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周雲蓬比認識任何人都早，圓明園畫家村還沒被解散的時候，就在某個院落裏的露天畫展中看到了這位盲人。當時不知道他是唱歌的，後來，在一個朋友家中再次邂逅他時，我興奮地說：“我家還有你去圓明園時候的照片呢！什麼時候拿給你看！”他輕描淡寫地說：“我也得看得著才行啊！”我才意識到他是個盲人。周雲蓬是極少見的給人以不盲感的盲人，幽默感和參與感與生俱來，以至於讓人經常忘了他看不見東西這個事實。有次我們爭論一個問題，我急於反駁他，脫口而出說：“你瞎說！”雲蓬說：“我本來就是瞎說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認識他好多年，直到2005年，才在迷笛民謠舞台上真正聽到他唱歌，瞬間刮目相看，之後，在疆進酒、江湖、兩個好朋友、麻雀瓦舍這些新晉音樂酒吧裏頻頻追看，從朋友徹底淪為粉絲。
在兩個好朋友酒吧的綠色草坪上跟冬子搭訕時，他怯生生地問我：“你是不是叫金燕？”我驚訝地問：“你怎麼知道？”他說：“我們十年前就見過！”然後幫我回憶種種往昔的朋友和飯局，但我依然沒有絲毫印象。我想，我那時一定沒聽過他唱歌，至少沒有聽到他現在的歌。如果一個人幹淨的歌聲像《牆頭草》《十方》一樣打動我，那麼即使很多年華老去，那些音符也不會淡。因為，好的音樂，隻要聽一次，就會長在骨頭裏。
很少打開MSN郵箱，某日無意打開，驚然發現朱小龍從荷蘭傳來的音樂小樣。小龍已經六七年沒見了，隻是偶爾接到他從各個國家打來的電話。小樣錄製得極簡陋，就一把吉他，一個小麥，自彈自唱。歌裏反複詠唱著：“我想要趟過那河水，等你，我想要穿越那叢林，擁抱你，用我所有思念，用我所有時間……”搖滾現場的往昔瞬間紛紛湧來，將我塞滿，又將我掏空。我頹然坐在一堆聲色犬馬的回憶中，快樂地憂傷著：我們都將老去，但音樂沒有，許多人越走越遠，但音樂沒走遠。
1989年秋，一個青年老師從北京回來，把大家召集到他的單身宿舍裏，神秘地告知大家：“給你們聽一個絕對牛的好東西。”然後他將所有燈關上，虔心點上蠟燭，那架勢好像要做一場法會。大家都被這神秘而莊嚴的儀式感給鎮住了，十幾雙眼睛齊刷刷地盯著那個破雙卡錄音機平心靜氣地等著。
按鍵落下，那個震撼了我半生的聲音響起，當錄音機裏的男人扯著嗓子從心底裏吼出“咿呀……”我們集體淪陷了，從此成為這個叫“崔健”的男人的信徒。那晚，我們大醉，聽了一遍又一遍，隻一晚，便學會了《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裏的所有歌曲。那些旋律、節奏和歌詞，如刻在骨頭裏般，從此不忘。
像所有歌迷一樣，我在當時資訊極其有限的情況下，貪婪地收集著一切有關崔健的信息。一個在北外上學的師兄特熱心地承擔起為我收集資料的任務。每到假期，他就給我帶回攢了半年的剪報，那些文字讓我嚼了一遍又一遍，許多報道是幾個月以前的，但我依舊能在字裏行間反複體味那些未曾體味過的現場激動。
“這輩子要是有機會能看見崔健的現場演唱會就好了！”可是，地處偏遠，這簡直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夢想，更別提能見到崔健真身了。想都不敢想！
及至我終於到了有可能看到老崔演出的北京的時候，他已經被雪藏了。沒有機會朝聖，但老崔卻變成了我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聚會、喝酒、結婚、別人結婚……這些歡樂或者傷感的時刻總是有老崔的歌相伴，再自然不過。
初見崔健是十年之後的那個夏天，我和朋友們應邀到馬克西姆餐廳為寧瀛的《夏日暖洋洋》做群眾演員，無償，但管紅酒和小點心。是夜，馬克西姆餐廳人頭攢動，晃來晃去的全是名人臉，我們這幾個下流社會的小混混誰也不認識，但還是興奮地跑來跑去不停地去拿紅酒和小蛋糕，然後躲在角落裏看名流們推杯換盞。