘛。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拉藏汗繼承了汗位，繼續和碩特部在西藏的統治。自拉藏汗即汗位起，第巴桑結嘉錯與拉藏汗的關係日趨惡化。至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雙方終於釀成一場流血衝突。其間先後經拉藏汗的經師嘉木樣協巴和班禪五世調解，但是雙方積怨已深，調解終歸無效。最後，第巴桑結嘉錯於七月十七日兵敗被擒，當天即被殺害。
第巴桑結嘉錯平日深入民間，政績顯著，藏族人民對他起兵反抗和碩特部的統治者拉藏汗而慘遭殺害，更寄予深刻的同情。另外，他學識淵博，著述豐富，寫過《布達拉宮誌》、《藍琉璃》（醫學）、《白琉璃》（天文曆算）、《黃琉璃》（黃教史）等著作，對藏族文化作出過重大貢獻。但是，對於這一曆史人物的評價眾說不一，有人以他隱匿達賴五世之喪，反對清朝授權統治西藏的拉藏汗以及勾結準噶爾部的噶爾丹，而趨向於對他全麵否定。如果從史實上作進一步的分析，則以上根據有失牽強，大有可商榷的餘地。
首先，第巴桑結嘉錯隱匿達賴五世之喪，確與當時的形勢密切相關。由於蒙、藏統治階級都十分尊崇達賴五世，以故在達賴五世圓寂前，西藏的蒙、藏統治階級的矛盾尚未激化，而達賴五世的聲威，也是西藏的藏族統治階級對付和碩特部統治者的有力手段。一旦宣布達賴五世已經去世，穩定的局勢很可能被突發的事變打破，為了鞏固實力，保持權勢，經過慎重考慮，第巴桑結嘉錯才采取了匿喪不發的做法。
其次，第巴桑結嘉錯反對拉藏汗，反映了當時藏族人民對和碩特部汗王在西藏統治的不滿，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清朝固然支持拉藏汗，但反對拉藏汗畢竟不等同於反對清朝，何況第巴桑結嘉錯一直希望得到清朝的支持。
第三，第巴桑結嘉錯與準噶爾部噶爾丹的關係較為錯綜複雜。桑結嘉錯曾經幻想利用準噶爾部的力量牽製和碩特部在西藏的領導權力，因而在噶爾丹反清時，對噶爾丹有所偏袒和支持，但是，噶爾丹反清並非出自桑結嘉錯的唆使，而是基於噶爾丹稱霸的野心所使然。因此，必須區分噶爾丹的反清與第巴桑結嘉錯曾經對他有所偏袒的界限，並分析第巴桑結嘉錯的動機和當時的曆史背景。
當然，第巴桑結嘉錯與和碩特部統治者的鬥爭，就其實質也是統治階級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對和碩特部的高壓政策，他沒有也不可能依靠藏族人民進行反抗，而主要靠施展政治計謀，結果自己在這場權勢傾軋的紛爭中遭到失敗。對第巴桑結嘉錯這一曆史人物的評價，應認真研究和分析史料，避免絕對化和概念化的做法。
五、西藏社會動蕩與清朝的相應措施
第巴桑結嘉錯被殺後，拉藏汗立即派人向聖祖報告事件經過，聖祖肯定了拉藏汗的做法，加封拉藏汗為"翊法恭順汗"，賜給金印一顆，同時還下令將達賴六世·倉央嘉措解送到北京處置。
聖祖堅持將倉央嘉措解送京師，是他擔心倉央嘉措"有達賴喇嘛之名，眾蒙古皆服之"，如果被準噶爾部的新領袖策妄阿喇布坦接走，"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準噶爾部果然派人到拉薩迎請倉央嘉措，本來拉藏汗對解送一事持異議，害怕會因此引起西藏的動亂，此時也認為解送倉央嘉措到京事在必行。五月，拉藏汗向倉央嘉措宣布他已被廢黜，立即解送去北京。同年十月，倉央嘉措在被押送的途中去世，據《清實錄》記載是"行至西寧口外病故"的，很可能是被押送的官兵殺害，年僅24歲。
拉藏汗既已宣布倉央嘉措被廢，且已解送進京，因而必須另立新的達賴喇嘛。結果拉藏汗將自己的一個非婚生子定為達賴六世，取法名意希嘉措。當時西藏的大權都在拉藏汗的把持之下，為所欲為。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二月，經清朝批準，由班禪五世主持，為意希嘉措舉行了坐床儀式。
拉藏汗另立意希嘉措為達賴六世，遭到藏族各階層僧俗人民的反對，他們拒不承認意希嘉措為達賴六世。西藏各地人心浮動，拉藏汗盡管大權在握，卻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處境尷尬。
聖祖敏銳地覺察到西藏的動蕩局勢，與拉藏汗的獨斷專橫有關，如不采取相應的措施，後果將不堪設想。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聖祖指出"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臧（藏）獨理"，決定派遣侍郎赫壽"前往西藏協同拉臧（藏）辦理事務"。這是清朝派官員直接管理西藏政務的開端。
隨後不久，至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又派專人去西藏，齎金冊金印正式封班禪五世·羅桑意希（1663-1737）為"班禪額爾德尼"。清朝正式冊封班禪五世，是因為倉央嘉措被廢黜，取代其位置的意希嘉措又不能得到公認；班禪的宗教地位雖然很高，但是從未受到朝廷的正式冊封。為了安定人心，穩定西藏局勢，清朝才作出這一重要決策。
西藏黃教寺院的上層喇嘛堅持倉央嘉措是真正的達賴六世，倉央嘉措已經去世，他們在四川理塘尋獲倉央嘉措的轉世"靈童"格桑嘉措（1708-1757）。為了避免拉藏汗插手，黃教的上層喇嘛將格桑嘉措護送到青海。青海和碩特部的固始汗後代，都反對拉藏汗既繼承汗位，又控製達賴喇嘛。在青海和碩特部諸領袖的支持下，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格桑嘉措被迎到黃教在青海最大的寺院塔爾寺。
六、準噶爾部侵擾西藏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西藏發生了準噶爾兵入侵事件。準噶爾部占據西藏長達3年，給西藏人民帶來一場深重的災難。
噶爾丹兵敗自殺（1697）後，準噶爾汗由其兄子策妄阿喇布坦繼承。策妄阿喇布坦即汗位後，極力尋找機會擴大權勢。西藏的蒙、藏統治階級反目，第巴被殺，拉藏汗自行廢立達賴六世，失卻人心，均為策妄阿喇布坦侵藏製造了借口，但是他派兵侵藏的真實目的是要取代和碩特部統治西藏，進而挾持達賴喇嘛以號令蒙古諸部。
策妄阿喇布坦深知遠征西藏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既要聯絡西藏反對拉藏汗的力量，又要製造假象麻痹拉藏汗，使拉藏汗對準噶爾部入侵喪失警惕，甚至毫無覺察。策妄阿喇布坦首先提出欲將其女嫁與拉藏汗的長子丹衷為婚，許以厚禮，但須丹衷去伊犁完婚。拉藏汗答允了這門親事。
1714年丹衷去準噶爾部上門成親。聖祖預感到策妄阿喇布坦心懷叵測，擔心丹衷被扣，拉藏汗形單影孤，"可保常無事乎......倘或事出不測，朕雖憐伊，伊雖倚朕，此間地方甚遠，相隔萬裏，救之不及，事後徒貽悔耳，即朕亦無法也......若不深謀防範，斷乎不可"。但是昏庸無能的拉藏汗卻看不到大難臨頭的前景。
策妄阿喇布坦在調集軍隊遠征西藏之前，先派人到拉薩與黃教各大寺院的上層喇嘛暗中聯絡，透露準噶爾部即將推翻拉藏汗政權，廢掉拉藏汗所立的假達賴喇嘛，並將護送蒙、藏各族人民公認的達賴七世·格桑嘉措到拉薩坐床。準噶爾部的宣傳和煽動，正投合廣大黃教僧人對拉藏汗的不滿心理，他們在準噶爾入侵西藏時，的確起到了裏應外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